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女性生命寓言的逆向言说——关于王安忆小说《流逝》和《长恨歌》的女主人公的分析王安忆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80年代初她以“雯雯系列”登上文坛，清新纯美。

以王安忆的创作和经历来看她的小说可以算作是知青文学的代表，初期作品白描“文革”以后中国内地生活的变化，平实细腻又充满感伤，颇能体现又一辈年轻作家的心声。

但是王安忆并不是以知青作家的身份留名文学史的，她以惊人的潜力和韧力写作不辍而勇于创新，以十足的“自我”意识一次次的超越自己的创作而获得文坛“常青树”的赞誉。

80年代中后期她涉足“寻根”写了《小鲍庄》，注目于市民生活创作了《米尼》，她也大胆写性有“三恋”系列。

直到90年代相继推出《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长篇。

王安忆到目前为止整个创作是饱满而富硕的，纵观她的所有作品其中的《流逝》和《长恨歌》极具特色，本文要探讨的就是王安忆所讲述的这两个故事以及故事的女主人公。

《长恨歌》是王安忆于90年代创作的长篇，曾有人评价它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半部经典”，抛开对“半部”的深究，“经典”应当是相当高的评判了。

近年来随着《长恨歌》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热潮，原著也日渐“行情看涨”。

而另一部王安忆在80年代写的《流逝》虽然也是获奖作品却知者甚少。

也许是因为《流逝》少了一点“传奇”多了许多“世俗”，少了某种韵味多了些刺目，又或者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一段我们不愿重提的历史。

《长恨歌》则在跨越半个世纪之后演绎了我们平凡人不能经历的海上繁华梦，暂且不管梦醒后将如何继续，先紧握住这繁华才是最实在的。

但是仔细考量会发现这两部作品其实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和相似点，这些共同点便是我们进一步讨论二者差异的基础。

首先这两部小说有同样的叙事主题，用一句话来个概括就是“一个女人在半个世纪里的命运”。

《流逝》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欧阳端丽大学毕业后以高傲美丽的外貌和学历嫁给了民族资本家的少爷成为富家少奶奶但是命途多舛在“文革”中婆家遭到抄家改造，她瞬间由衣食无忧的太太变成担惊受怕的穷媳妇，物质上的匮乏以及如何克服这种匮乏成为她每天焦虑的主要原因，在生活的压力下她以一己之力扛起整个家庭重担不仅使全家平安无事还在困境中感受到了人世间的多种真情。

《长恨歌》讲述的是一个上海弄堂女孩王琦瑶在17岁参加了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此后她的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她做人情妇到最后死于非命她的一生与多个男人有感情纠葛，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她也凭一己之力使自己始终都是以“三小姐”身份活在世间，作者在这个故事之间用繁复绵密的笔画细细的点缀了老上海的绮罗旧梦。

王安忆作为一个上海女作家是十分了解上海和上海女人的，所以她在不同的两个时代里选择了同一类人———上海女性——作为叙述对象反复言说。

这两篇小说可以作为同一个女人的两种不同版本的人生来解读它们讲的都是关于名媛闺秀的故事，“名媛闺秀”是两个主人公在1949年以前的身份，王琦瑶在被国民党政客李主任包养后由“沪上淑媛”变成爱丽丝公寓里的“金丝雀”，而欧阳端丽在大学毕业后成为资本家豪门的贵妇，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她们的生活与一些重合：在金钱铸就的华梦中享受着上海的纸醉金迷，宴席，舞会，逛街购物等等应该是她们共同的生活主题。

两篇小说另一个相似是主人公都是上海女人，上海首先是一个地域色彩的词汇它位于长江的入海处，独特的地理位置构成了它深厚的文化内涵，作为近代以来最早的开放城市上海经历了最充分最彻底的国际化，“东方巴黎城”是对它的注解，正如李欧梵所说“30年代上海的现代文明显然已达到国际水准（较同时代的东京优胜），于广大的乡土中国俨然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

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发展使得上海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城市。

一个城市与城市的人是有着深刻甚至是微妙的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上海这个城市而言女人永远与它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女性注定是上海的主角，不论是左翼文学中茅盾笔下的“子夜”女郎还是新感觉派那里跳着上海狐舞步的妖冶女性抑或是张爱玲讲述的传奇中那一个个无助无奈又苍凉的女人。

上海女性的讲述是有这样的传统的，所以王安忆也写了这种故事。

那么究竟上海女人到底是怎样的？30年代月份牌上的旗袍淑女是的，弄堂深处低唱《四季调》的女孩是的，菜市场上去掉包菜皮再过称的买汰烧女人是的等等不一而足。

上海女人是精刮透顶的，这种精刮绝非肤浅的局限在柴米油盐中，她们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进不是一往无前轰轰烈烈的飞蛾扑火退也不是输掉本钱夹头夹尾的缩逃。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在无数次抄家里提心吊胆，她不敢让自己的孩子随便出门还时时叮嘱孩子们不要在学校和别人说话，她不敢让婆婆在家大声痛哭怕被人偷听到，她甚至不敢在排队买肉时叫人家切掉多的两毛钱的肉，可是到最后当她“退”到她的底线时她便停住了甚至开始步步向前，她扔掉插队的人的菜篮子，她忙前忙后送小叔子和小姑上山下乡，她进工场绕线圈挣钱。

这些都透着上海女人的一种柔弱外表下那种可以激发的韧劲。

《长恨歌》的王琦瑶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美丽的外貌是不能就在弄堂里白白逝去的所以她十几岁的年纪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大胆的路，她毅然做了情妇，后来在平安里她以注射为生并与康明逊发生了一段晦暗的感情还为此产女成为未婚妈妈，她40多岁的时候还有过一段忘年恋。

王琦瑶一路走来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情路坎坷也可能是活该如此，但是对于她自己而言却是一条不曾有半点后悔的道路，小说中不只一次写道王琦瑶在怀念过去可是这些略带伤感的回忆中没有丝毫的悔意，王琦瑶每走一步都是由她自己“谋划”的。

套用张爱玲的话来形容这种上海特征便是“到底是上海人！”，很多研究者在讨论王安忆小说的海派特质时提到她笔下的如王琦瑶，欧阳端丽般的女性形象是张爱玲书中的白流苏，王娇蕊们在新的时代的生活，可见这种“上海”特质确实是两个主人公的共同点。

最后《长恨歌》和《流逝》还有一个相似处就是男性角色的“缺失”。

这两部作品都写了男人而且还写了很多，如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以及文耀，文光等。

这里说的“缺失”其实是指一种不在场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张爱玲常用的对于男性的“阉割”手法。

男性在小说中都不是主角且表现得懦弱无能，《长恨歌》里的唯一一个好男人程先生一生都爱着王琦瑶却一生都没与真正表达过，矜持羞怯使他终于没能得到王琦瑶并且这种软弱也使他没能熬过“文革”而自杀。

李主任是典型的不在场形象，作品中基本上没有他的一句台词，最后他因飞机失事而亡其实也是对他的命运的一种懦弱的隐喻。

王琦瑶在邬桥避难时遇到一个纯洁幼稚的少年阿二，他把王琦瑶当做一个东方女神来爱慕，最后他当然是没有勇气做实际行动而选择远走家乡。

康明逊是王琦瑶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男人，他们有共同的“前朝遗老”的情结为了排遣寂寞重温旧梦在弄堂的遮挡下发生关系，但是康明逊也是王琦瑶生命中最差劲的男人，他因为无法背叛家庭为了继续当“寄生虫”在王琦瑶怀孕后就消失了。

随后出现的萨沙，老克腊等人都不是以一个男人应有的品质和王琦瑶交往，他们的结局也都一样：落荒而逃。

再看《流逝》中的两个主要的男性角色，欧阳端丽的丈夫文耀，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大学里是焦点并凭借翩翩风度赢得端丽的芳心。

但是他也是一个没用的人只会花钱是用金子铸成的，倒是贵重，却没有生命力。

十年动乱里他把一切家庭重担一一推掉只求自己过得轻松。

欧阳端丽的小叔子文光则是一个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他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却从没实际行动只是家里的负担。

王安忆在两部小说中都选择让男性“缺席”，其中不乏一些女性主义的解释，也许在作者看来没有男人的故事里女人可以更加光彩夺目。

在粗略梳理了二者的共同点后值得思考的是作者是如何把两个故事或两个女人写得迥然各异的。

关于小说间的对比，方法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得到的对比点也是不同的。

本文将从环境，叙述重点，人物以及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同时将这几个方面纳入“虚实”对比的关系中，试图从这个角度更细致的剖析两位女主人公的深刻寓意。

1，环境的虚与实论及“环境”这个词时至少要在两个层面来考虑，其一是生活环境，其二是历史环境。

生活环境是比较浅层次的，它就是指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环境。

《流逝》的欧阳端丽的生活环境是“赤裸裸”的，从菜市场，学校，火车站，从寄售商店，医院到街道工场，她已然是彻彻底底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了。

由于特殊的阶级身份解放后的欧阳婆家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抄家，没有任何预警的将家里翻个底朝天。

这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剥夺更是对个人最后隐私场所的曝光。

张家（端丽的婆家）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门外无数好奇或恶意的眼睛放肆的窥视着她和她的家。

关于那个年代的境遇曾有人说被改造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夜晚抱头痛哭。

”但是这种暴露所达到的程度是张家连抱头痛哭都不敢，文中很多次写到端丽的婆婆在家里大声哭诉却被端丽制止了，因为她怕引来更大的麻烦。

随后王安忆又让端丽出现在了寒冬里大清早的菜市场买鱼买菜，到学校为小姑争取留城的机会以及到火车站送别小叔子直至后来干脆让她去到街道工厂成为千万劳动妇女中的一员。

也就是说王安忆给端丽安排的空间——生活环境是公开的，她不属于卧房的小天地，而对于一个公开的环境作者就必须以实的手法来处理，因为读者对“公开”太熟悉，因为“公开”所以来不得半点编排所以王安忆就让它一实到底让欧阳端丽为一顿菜金发愁。

相反再来看王琦瑶，王琦瑶是弄堂深处的女孩，王琦瑶是去片场的中学生，王琦瑶是被包养的“金丝雀”，王琦瑶是在邬桥避难的外孙女，王琦瑶是平安里的护士，王琦瑶是私生女的妈妈。

这一连串的定义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了王琦瑶的生活环境——隐蔽。

王琦瑶的一生几乎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你不大有机会可能在霞飞路遇见她，她更多甚至是绝大多数时候是在“深闺”中，这使王琦瑶的身份既显神秘又有几分尴尬，不论是在亭子间低唱《四季调》还是在爱丽丝公寓享受理所当然的宠爱或是在家里“围炉夜话”打麻将。

王琦瑶始终没有暴露在阳光下。

王安忆用隐蔽封闭来设置王琦瑶的生活环境所以就必须以虚的方法来对应这种隐蔽，文中没有交代王琦瑶的实际生活状况没有交代她如何产下私生女等等。

这一切都是虚化的结果因为“虚”，读者无从考究所以作者可以用春秋笔法避重就轻来讲这么一个她想讲的故事。

除了生活环境，虚实的对比还体现在历史环境上。

何谓历史环境？就是潜藏在生活环境表象下的历史的趋势，当前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环境的反映。

读过这两部作品的人会发现《流逝》比《长恨歌》有更加强烈和明显的时代感。

在《流逝》里可以寻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变革：195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张家搬出大宅财产没收，1966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张家的子孙三人纷纷走上知青道路，1978年文革结束环境好转张家开始平反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活。

纵观欧阳端丽的经历是她从年轻入不惑由富贵入平穷再富贵的经历，这是一段女人成长的历史而她背后也是一个国家的成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