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广东橡胶救国始末

民初广东橡胶救国始末作者：霍安治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2期19世纪交通两大发明，一是世纪之初的火车，二是世纪之末的橡胶轮胎。

源自南美的橡胶，物性不稳，遇热软化、遇冷发脆、遇油融解，难以应用。

1839年，古特异发明硫化橡胶法，橡胶实用化。

1860年代制成鞋底，减震耐磨，改变人类步行质感；1880年代发明橡胶轮胎，大幅提升车辆的速度与舒适度。

依中国部队标准，一辆华北两马牵引的大车，使用传统铁箍木轮，行驶震荡，摩擦力大，积载量只有320公斤。

若改用胶轮，行驶稳定，速度大增，积载量可达800公斤。

20世纪初汽车实用化，硫化橡胶更是技术关键。

骡马兽力车辆运输部队标准时速5公里，汽车部队时速12公里。

速度提升一倍，老式木轮撑不住，必须使用胶轮与橡胶煞车皮。

一次大战马车当道，但到了摩托化的二战，橡胶足以左右战争成败。

橡胶并非随处可种。

橡胶原生的巴西，橡胶树常遭枯萎病摧残，产量提不起来，但万里之外的南洋，却是橡胶树天造地设的乐土。

二战前夕，南洋树胶产量占全球95%，得南洋者得天下。

日本冒失发动太平洋战争，主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韧强抗战不知尽头，而英美却开始限制橡胶等战略物资对日出口。

为了攫取富藏橡胶与石油的南洋，日本只好对半个地球宣战。

中国的橡胶工业，起始于广东，昌盛于上海，抗战前夕灿然大备。

但原料胶片来自南洋，橡胶工厂只是加工厂。

抗战时橡胶原料来源中断，汽车部队步履维艰。

1942年5月，远征军自缅甸撤退回国，翻越野人山。

在公路尽头，部队烧毁无法进入丛林的大卡车，却舍不得轮胎，竟扛起胶轮，翻山越岭。

“一块橡胶一块肉，一滴汽油一滴血。

”纹路磨平的废轮胎，在大后方价比白银。

抗战年代的汽车，基本依靠翻修再翻修的废旧胶轮挣扎行驶。

橡胶工业无法自立，关键在原料。

民间企业家曾积极种胶，但屡次受挫于世界市场波动。

只有政府出面保护扶助，橡胶工业才能自立。

1930年代，广东军政领袖陈济棠排除万难，锐意发展橡胶种植业。

假以时日，将改变抗战面貌。

但就在中国自产橡胶荣景初现前夕，抗战爆发，胶园灰飞烟灭。

只剩史料间偶尔一见的吉光片羽，无声印证几乎改写国运的努力。

由胶鞋到轮胎的艰难起步中国橡胶工业起步很早。

1919年，广州商人邓凤墀破解硫化制胶技术，以“中国第一家”为名，于龙导尾（今海珠区龙凤街道）成立“中国第一家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制造橡胶鞋底。

新颖的胶鞋底虽然是奢侈品，但在高价鞋类中远比皮鞋底便宜。

皮鞋底一对6个毫洋，胶鞋底仅2毫，大发利市，商人争相投入橡胶业。

三年之内，广州一地橡胶厂增至20余家，月产鞋底数十万对。

广州橡胶制造业领先全国，得利于南洋近水楼台之便。

一般史籍记载，橡胶由英国于1890年代引入英属马来亚，却不谈英国人只是倡议种植，真正种植成功的企业家是华侨。

1896年，英国植物学家黎德利于新加玻植物园试种橡胶树，屡次失败，困顿不前。

华侨陈齐贤与林文庆受到启发，合资于马来亚柔佛州买地试种，摸索出种植技术，6年割胶，于1903年成功收割，创发出崭新产业。

有“橡胶艺祖”美名的陈齐贤不藏私，慷慨公开技术，引发南洋华侨开辟树胶种植园热潮。

菠萝巨商陈嘉庚向陈齐贤买种籽，开创马来亚“橡胶王国”；木薯商郭巨川由报刊学得新知，斥资于霹雳州怡保购地種胶，发达致富，种植园遍及柔佛森美兰各州，号称“树胶大王”；而西太后御赐殿上不摘眼镜、不下跪荣典的南洋巨商张弼士，更将树胶种植带到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位于苏门答腊日里的笠旺垦殖公司绵延百余里，雇工数万人。

20世纪初，数十万华侨从事树胶种植与制胶行业，发财后热切回乡投资。

临近树胶主要产区的地利之便，使广州橡胶业发展惊人，却也因此躲不开全球市场的大起大落。

马来亚种胶成功后，一战爆发，橡胶需求激增，种植园个个是金矿，1英亩日产干胶可售400叻币（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文莱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由英殖民地政府所发行的货币，发行单位是叻屿呷政府——编者注）。

但一战结束后需求大减，全球胶价暴跌三年。

1922年1亩干胶只能卖10余叻，大片树胶种植园抛荒丢弃。

胶价暴跌重创了方兴未艾的广东橡胶业。

于吉隆坡设胶鞋厂的陈嘉庚生产过剩，转向开发南中国市场。

广州的本地橡胶厂技术不足，不知如何黏结胶鞋与鞋底，只能生产胶鞋底。

顾客买好鞋底再到鞋铺配布鞋面，缝制成鞋。

陈嘉庚的产品却是美观耐用的整对帆布面胶鞋与拖鞋，花色新颖，品种繁多，挤垮大批本地厂商。

1924年，英国政府为了拉高胶价，限制马来亚橡胶生产，胶价应声大涨，成本压力又压垮残余工厂。

本地工厂只好升级产业，冯强胶厂研发出制造整双成型胶鞋工艺，其“大象牌”胶鞋一时走红，却又遇上政情不稳，只好迁厂香港。

商人办厂，必需政治稳定。

1920年代广州多年混乱，兵灾迭起，重税杂捐，劳工问题更是严重，方兴未艾的橡胶业只好外移。

在此同时，上海租界的橡胶业却急起直追。

广州橡胶厂积弱不振之时，日本廉价胶鞋大举入侵中国市场，引起上海资本家注意。

1927年，黄剑青成立义昌橡皮物品制造厂，1928年，薛福基成立大中华橡胶厂。

两人原是上海销售日货的“东洋庄”老板，双双雇用日本技师，争取胶鞋市场。

1929年起全球大萧条，南洋生胶价格再次暴跌，由每磅白银7钱2分跌到2钱，挤倒大批高价预定原料的上海胶厂，但坚持不倒的大中华与正泰很快迎来意想不到的机遇。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抵制日货热潮，国产胶鞋乘势而起，占领市场。

1932年国民政府大幅调高日货关税，日本胶鞋进口税由17.5%提高到30%，日货“全军覆没”，国产胶鞋占领95%的市场。

占领市场后，上海橡胶业资本充裕，雄心万丈，纷纷建立自有胶鞋品牌，而大中华胶厂更慷慨踏出橡胶产业的飞跃一步，毅然打响橡胶轮胎自制第一枪。

橡胶轮胎是1930年代的尖端科技，日本政府严禁生产技术外泄。

1932年，国民政府大力建设交通，遍筑公路，添购汽车，轮胎需求大增。

薛福基相准商机，于1932年到日本购办机台，技术人员乔装日人学习技术，后被《产经新闻》揭露，警方调查。

但大中华厂并不退缩，将机台运回上海自行研发，于1934年成功量产“双钱牌”轮胎，质量赶上英美大厂，抗战前甚至开始研发飞机轮胎。

全球最大轮胎公司邓禄普警觉大中华竞争力强劲，斥资兴讼，想方设法打击中国的国产轮胎。

自制橡胶轮胎是橡胶业者的梦想，但广州橡胶业者无力跟进。

橡胶轮胎研发经费惊人，大中华厂仅开发费用即20万银元，后续建厂更耗资30万。

开创“中国第一家”的广州橡胶业实力薄弱，无法竞争。

据广州中山大学与广州市社会局联手进行的产业调查，1935年时的广州橡胶厂，资本额最高的橡生公司只有粤毫5万元，折合5000大洋。

全广州20家橡胶厂，总资本额估计只有2万大洋。

然而，中国橡胶产业的前途，仍在广东。

海南岛欲振乏力的“烟片”1929年，陈济棠开府羊城，开启长达8年的安定时期。

广州橡胶产业重获生机，大批新厂成立，1931年时已多达28家。

只是新厂资本小，虽遇高关税排挤日货的大好机遇，却只能做胶鞋。

同业低价竞争，市场越做越小，1934年只余20家。

1935年，广东省建设厅下令限制成立新胶厂，并控制产量，保住胶鞋价格。

1934年，广州20家工厂出产各种胶鞋总数580余万双，同年，上海的大中华橡胶厂一厂产量600万双，全广州橡胶厂敌不过一家大中华，轮胎更是望尘莫及。

广州各厂只有昭信胶厂能制造出使用于自行车与三轮车的不充气实芯“力车胎”，日产10余条，质量不佳，容易爆裂，但已是当时广州最先进的橡胶产品。

除此之外，如胶管、胶带或绝缘片等高技术含量成品，广州各厂一律无法制造。

产业虽然落后，但广东却是中国橡胶产业的希望之地，因为全中国只有海南岛能大量种植橡胶树。

海南岛地处热带，于马来亚种胶成功之际，就有侨商规划种胶。

只是西洋专家认为橡胶种植无法超越北纬10度，海南岛却在北纬18度。

1906年，乐会侨商何麟书毅然成立琼安垦务公司，于定安县落河沟购地两百余亩种胶。

前四年种籽未发芽，血本无归，但何麟书不屈不挠，再募资金，改采幼苗移栽法，于1910年再次试种，1915年出胶，“质量甚优，富于弹力，其价格高于南洋产之上，于是引起一般人之注意。

挟资来经营者，遂接踵而起”。

海南岛迅速形成两大产区，东部定安乐会两县的嘉积河上游，由琼安公司领军，前后成立20余家垦殖公司。

西部则以资本雄厚的侨兴公司为主，于儋县那大镇种胶。

海南岛暖和，割胶期长，荒旷之山地甚多，且亦肥沃，得之甚廉。

黎人强健耐劳，取值甚少”，前景光明。

但第一批种植园长成出胶之时，正是一战结束后的胶价暴跌时刻。

“欧战以后，树胶跌价，每担价值40元～50元。

成本过高，无利可图，于是各公司停胶不割，有苗不种，顿形衰退。

”战乱与重税更冲击无利可图的种胶业，大片胶园停割抛荒，勉强维持的公司也无心讲求质量。

树胶质量的关键在于凝结剂。

收割的生胶汁注入凝胶箱，加入凝结剂，曝晒干燥，烟熏一周，成为浅黄色的透明生胶片。

只是全球胶价变动无常，胶园资金多来自南洋归侨积蓄集资，没有银行贷款，更无国家补助，本小利薄，随胶价起伏而浮沉，无力研求凝结剂。

“琼崖各胶园所用之凝结剂，为明矾溶淬，不独用量无定，即其濃度亦无一定标准，仅凭经验决定之。

”广东省建设厅工业试验所的调查报告感慨系之：“查凝结剂之施用适当与否，影响于生胶质量者甚大。

似此毫无准绳之方法，必须予以改良！”橡胶业称海南岛生产的胶片为“烟片”，质量低劣。

要造好胶鞋，还得用来自南洋的高质量“绉片”。

1930年代上海广州橡胶厂必须紧抓质量才能竞争，早年的廉价胶鞋底已无利可图，国内产商不乐意用“烟片”。

“烟片”欲振乏力的1930年代，正是国内交通业起飞的黄金岁月，汽车用胶轮，三轮车用“力车胎”，就连华北民间的传统骡马大车，也一窝蜂改换胶轮，时称“胶轮大车”。

当时全国最穷困的省份是陕西，1928年陕西大旱，饥荒长达3年，军阀割据兵匪不分，民不聊生。

大车用的“力车胎”一条大洋5元，陕西商人理应难以负担。

但川陕公路展筑一进陕境，长安宝鸡马上流行起胶轮马车。

一位修车店工人回忆道，宝鸡的胶轮马车数量迅速破千，于川陕公路“昼夜兼行，川流不息”。

当时公路铺碎石路面，维修工作量大，公路局索性禁止老式铁轮马车上公路。

橡胶需求逐年激增。

1934年中国进口生胶5万4738公担，外流银洋415万3246元，1936年激增至8万1625公担，价值法币855万余元。

海南岛的“烟片”产量却连年疲软，实际出胶量大约只有产量的1/4。

中国橡胶工业的振兴，根源在原料。

但只有政府保护扶助，才能避开国际胶价波动的打击。

在川陕公路开工的1934年，陈济棠下定决心，以政府之力拯救长年积弱的橡胶业。

中国橡胶产业新希望陈济棠对海南岛非常熟悉，1925年蒋介石东征时，陈济棠进军南路八属，强渡琼州海峡，底定海南岛。

1932年7月，陈济棠的堂侄陈汉光率警卫旅进驻海南，镇抚地方，发展公路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