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违背正义

7人谈判,而英军则认为在沿海地区的胜利,不足以震撼清廷,于是又发动了扬子江战役,果然,当扼守在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镇江一失陷,清王朝便如同被对手点中了命门一般,整个瘫软下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说:“每当早春时节,北京仰赖漕船通过大运河供应当年的食粮,我们开一支小小的舰队到运河口去就可以达到目的了。这种要挟手段比毁灭20个沿海或边疆上的城市还要有效。”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南京附近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交战的主战场。受到战火影响,京杭大运河运输中断。清朝政府因此可过了一段苦日子。为了避开战火,清朝不得不改由经海上运输粮食。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部分官员曾经打算重开河运,无奈京杭大运河河道淤塞,已经无法通航。在一次次的打击下,京杭大运河的运粮功能彻底瘫痪了。尽管清朝曾经改用海运和铁路来代替,但是大伤元气的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再也逃不过两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 苏格拉底被雅典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罪名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且宣传其他的新神,败坏青年”。雅典的民主制度被视为是我们今天西方民主制度的渊源。可惜正是这种民主的审判,断送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的性命。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多对老师的遭遇愤愤不平,认为雅典的法官们受到了盅惑,做出的判决是带有偏见、不公正的,所以就暗中安排苏格拉底出逃。在行刑前一天的晚上,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克里多来到监狱里,劝苏格拉底说,雅典的法律失去了正义,老师应该当机立断,从雅典逃走,并为自己申冤,以恢复雅典法律的正义。灭亡的命运。今天的中国早已被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所编织的巨网包裹,而大运河也因为淤塞严重,只有一小部分还能通航,不复当年之风采。但是历史仍然记得,这条运河曾经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掌握着中国历代王朝的生息脉搏,用千里波涛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兴衰成败。 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华时的铜版画-大运河旁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求生”的机会,苏格拉底却屈死也不愿违背国家的判决。他对克里多说:“对一个被控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刑罚也是不正当的。作为雅典公民,我应当是一个忠于雅典法律,克尽公民义务的人。” 克里多只得悲痛地离去。第二天,苏格拉底冷静地喝下了狱官送来的毒药,为了可能算不上正义的雅典法律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雅典人似乎对他们的哲学家并不珍惜,苏格拉底死后几十年,雅典人再次以不敬神罪判处另一位大哲学家死刑。这次的牺牲品是亚里士多德。好在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苏格拉底那么“迂腐”。他刚刚得到自己被判刑的消息,就立即收拾行李逃出周思远/文当法律违背正义两个哲学家的死刑

8重点阅读FOCUS了这个是非之地。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雅典人借法律的名义对他进行“报复”,算不上什么正义之举,对不正义的判决公民没有服从的义务。于是一走了之,以示反抗。历史经常这样充满巧合,同样是面对一份违背正义的判决,逃,还是不逃?两位先哲竟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事实上,几千年来,法学家们也同样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当我们面对一个“坏法律”的时候,是应该遵守它?还是逃避甚至反抗它?是学习苏格拉底引颈就戮,还是学习亚里斯多德一走了之?人类制定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正义。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我们的设想发展,有时候严格按照法律做事,反而会收获到非正义的果实。究其原因,法律是死的,它被制定出来之后,一般就不会改变。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它不能朝令夕改,否则人们将无所适从。但道德是活的,一方面,社会大众对正义的理解经常会随着经历、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每个公民的道德观并不完全统一,大家心目中的“正义”二字,常常意味不同。这就难怪为什么实践中会出现法律违背正义的情况。那么,当法律违背了正义,成为“恶法”之时,我们是应该忍受这种不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应该以牺牲法律尊严为代价,实现社会的正义?也许,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没能预想到,围绕“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这一法制理念的两难问题,千百年来优秀的法学家们会一直争论不休。在法制思想发展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远古时期的人类,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那时候没有国家,更没有法律,人们之间却也相安无事,日子过得自由自在。这是因为大家都按照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正义足以维持社会秩序。既然如此,正义先于法律存在,效力自然也就高于法律,它是检验法律是否“合法”的一面明镜。坚持这种法学思想的人被称为自然法学派,他们曾经长期占据着法学领域的主流地位,其“法律体现道德”的观点,也十分容易被大众所接受。按照这一逻辑,违反正义的“恶法”便丧失了约束民众的效力,公民也就没有遵守它的义务。所以,即使一个人的行为不合法,但只要道义上讲得过去,警察和法官就不该再为难他。当年武松为武大报仇,一怒之下杀死西门庆和潘金莲,街坊邻里无不拍手称快,可以说站稳了正义的脚跟。如果主管这个案件的大人,接受了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就不会让他扛着七斤半的枷锁发配孟州牢房了。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遍地开花。自然法学派“恶法非法”的传统,顺应了当时天赋人权、自由法治等思想的要求,被广为宣传。具体到实践中,就是大家都担当起法律的法官。如果按照法律做事,违背了自己内心的正义感,那就大可不必遵守和执行。从那时起,“恶法非法”的观点作为主流的法律思想在西方又延续了大约三百年。但是,风水总是轮流转,谁能想到,当时深受追捧的自然法学派,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然法学派一直强调“合法的”就应该是“合理的”,可惜世界并不总是按照它“应该的”样子存在。依据“正义”、“公平”等道德标准来评价法律的正当性,无疑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正义本身的标准是什么?正义又由谁来确定?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当法律违背正义正义是检验法律的一面明镜?苏格拉底之死

正义的困境

9道德本身多元、多层次的特点,使得面对一个具体的法律条文,民众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结果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别人,也不会被别人说服,大家都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行事。这种现象发展到极端,世界将变成一个以暴制暴的天下。设想一下,当“法律的法官”变成“自己的法官”,人人都根据自己对于正义的理解,决定自己是否遵守法律。那么,所有的法律无疑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借口“不正义”而违抗它。这样一来,恐怕人类只能生活在一个乱七八糟、混乱无序的社会环境中。正因为自然法理论存在着这样的缺陷,或者说,是人们对它有这样的担心,于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法学思想应运而生,一群勇敢的法学家站出来宣布:法律只要颁布出来,即便是不公正的,也必须遵守。他们被称为实证主义法学派,他们的学说也一度成为法制思想史中压倒一切的学说。实证法学派拒绝探究什么“正义”之类的虚幻概念,放弃对法律进行任何道德上的评判。虽然这种“恶法亦法”的观念,乍听起来难以让人接受,似乎有为恶法暴政诡辩之嫌。但是,不可否认,把评价法律的权力交还给立法机关,用警察和军队保障公民的遵守,的确有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与尊严。鼎鼎大名的实证法学派代表奥斯丁说过:“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 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命令,不能在它和道德之间划上等号。即使十分邪恶,只要以严格的程序颁布,就是有效的法律。在它没有修改之前,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一分钟,公民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抗拒的权利。在实证学派法的大力宣传下,法律重新获得了民众的敬畏,开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它的勃勃生机,这就难怪“恶法亦法”会受到不少法学界人士的欢迎。世界上没有一只完美无瑕的苹果,虽然实证法学派撇开了对法律的道德评价,获得了实践上的生命力,但同时也差一点为此毁掉了自己的前程。“恶法亦法”,意味着合法的就一定是合理的,或者说,不论法律合理与否,就算它背离正义十万八千里,人们也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和遵守。结果一不留神,法律就可能被执政者利用,成为野心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以至于产生“法治”名义下的暴政。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二战时期,希特勒就是在魏玛宪法的体制下,按照法定程序由民选上台。依据实证法学派的观点,既然在那以后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在“法治”的框架之下进行,所以都是“合法的”,也就都是无可厚非的。可见,纳粹德国把“恶法亦法”的内在缺陷暴露到了极致,奥斯丁也因此被冠以“法西斯法制理论先驱”的骂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尝法西斯暴政恶果的法学界开始对实证主义法学的观点进行深刻反思,人们又开始怀念起自然法学派对正义的关怀。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对正义内涵的理解越来越趋向达成共识,法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法律至上”与“良法之治”同等重要,捍卫法律尊严和维护社会正义是实现法治所必须平衡考虑的两个重点。一方面,当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挑战法律权威的事物,比如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模糊法律界限的人情、腐蚀法律尊严的金钱等,我们就需要坚定实证法学派的立场,坚决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权威性、稳定性。另一方面,权力机关应当虚心听从自然法学派的教诲,将立法过程进行得更加谨慎和科学,广泛地采用调查、听证等公开民主的方式,保证制定出的法律体现社会正义与公民权利的要求,成为名副其实的良法。法学发展到今天终于峰回路转,两大学派不再针锋相对,开始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一同在法治建设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当年面对死刑做出不同回答的两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士德都没有错。 “守法”与“公正”无关?

可怕:野心家的借口两大学派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