农村正规金融_非正规金融与农户收_省略_6_2009年微观面板数据的分析_杜金向

管理评论Vol.25No.03（2013）引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然而，由于中国地域辽阔，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加上经济体制的约束，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区域不平衡。近年来，不仅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不同地区的农村之间经济差距正在加大，已经制约中国经济协调、和谐、健康稳定地持续发展。当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已成为重要的核心要素，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农业的现代化更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金融资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本来缺乏的资源更加短缺，经济发展的水平受到影响，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为此，国家明确提出要求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引导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创新支持“三农”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大农业投入，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举措。

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实证研究———基于农村固定点调查1986-2009年微观面板数据的分析

杜金向1，2董乃全3（1.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300072；2.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天津300222；

3.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天津300350）

摘要：借鉴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了农户信贷投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基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1986-2009年的微观面板数据（PanelData），运用个体变系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户信贷投入与农户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正规金融的信贷和非正规金融的借贷的投入与农户收入增长效应，不同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却是负效应。民间借贷对东中西部农户的收入均为负效应。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对收入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表明农村金融在信贷资金转换为投资配置效率上是低下的，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兼顾公平的不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是今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和金融产品创新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和建议。关键词：农户信贷；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

收稿日期：2012-02-21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TJYY-11-1-019）；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GL08-087）。

作者简介：杜金向，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董乃全（通讯作者），天津电

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硕士。

经济与金融18MANAGEMENTREVIEWVol.25No.03（2013）因此，探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农户信贷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研究金融投入在我国农村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差异，以便根据农村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因地制宜地构建适应区域农村经济特征的农村资金供给体系，采取相应的对策，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水平，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是经济学家们探讨的经济主题之一。国外学者早期经典的文献有Bagehot、Schumpeter、Gurley和Shaw、Goldsmith以及McKinnon[1]等都强调了金融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1]。

而Robinson[2]以及Lucas[3]则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近年来，经济学者们就金融对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然热度不减，如Alessandra[4]、August等[5]、Ferda[6]、Hsu等[7]、Kar等[8]、Ikonen[9]、James[10]、Peter[11]、

Panicos等[12]、Giuseppina[13]、Muhammad等[14]

，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既有针对发达国家的如美国和日本，也有针

对发展中国家的如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方法都有可喜的进展。国内学者就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如宾、谈、韩、史等[15]，主要是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宏观关系的研究[15]。同时，中国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尤其是针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研

究相对较少。而且，温涛等[16]的研究却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另有研究还发现，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王虎等[17]认为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是也显著拉大了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季凯文等[18]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刘忠群等[19]发现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中介的低效率阻碍了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促进作用的进一步提升。近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分析也被一些学者关注，如黎翠梅等[20]、焦兵[21]、李喜梅[22]、温涛等[23]。反映出农村金融研究的逐步深入，并认识到存在的地域

性差异。但是，农村各地区金融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并不是显而易见，其中存在着较复杂的关系和不同的影响。Levine[24]

曾经把金融系统的主要功能分解为五个基本功能，即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分散和聚集，配置资

源，监督管理者、促进公司治理，动员储蓄以及便利商品和服务的交换。Levine还认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渠道，金融系统的上述功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中国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农村金融所具有的特殊性，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更加复杂。同时，中国的地域辽阔，地区间农业的内部结构，城市化水平也不同，使农户的收入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中国农村金融不同区域的信贷规模、结构和配置效率的差异，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是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不同于其他学者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基于中观的农村区域经济视角，研究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对不同地区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本文的借贷不含乡镇企业贷款及银行对农村各类机构和部门的贷款。同时通过引入农户工资性收入来间接地反映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的数据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含全国300多个村庄2万多农户。按全国、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和农户收入分组、分年度汇总，样本涉及除港澳台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系统于1986年运行至今，通过对固定不变的村和户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取得了连续数据。这些数据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是调查数据中最完整最全面的统计。选取的分析指标是微观面板数据，农户的借贷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指标，而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宏观指标，使问题的分析结果更具可靠性，这是本研究的特点之一。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而中国农村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各地区农业的产业化水平、资本有机构成，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农民的就业结构均不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农村金融支持主体有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类，不同的金融供给主体，不同的规模、配置于不同地区，资金的配置效率也会产生差异。正规金融（FormalFinance）主要的组织形态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发展银行，股份合作制的农村合作银行和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政策性和商业性的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邮政储蓄银行和村镇银行等。我国农村不同地区的农户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经济与金融19管理评论Vol.25No.03（2013）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在2002年前仅有少数年份农户人均贷款额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02年后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并有加速之势；中部地区1995年前是高于东、西部地区，1996年之后一直低于东、西部地区；西部地区1994年前较低，从1995年后一直高于中部地区，2002年后开始低于东部地区。非正规金融（InformalFinance）是指出于互助或为解决自身融资问题而进行的小规模金融活动。非正规金融一般依靠地缘、亲缘、友缘等关系形成的信任基础而开展的互助金融活动，主要包括民间借贷、集资、典当、银背、私人钱庄、民间合会、互助基金会等形式，也包含农户之间的个人借贷。农村民间信贷市场适应了农户融资的特点，具有先天的优势。不同地区农户获得的民间借贷人均借款额一直是东、中、西部依次递减，而且差额较大，并有持续的扩大趋势。改革开放的早期，在政府的主导下，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乡镇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一度支持了乡镇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银行（含信用社）作为金融中介有其他金融组织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农村信用社，近年来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业务中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取得了垄断经营地位。但是从1994年开始启动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和调整。2000年以后伴随着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措施加速，减员增效和资金的逐利行为。使正规金融机构纷纷离开农村市场，压缩农村分支机构的网点数，并且成为农村资金流出的主要通道，大量资金通过大型商业银行流向城市。即使留在农村市场主要业务也是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并上收了贷款权，贷大不贷小，即出现了“市场失灵”。农村信用社因其积累大量的坏账和不良资产，无力支撑起广泛的农村金融需求。2003年后，伴随着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的变革，政府给予多项优惠政策，并引导大型、中小型商业银行，增加农村信贷，加大服务于“三农”力度，农村金融的覆盖率有所提高。但是，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的获得的贷款数量仍然较少。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1986年农户人均的贷款年末余额仅有28.05元，到2009年人均贷款余额仅为156.73元，24年间仅增长4.59倍，均按现价计算。同期，1986年农户的人均存款余额为93.9元，到2009年为4734.85元。增长了49.42倍。存款和贷款之比1986年为3.35倍，2009年则达到46.81倍。可见农户的大量存款流出农村和农业，造成长期以来正规金融提供给农户的贷款不能满足需求。非正规金融一直在农户的借贷需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户1986年来自非正规金融的借贷人均为58.74元，2009年人均借贷余额为375.17元，农户借款的78.77%来自民间非正规金融。由于我国“三农”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主体数量庞大，且极其分散，农村经济主体经营信息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都较差，正规金融机构获取农村经济主体经营信息的难度大，成本高，农户的经营风险大，而经营效益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契约的高成本、高风险也妨碍了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支持。而非正规金融基于地缘、血缘和亲戚关系，凭借其成本低，手续简单，方便灵活，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那么，不同地区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作用如何，取得怎样的绩效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