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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效应及追求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效应及追求宋才发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正效应和价值追求，既蕴含于市场经济的最终成果之中，同时还潜在于保证市场功能正常发挥的市场运行机制、市场要素和市场规范的建立和健全过程之中。
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伦理道德。
由于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和摩擦，加之人们对改革开放倾注的期望值过高，形成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使得我们这个刚步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出现了某种“不令人满意”的社会现象：没有赚钱的人不满意，赚了钱的人也不满意；宰别人的人不满意，挨宰的人更不满意。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现实再一次警示人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社会非道德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同步进行。
从康德以来伦理学的一个根本的划分，就是把“正当”与愿望中的“好”分开，把“义”与“利”分开。
康德认为“有德之人未必有福，有福之人未必有德；至善即道德和幸福的协调”1。
撇开唯心主义的因素，康德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存在价值。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价值尺度是效率、金钱，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是道德和情操。
区分“经济人”与经济伦理的概念，从区分道德作用范围的角度上讲，确实为我们找到了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同一性，“义”与“利”在这里获得了较好的统一。
社会主义的经济伦理所包含的利益观念、效益至上观念等等，要求每一个从业人员都要忠于职守，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
这种“义”与“利”的统一，正是“善”的表现，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原则。
我国正处在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须臾不能离开法治，也离不开伦理道德。
我认为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并不是对经济伦理的偏好和盲目崇拜，而是因为它确实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2，那么，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把伦理道德建设相应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它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宋才发：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宋才发*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时，重申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并要求我们充分认识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我认为这不只是一句指导性的口号；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要求人们反省传统的经济理论，做出新的判断，选择新的发展模式。
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真正在中国引起重视，是在“文化大革命”尾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才有的事情，其标志是1975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及实施方案。
后来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重申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科学技术正名、平反。
取消了极“左”势力扣在科技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才摆正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从此，这个科学论断实际上成了中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一生产力”论是整个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伟大历史价值，进一步阐发了科技第一生产力论的实质。
他说，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要“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把科技及教育摆在生产力发展首位，是邓小平理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然要体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上。
我国新经济体制建立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价值原则要求生产者重视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竞争原则督促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管理。
宋才发：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宋才发*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
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禀承“上帝”旨意的结果，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曾把杰出人物的有意识的行动看作是历史事件的主要动力。
19世纪英国的托·卡莱尔（1795—1881年）就曾指出：世界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创建业绩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地球上建功立业的伟大人物的历史。
他甚至认为“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的”，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主体，那些伟大人物才是“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
其目的在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
”1德国的尼采则鼓吹个别“超人”的“权力意志”决定一切，把人民群众视为“一堆任人使用的无定型的材料，是需要雕刻家加工的一块石头。
”这种“超人的权力意志论”，后来成为希特勒称霸世界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恰好相反，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出发，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2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体，是基于下述历史事实做出的理论概括：（1）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当然也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浅析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蒲悦摘要：劳动关系始于雇佣关系，并在雇佣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劳动关系的规定是较为明确与完善的，而对于雇佣关系却没有具体的相关法律依据。
目前，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理论问题在劳动法学界和民法学界的争议很大，至今也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亦存在不同的认识问题。
因而，准确界定二者的关系，有利于保证劳动争议案件与雇佣关系相关案件的相对公平正义，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雇佣关系的立法漏洞所带来的遗憾，为雇佣合同的民事立法提供理论依据和价值参考。
关键词：劳动关系;雇佣关系一、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基本共识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问题是实践中、学者间争议较多的热点问题。
在民法学界和劳动法学界针对这二者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多次理论交锋。
到目前，学者就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也达成了部分共识，即劳动关系发端于雇佣关系、劳动关系是对雇佣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法学者就二者的关系问题达成了相近甚至一致的结论。
谢增毅认为：“劳动契约源于雇佣契约，但超越劳动契约”。
郑尚元教授认为：“一般意义上，先有雇佣关系的民法调整，后有劳动关系的劳动法规制”。
两位学者十分精准认识到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二者间的紧密联系，郑尚元教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更是理顺了劳动关系和雇佣关系的立法先后问题，事实上，域外多数国家亦是如此。
二、劳动关系和雇傭关系的联系与区别关于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不同的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同观点，其中有人认为，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有着本质的不同。
“劳动合同已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合同，而是一种在契约自由原则基础上渗透了国家公权力必要干预的、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合同。
这种干预是国家基于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在对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实力对比和各自社会地位、身份等情形经过具体考察后，在劳动法的劳动者权利本位、用人单位义务本位的思想指导下所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劳动关系的具体平等、结果平等和实质平等，使双方的利益格局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
宋才发：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宋才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轫于1978年。
从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既是党和全国人民用生动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检验社会主义理论的十年，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国情和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成功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十年。
在这短暂的十年间，我们党不仅以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实践和新胜利引人注目，而且还以一步步地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运用和新突破赢得了举世赞誉。
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时候，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十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映，今天我们党提出生产力标准并展开讨论，也恰恰是今天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要求和反映。
从实践标准的讨论到生产力标准的讨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密切结合。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这种结合都是一种深入和发展。
它必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巨大的活力，带来马克思主义新的大发展，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一、生产力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运用坚持实践标准，说到底也就是坚持生产力标准。
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本来是属于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的是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只能由实践来检验。
生产力标准，是指在社会领域内判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上层建筑是先进的还是倒退的，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两者之间又是有其内在联系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人类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就是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有的现实生产力都是以往全部实践的结果，是既得的物质力量。
当我们把认识真理的标准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的时候，我们便发现实践活动是千姿百态的，概括地说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另一类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甚至阻碍历史前进的。
宋才发：生产责任制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生产责任制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宋才发实行生产责任制，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适应与完善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
在我国农村587万个生产队当中，90%以上的生产队都已经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实践初步证明，生产责任制是发展我国农业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农业是从小农经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又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
近三年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区已经巩固或比较巩固，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据统计，全国有灌溉受益面积7亿亩，大中型拖拉机有66.6万台，各种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8亿马力。
社队公共财产价值80多亿元，社队企业总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1/3。
但是，单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多数地区基本上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20世纪初期的水平上，少数发展较快的地区，也只相当于它们40年代的水平。
农业生产还没有摆脱手工操作的状况，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较差，劳动强度还很大。
商品粮食生产率低，资金积累不多。
所以，我国农业经济主要的还只能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目前还只能为集体农业起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我国农业集体所有制隶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
但是它的生产资料还不是全社会的公有财产，每一个集体经济单位还是一个独立的所有者。
它们各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归各单位所有，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在扣除生产中的物质资料消耗和向国家提供积累之后，剩余部分在集体经济单位内部进行分配。
就每个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来说，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平等的；但就各个集体经济单位之间来说，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又是不平等的。
所以，我国农村现阶段仍然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不变，是符合我国农村当前实际情况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违背了它是要受惩罚的。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在农业生产关系上往往只注意到我国农业集体所有制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忘掉了集体所有制区别于全民所有制的具体特点，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革，片面地追求大、公、高的所有制形式，由于违背了上述的基本原理，结果欲速则不达。
雇佣劳动与资本读书报告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在184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论文主要探讨了工人阶级的境况和剥削问题。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将工人视为商品，他们的劳动力与商品一样，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出售和购买。
而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成为了资本家的奴隶，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时所花费的成本只是工资，而工人所创造的实际价值则远大于他们所获得的工资。
这种差距就是由剩余价值所构成的，而资本家正是依靠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
在本书中，马克思还指出了工人的困境——普遍的贫困、无保障、无人权、工作时间过长等。
此外，他还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和革命的必要性，只有通过反抗和组织，工人阶级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
个人观点：《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著作中很重要的一篇论文，它揭示了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的境况，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剥削，对于深入理解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本书也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呼吁，催人奋进，提醒工人阶级应当团结反抗，对于促进社会变革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宋才发：社会主义发展论社会主义发展论宋才发*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1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动态发展，就其实质来说，是一个通过矛盾的不断产生及其解决而进行的辩证发展过程。
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克服由于主观原因（错误和失策）引起的种种矛盾，避免那些在客观上本不应存在于社会发展本身之中的矛盾，促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一、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的进步与发展自从1917年10月革命胜利开始，社会主义就不仅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现并活跃在世界上。
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人类社会进步有一条确定无疑的规律，这就是“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超越社会主义（无论是尚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抑或经济关系已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2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由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在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将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资本主义必将被一个新的社会——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结论。
这正如列宁所揭示的那样，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客观发展的进程恰恰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想前进是不可能的。
”3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业已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的旧基础多数是落后的农业国，个别的（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从前的民主德国）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作用，被迫打断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踏上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社会发展规律证明，社会制度是可以选择的，而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却是不可逾越的。
因此，就理论分析而言，当代社会主义诞生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其社会形态是进步的。
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关“社会主义形态”的论证，4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马克思描绘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序列中，不能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形态。
宋才发：关于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法律思考关于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法律思考向林生宋才发*（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1）摘要：人的城镇化是实现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劳动力有序转移是实现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重要举措。
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农民土地的城镇化明显快于农民人口的城镇化，二是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比征地拆迁安置更为复杂。
要实现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就需要从制度安排上调整城乡关系问题，从人权保障上落实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从社会保障上解决养老保险问题，从金融创新上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关键词：民族地区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制度安排；人权保障；社会保障；金融创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3条明确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促使城镇化建设由过去注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转变，着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①。
本文拟就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相关法律思考略陈管见。
一、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的基本要义人的城镇化是实现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既面临着与内地相同的问题，又藴含着诸多自身特有的问题，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从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有序推进城镇化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说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目标，最终实现人地和谐和生态宜居的夙愿。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的城镇化已不再只是土地的城镇化，必须依法解决深层次的“人的城镇化”问题。
这里所论及的“人”，既泛指全国13亿人口，又特指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的8亿农民，尤其是正在城里务工的2.6亿农民工[1]；这里所论及的“城镇化”，是指广大农村尤其是地处边陲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
宋才发：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挑战与契机——读《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挑战与契机——读宋才发《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黄桂田*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宋才发撰著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40余万字，武汉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是作者独立承担并完成的国家首届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
作者以现时代的特征为背景，用恢宏的篇幅、新颖的研究角度、以逻辑和历史结合的方法，全方位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系列问题，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系列新思考。
阅读此书，启发甚多，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该书作了多方面的带有开拓性的探索工作，其突出特色体现在：第一，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研究课题。
在本世纪40年代，产生了为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和谋求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策的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支的发展经济学，由于它沿用传统西方理论分析方法并以私有制为分析前提，很难解决不同历史背景特别是不同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在一些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属于发展中国家。
如果我们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不仅能够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能够指导这些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
该著开篇就将此作为研究命题并作为全篇的立论基础，进行了系列有益的探索，仅就此而言是具有开拓性的。
第二，该书提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
这种认识对于明确社会主义理论今后的研究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等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实际上指共产主义）的构想，是针对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而言的，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却都是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甚至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建立起来的，在此基础上按成熟态的社会主义构建框架，显然是欲速而不达的。
宋才发：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宋才发*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实现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农业政策调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获得成功。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史上，它率先为农村社会改造闯出了一条新道路，对苏联社会历史的发展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土地革命及土地国有化土地革命和土地国有化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先决条件。
只有实施土地革命，满足农民最起码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苏俄土地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从1918年夏季成立贫农委员会开始的。
6月11日列宁签署了组织和武装贫农的指令，决定在农村建立贫农委员会。
仅半年时间就成立了3万个贫农委员会，它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支柱。
他们没收了富农多余的5000万公顷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将土地交给缺地和少地的贫农中农使用；将剥夺的富农多余的机器、农具和耕畜，一部分交给农业公社和租赁站支配，另一部分则分给缺少机耕农具的农民；贫农还从富农没收的谷物中得到种子和口粮。
这就为农业有可能持续发展，并为在苏联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条件。
但是单纯把土地交给农民还不是出路，农民的大多数仍然摆脱不了困境。
列宁认为，仅仅满足农民最起码的土地愿望，至多只是一种让步政策，因为平均分配土地并不意味着在农村确立社会主义关系。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又必须迈出这样的第一步，下一步才能帮助农民在现实的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
如果企图不经过必要的过渡阶段，立即“命令”在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
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二天，列宁就作了土地问题的报告；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农民渴望已久的《土地法令》。
法令规定：立刻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一切皇室、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耕畜、农具、庄园建筑等，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
1918年1月27日又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
1 宋才发：论破除雇佣劳动思想 论破除雇佣劳动思想 宋才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理论分析而言，雇佣劳动思想，是与劳动者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水火不相容的。雇佣劳动思想，是残余的私有观念在劳动者头脑中的反映。它的突出表现就是“一切朝钱看”，用“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按酬付劳”的错误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反映在部分劳动者身上的错误思想，是阻碍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敌。 雇佣劳动与社会主义劳动有着本质的区别。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却与生产资料发生分离，为了谋求生存，劳动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从事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种雇佣劳动有这样一些特点：（1）劳动者是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获得职业的。（2）劳动者只有把自己拥有的劳动力武装成一个“合格”的商品，才能适应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否则就无法找到雇主。（3）资本家可以随时雇佣某一个劳动力，雇佣之后，也可以自由地随时辞退掉，因而劳动者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关系，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主人，而且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直接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从这一点讲，它具有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截然不同的特点：（1）劳动者的劳动是直接为自己和社会创造物质的财富和精神的财富，不再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2）劳动者的劳动具有直接社会劳动的性质。当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去结合生产资料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时候，他的个人劳动便构成了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3）热爱劳动成了每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光荣义务和美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制度是对雇佣劳动制度的根本否定，根本不存在剥削性质的雇佣劳动。 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存在着雇佣劳动思想的残余。在生产资料成为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以后，虽然劳动者摆脱了剥削和压迫，但是，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情况并没有立即消除。因为劳动者仍然把劳动当作谋生的手段，还不能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劳动。要实现劳动者不讲报酬地为社会劳动，社会必须无代价地担负起为劳动者和他所抚养的家庭成员提供全部生产资料的责任。这一点，在生产力还不发达，集体财富的源泉还没有“充分涌流出来”之前，显然是做不到的。这样，劳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还部分地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也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不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个人的“天然特权”。这种劳动力部分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天然特权”，正是部分劳动者未能摆脱狭隘眼界和某些私有观念束缚，产生雇佣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 雇佣劳动思想，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雇佣劳动，劳动者成了国家和生产资料的主人，那末，劳动者就不应存在雇佣劳动的思想。实事上，我国广大劳动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雇佣劳动的思想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由于经过了夺取政权革命斗争的洗礼，特别是经过了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资本主义倾向和私有观念大为削弱，传统所有制观念的烙印正在逐步消除，纷纷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充
*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2
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创造财富。后来，由于我们在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严重失误，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没有经过调查和试点，就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以及不顾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按劳分配原则逐步被“吃大锅饭”所代替；劳动者的积极性被粗暴的行政命令所打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虽有怨言，但仍然没有产生雇佣劳动的思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左”的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雇佣劳动的思想也逐渐在部分劳动者头脑中形成。毛泽东同志虽然说过，批判“资产阶级权利”不能过急，按劳分配还要存在多少年。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是把按劳分配中所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和体现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看成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克服的弊病，于是出现了种种奇特的现象。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合法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小队并大队，逐步升级；城镇个体经营户在“不留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一律遣送下乡，禁止经营；集体性质的企业取消自负盈亏的经营特点，一律向国营企业看齐，使集体经济受到限制和歧视；国营企业狠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搞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的经营方式；劳动者的就业，实行城镇由国家统包统分，农村由集体统包统分，限制了个人和集体自找多种就业门路的途径和积极性。在分配领域，工商企业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从1957年到1977年，职工的平均工资不但没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农村取消了定额计酬，一律推行大寨式的评工记分，记所谓“政治工分”、“大概工分”。这一系列越来越“左”的错误政策，导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些，正是部分劳动者近年来私有观念抬头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 雇佣劳动思想的产生，同我国不健全的管理制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既然生产资料归联合起来的全体劳动者所有，那末，就应该“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1。可是，在我国，管理干部基本上采取的是由上级指定和委任的办法，而且一经上任，便是职务终身制，劳动群众很难行使对他们的监督和罢免权。加之我国的民主与法制一度遭到践踏，长期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封建主义的遗毒还没有彻底肃清，这就给官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条件，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受到限制。在某些国家机关和工矿企业中，有些工作人员无视党纪国法，把国家财产和劳动者个人利益当作他们手中的“玩物”，任意剥夺、挥霍和赏赐。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劳动者没有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在为国家和自己劳动，而误认为是在为某某书记、厂长“打工”。 我国劳动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也是产生雇佣劳动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突出表现是，劳动者的“劳”与“酬”脱节，出现多劳不能多得，少劳并不少得的不正常情况。职工的工资同企业经营的成果不发生直接关系，企业工资总额是根据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标准，按企业职工数和级别确定，这就使部分职工产生“铁饭碗”的思想，按劳分配实际上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和高度负责的工作责任感，便在一部分职工身上失去作用，渐渐产生你不“按劳付酬”，我就“按酬付劳”的消极抵触心理，用“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佣思想对待本职工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没有亿万劳动者的齐心协力共同参与，要实现我国的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非常重视劳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需要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广大劳动群众鼓起干劲，发挥首创精神。因此，我们必须引导劳动者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破除雇佣劳动思想，提倡用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劳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页。 3
破除雇佣劳动思想，首先要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必须通过理论灌输和扩大共产主义因素的宣传，逐步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劳动者，以排除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脱离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没有亿万人民共同艰苦奋斗，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也只能是海市蜃楼。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要结合实际的经济工作去做。要从实际出发，了解和解决劳动者在生产中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不同觉悟程度，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不断提高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激励他们同心同德干四化的积极性，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树立先公后私的思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提倡大公无私，更应该做出表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不是为了金钱和享乐才参加革命。今天，我们同样不能为了特权和报酬才参加革命工作。党员的利益是溶化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中的，个人没有理由凌驾于人民之上，与人民争利。 破除雇佣劳动思想，就要正确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利益，主要的又是物质利益。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直接就是为了物质利益；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最终也是为了物质利益。恩格斯曾经说过：“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2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被奴役的经济地位。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为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创造条件以便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列宁曾经在总结苏联建国初期的经验教训时说过：“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3列宁根据现实生活纠正了过去的设想和政策，明确地提出要实行“个人利益原则”，“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4这就告诉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但要借助伟大革命所产生的高度热情，而且要依靠劳动者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切实关心。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产品还不丰富，劳动主要的还是谋生的手段的情况下，劳动者个人及其全家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他们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向社会索取的报酬的多少。解决好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问题，是从实际入手破除雇佣劳动思想的关键，是涉及到社会安定团结的大问题。 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在当前主要是要落实好按劳分配，妥善地处理好“劳”与“酬”的有机结合问题，纠正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的倾向，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同时，要确定合理的分配尺度，承认各个不同企业的劳动者在为社会所提供劳动量上和质上的差别，让劳动者得到的报酬同企业（或生产单位）的经营成果挂钩，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劳动者的报酬随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劳动贡献大小上下浮动，能升能降，充分体现出奖勤罚懒的原则。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证职工工资稳步增长。要建立职工和干部的业务考核制度，尽量做到工资级别同职务、职称、岗位一致。对有发明创造的职工和管理生产有贡献的领导干部，要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责、权、利有机结合，做到分配和奖惩兑现。在农村，要进一步精简非生产人员，减轻社员负担；减少分配程序上的中间环节，堵塞漏洞。要给群众在计划指导下的生产自主权，进一步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兴办各种为农民服务的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