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审判机制研究——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样本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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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安全法庭及案例分析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犯罪问题也日益严重。
为了维护网络安全和社会秩序,各国纷纷设立了互联网安全法庭,以处理与网络相关的法律纠纷和犯罪案件。
本文将对互联网安全法庭及其案例进行分析,以期深入了解互联网安全法律的实践应用。
一、互联网安全法庭的背景和意义互联网安全法庭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庭形式,主要负责审理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案件,包括网络侵权、网络犯罪等。
其设立旨在通过专门的法庭机构,加强对互联网领域的法律监管,保护公民的网络安全和合法权益。
互联网安全法庭的设立有以下几个重要意义:1. 提高网络安全意识:互联网安全法庭的设立可以引起公众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增强公众对网络安全的认知和意识,从而减少网络犯罪事件的发生。
2. 加强网络监管:互联网安全法庭的设立可以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打击网络犯罪行为,维护网络秩序和社会稳定。
3. 保护公民权益:互联网安全法庭的设立可以有效保护公民的网络安全和合法权益,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互联网纠纷,为公民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法律环境。
二、互联网安全法庭的运作机制互联网安全法庭的运作机制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案件受理和调查:互联网安全法庭负责受理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案件,并进行相关的调查工作,收集证据、调查犯罪事实等。
2. 审理和判决:互联网安全法庭负责审理相关案件,并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判决。
在审理过程中,法庭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护意见,并根据证据和法律规定做出判决。
3. 执行和维权:互联网安全法庭负责执行判决结果,并协助当事人实现其合法权益。
对于未履行判决的一方,法庭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确保判决得到有效执行。
三、互联网安全法庭的案例分析1. 网络侵权案例:某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篇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文章,被受害方发现并向互联网安全法庭提起诉讼。
经过调查和审理,法庭认定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判决其赔偿受害方一定金额的经济损失,并要求该公司立即删除相关文章。
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2017年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运行,经过一年的实践,取得良好效果。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广州两地增设互联网法院,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法院试点探索,健全完善互联网案件审判格局。
为统一规范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6日发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6号,以下简称《规定》),对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上诉机制和诉讼平台建设,以及在线诉讼的身份认证、立案、应诉、举证、庭审、送达、签名、归档等诉讼规则作出一系列规范,《规定》对保障互联网法院依法办案、当事人依法参与诉讼,以及促进互联网空间依法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现就其中涉及的重点问题解读如下。
一、关于互联网法院的全程在线审理原则《规定》第一条要求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全程在线为基本原则,切实践行“网上纠纷网上审理”。
所谓“全程在线”,是指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互联网上完成。
主体方面,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在线实施,法院受理的案件在线审理。
流程方面,全部诉讼流程或主要诉讼环节均应在线上完成,实现“能在线、尽在线”。
仅某一个具体诉讼环节在线完成,不能被视为在线审理。
《规定》第一条同时明确,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
这么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因实践中可能存在确需现场查明身份、核对原件、查验实物等情形。
但这种情况下,即便部分环节在线下完成,其余诉讼环节仍应当在线进行。
目录引言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确定历程二、缺乏依据的集中管辖三、疏于抽象的管辖规则四、过于便民的受案范围五、结语引言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网络俨然成了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融合程度日渐提高,互联网背景下的平台和新产业样态层出不穷,数量巨大、类型新颖、繁简不一的涉网纠纷也随之而来,网络纠纷解决已经成为法律人不得不直面的问题,需要司法作出有效的回应。
而互联网固有的跨地域、去中心化和在线化特性,给现行诉讼规则、审理制度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既是经济大国,又是互联网强国,在探讨涉网案件的纠纷解决上有着天然的需求和自发的优势。
在网络强国战略和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为了适应互联网生态,回应涉网纠纷解决的需要,我国在近年来先后在杭州、北京、广州设立了互联网法院。
从实际效果看,这些互联网法院的运行状况总体良好,对推动审判方式创新、审判公开、弘扬法治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互联网法院也面临着困境和挑战,管辖范围的确定就是其中之一。
几乎每一次与互联网法院相关的研讨会上,管辖都会成为焦点问题。
为什么互联网法院的管辖会构成疑难,具体存在哪些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种疑难?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简要的评述。
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确定历程2017年6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下称《杭州方案》),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2018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下称《北京广州方案》),2018年9月9日和9月2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先后挂牌成立。
在上述中央审议通过的方案中,就已经对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杭州方案》中,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被明确为:“集中管辖杭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下列涉互联网案件:1. 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款等合同纠纷;2. 互联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3. 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4. 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侵权纠纷;5. 互联网域名纠纷;6. 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以及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其他涉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什么是互联网庭审?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高鸿对互联网庭审的功能与合法性给出的界定如下:互联网庭审又称“网上开庭”,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让法官和诉讼参与人在不同的空间通过音视频系统的连接实现开庭的需要。
浏览各地法院推出的网上开庭报道,可以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四种形式:一是依托互联网专业通讯平台搭建远程音视频实时沟通系统来实现庭审的需要,杭州互联网法院即是此种形式的代表。
二是利用移动微法院平台开展庭审活动,最高法院建设的中国移动微法院是总入口,从微法院小程序可跳转至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法院共32个分平台,目前已覆盖全国3500多家法院。
疫情暴发以来,部分法院已经利用移动微法院实现了在线庭审。
三是通过与网络公司合作研发专门适用于庭审的小程序,作为互联网庭审平台,如江苏高院联合腾讯公司等研发的“互联网开庭”小程序,能够提供实时开庭、举证质证、预约开庭、多方禁言、在线签名、全程录音录像、短信通知等功能。
四是是利用微信、钉钉等具有视频会议功能的系统开展庭审活动,各地基层法院利用这一形式审理了大量的简单案件。
那么,面对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是否需要通过统一的在线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互联网庭审系统的定位和个案审理功能的需要。
对互联网庭审进行定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技术层面明确互联网庭审应当具有的的功能,旨在使这种新型的庭审方式得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
二是从法律层面论证其可行性,明确互联网庭审的合法性及其法律效力。
针对这一问题,高鸿先生给出如下解释。
互联网庭审与传统庭审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便利性。
上述列举的四种常见形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利用互联网资源实现法官和诉讼参与人之间的音视频的实时交流,从而满足了庭审的基本需要。
但因为受到功能的限制,目前还只能适用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
这些庭审方式存在的一个共同而致命的缺憾是,不能实现审判管理系统(内网)和互联网的实时对接,造成无法完成复杂案件的举证质证需求、电子卷宗的实时利用、庭审音视频资料同步转移至审判管理系统等功能,仍然需要审判人员完成大量的线下工作,才能维持线上庭审的需求。
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5周年网络服务合同十大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杭州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布日期】2022.08.22•【分类】其他正文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杭州互联网法院5周年平台经济方兴正艾,如何保障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统一裁判标准、明晰裁判规则,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能。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成立5周年之际,发布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既涉及平台责任和行为边界的合理界定,如对平台自治规则、大数据监测结果、交易风险算法模型应用效力的司法审查,也涵盖对平台用户恶意投诉行为的司法规制,并及时回应了实践中对流量劫持、虚拟财产保护、未成人充值等热点疑难问题的关切,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司法定位,保障公平健康、充满活力的数字经济秩序的作为和担当。
案例一恶意投诉的审查标准及违约赔偿——某(中国)公司诉郑某某、新乡市某商贸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入选理由】该案系《民法典》实施后全国首例互联网平台起诉恶意投诉行为的案件。
在网络交易空前活跃的时代背景下,恶意投诉现象严重扰乱了互联网平台的正常交易秩序,网络空间治理刻不容缓。
如果投诉人具有主观恶意,互联网平台因恶意投诉遭受损失,可以据此提起侵权之诉。
但因侵权之诉法定构成要件对互联网平台起诉的举证要求较高,在实践中,平台较难收集证明投诉者具有明显恶意的主观要件事实之证据,平台经营者可以考虑通过提起违约之诉维权。
诚然,在网络空间治理手段上,行政机关的公处罚效果较好,但行政执法资源有限,客观上需要互联网平台积极参与治理,与用户签署网络服务合同,制定并公开平台规则,遏制扰乱网络交易秩序行为。
网络服务合同约定之权利义务具有一致性,在平台规则事先明示协议和规则内容的情况下,平台有权向提交虚假资料、错误投诉的注册用户提起违约赔偿之诉。
在“十五日静默期”规则下,法院在实践中不应机械地适用,而是通过司法裁判教示网络平台提高对恶意投诉行为的排查效率,避免被投诉的平台内经营者之经营损失扩大,避免投诉人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出现失衡。
互联网法院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法院
互联网在满足当下多元化需求层面的作用不容否认,但网络行
为尤其是网络经济行为数量的膨胀,也伴随着网络纠纷甚至网络犯
罪的出现。
网络纠纷往往呈现出时间空间跨度大,侵权责任主体不明,受害者维权困难等特征,传统诉讼方式也因此陷入难以切实生
效的窘境。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
这表明,法治精神决不能在互联网
时代缺席。
必须明确,互联网法院决不是简单地将法院的审判职能转移到
线上网络平台。
《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对互联网法院
的定位十分明确,即:依法有序、积极稳妥、遵循司法规律、满足
群众需求的要求,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
判效能,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
深度融合等提供司法保障。
因此,互聯网法院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互联网受理网络纠纷案件,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的重大制度创新。
互联网法院设立
所传递出的意图,与不久前央行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委员会的
目标相契合,是金融科技在司法上的具体表现,这对于整顿当前互
联网领域中的乱相,保护网络消费者、投资者,将司法权威延伸到
互联网领域意义重大,是令人鼓舞的。
特别报道Special ReportC N I T S E C2018.09 /29为规范互联网法院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确保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就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相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线上完成。
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
第二条 北京、广州、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案件:(一)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二)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三) 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四)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五)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六)互联网域名权属、侵权及合同纠纷;(七)在互联网上侵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而产生的纠纷;(八)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九)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十)因行政机关作出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互联网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而产生的行政纠纷;(十一)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第三条 当事人可以在本规定第二条确定的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范围内,依法协议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互联网法院管辖。
电子商务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等采取格式条款形式与用户订立管辖协议的,应当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
第四条 当事人对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的上诉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开启互联网审判新时代作者:金春华陈东升来源:《浙江人大》2017年第09期司法改革风起潮涌,浙江法院勇立潮头。
8月18日上午9时许,杭州市钱潮路22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一起为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揭牌,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正式成立。
这标志着中国涉互联网案件的集中管辖、专业审判在杭州揭开了新的篇章。
8月18日上午9点40分,刚揭牌的互联网法院迎来了第一案——《甄嬛传》作者起诉网易侵权的案件。
与普通法院相比,互联网法院的法庭没有原告、被告席,也没有书记员,而是采用语音识别系统进行记录。
法官面前有一块联网的大屏幕,在线“隔空”审理案件,就像多人视频的模式。
联网屏幕上显示着原告与被告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原告流潋紫位于杭州,而被告网易位于北京。
整个庭审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最后原被告双方同意接受调解。
新诞生的互联网法院定位于“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开启了涉网纠纷解决新时代。
网上法庭:先行先试探路改革近年来,浙江信息经济发展迅速。
尤其是杭州,被称为“电子商务之都”,活力四射的互联网经济,使得大量涉网纠纷涌入浙江司法领域,以几何态势增长。
以电子商务纠纷为例,2013年,起诉到杭州法院的此类案件为600余件,仅时隔三年,2016年就激增至10000多件。
“互联网的虚拟性、跨地域、在线化和去中心性等特征,对现有法律理论和司法制度产生了巨大挑战。
当事人若运用传统司法规则和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成本高、流程长,法院理应为公众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在线解决通道。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深远说。
早在2011年9月,杭州就开始探索涉网纠纷调解等工作。
2015年4月,浙江在全国首创“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省高院确定西湖区、滨江区、余杭区3家基层法院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试点法院,分别审理网络购物、互联网借款、网络著作权侵权等多发频发的涉互联网纠纷及其上诉案件。
当年8月13日,这四家试点法院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正式上线,从起诉、调解、立案(管辖异议)到举证、质证、开庭、判决、执行,诉讼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线上完成。
杭州互联网法院网络著作权十大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布日期】2018.04.25•【分类】新闻发布会正文杭州互联网法院网络著作权十大典型案例杭州互联网法院自2017年5月1日起集中管辖杭州地区网络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以来,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案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在第18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特从该院已生效的网络著作权案件中筛选出十件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进行发布。
典型案例1、《后宫·甄嬛传》纠纷案吴雪岚诉广州网易、杭州网易、蓝狮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基本案情】吴雪岚,笔名流潋紫,系《后宫·甄嬛传》的原创作者,对涉案作品享有完整著作权。
吴雪岚将涉案作品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紫风工作室,并确认紫风工作室可以转授权。
紫风工作室授权蓝狮子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非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可转授权。
蓝狮子公司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权给杭州网易,并约定“网易云阅读平台”的实际收益归蓝狮子公司所有。
后紫风工作室和蓝狮子公司约定,原许可使用协议有效期延长至2016年12月31日,而蓝狮子公司与杭州网易约定将原许可使用协议期顺延至2017年12月31日,并将实际收益按一定比例向蓝狮子公司支付授权费。
吴雪岚认为蓝狮子公司、杭州网易超出授权期限,在未取得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而广州网易作为“网易云阅读平台”的备案登记主体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因此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裁判】法院认为,被控侵权行为发生时,因蓝狮子公司的授权已经到期,自然不享有进行转授权的权利,位居蓝狮子公司下游的杭州网易和广州网易亦当然不能产生转授权的效力,故被控侵权行为发生时“网易云阅读平台”使用的涉案作品已不在授权期限内,被控行为并未获得授权。
互联⽹法院可以审理的案件类型随着互联⽹⽹络的发展,互联⽹上的交易也愈发频繁。
国家为此出了相应的《电⼦商务法》,也成⽴了相应的互联⽹法院,如北京互联⽹法院、杭州互联⽹法院。
那么,紧跟时代的互联⽹法院审理案件有哪些类型呢?对此,我们可在最⾼院9⽉公布的《最⾼⼈民法院关于互联⽹法院审理案件若⼲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整理得出。
9⽉公布的《最⾼⼈民法院关于互联⽹法院审理案件若⼲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我国北京、杭州、⼴州互联⽹法院可审理的案件类型,现在整理分析如下:(⼀) 因⽹络购物合同产⽣的纠纷可以由互联⽹法院管辖,且不因为买卖标的、出卖⼈所在地等有改变。
(⼆) 互联⽹法院对于⽹络服务合同纠纷有管辖权的,但有两个条件,即满⾜签订和履⾏⾏为都在互联⽹上。
(三) 互联⽹法院对于⾦融借款合同纠纷、⼩额借款合同纠纷有管辖权,但也得满⾜签订、履⾏地均在互联⽹上的条件。
(四) 互联⽹法院对部分侵犯著作权、领接权的案⼦有管辖权,但对此,也对侵犯对象作了详细规定,⼀是⾸次发表在⽹上的作品,⼆是在线发表作品,三是在⽹上传播的作品。
(五)此次规定还明确规定和域名相关的侵权纠纷、合同纠纷归互联⽹法院管辖。
(六)在互联⽹上侵害他⼈⼈⾝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产⽣的纠纷,这也就是说在⽹上诽谤他⼈、造谣⽣事⽽产⽣的纠纷都可以向互联⽹法院起诉,或者通过互联⽹骗取别⼈的财物,亦可如上处理。
(七)此次规定还明确了若是⽹购的物品若是产⽣产品质量问题⽽引发财产损害、⼈⾝伤亡均可向互联⽹法院起诉。
(⼋)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公益诉讼案件。
(九)因⾏政机关作出互联⽹信息服务管理、互联⽹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管理等⾏政⾏为⽽产⽣的⾏政纠纷;(⼗)上级⼈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民事、⾏政案件。
店铺分析:根据上⽂,⼤抵可以作如下分析,互联⽹法院审理的案⼦都是依托互联⽹发⽣的,涉及纷争的双⽅当事⼈分别在不同省市,且争议的标的额⼀般不⼤,故虽然案情简单,但根据我国“原告就被告”的基本原则,去处理纠纷的成本远⼤于涉案的⾦额,⽆论是⾦钱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是⼈们不愿意起诉的原因。
第2期收稿日期院2018-12-21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重大改革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冶渊17ZDA127冤遥
作者简介院邹翔翔渊1994-冤袁女袁浙江温州人袁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2017级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袁研究方向院诉讼法遥
互联网审判机制研究要要要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样本的考察
邹翔翔渊浙江工商大学袁浙江杭州310000冤
摘要院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益革新以及网络交往行为的不断深入袁互联网审判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遥近年来袁
电子法庭尧智慧法院尧互联网法院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袁在线审理案件成为新潮流遥然而袁现行互联网审判机制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足之处袁例如举证规则有待完善袁证据审查制度尚不健全袁电子送达实施效果仍不理想袁等等遥为此袁可从庭前尧庭审与庭后这三个阶段出发并提出如下构想院在庭前阶段袁通过重构举证规则以推进平台便捷化曰在庭审阶段袁构建电子证据审查认定规则保证庭审公正化曰在庭后阶段袁建立文书送达新模式实现结案高效化遥
关键词院互联网审判曰诉讼规则曰电子证据曰电子送达中图分类号院D916文献标识码院A文章编号院1671-2250渊2019冤02-0051-07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法院建立电子诉讼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撑袁在线审理案件逐渐被公众所接受遥区别于法院的线下审理模式袁互联网审判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袁具有提升案件审判效率尧提高案件审理专业化水平尧节约诉讼成本与时间成本等多项优势遥作为我国探索互联网审判机制的先行者袁杭州互联网法院自设立以来袁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网络的同频同速袁利用信息技术将起诉尧立案尧举证尧开庭尧裁判尧执行全流程在线化遥[1]放眼域外袁德国经过多年探索袁于2013年正式颁行了叶电子司法法曳和叶加强法院程序和检察署程序中使用视频技术的法律曳遥此外叶改革强制执行中的财产查明法曳也于2013年初生效遥这三部法律分别就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交往的电子化尧庭审方式的电子化以及民事执行程序中债务人信息的电子化进行了全面尧系统的改革袁从而构建了德国电子司法整体框架遥[2]美国法院建立的CM/ECF和PACER这两个系统袁对于法院信息化建设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CM/ECF系统袁即案件管理和电子档
案系统袁是由联邦最高法院统一进行开发的遥[3]该系统的建立主要用于法院履行记录保管的法律义务的目的袁可以帮助法院对案件流程信息尧电子档案等实施管理遥PACER系统袁即法院电子记录公共访问系统袁
该系统数据库中包含了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尧上诉法院及破产法院已审理和待审理案件的相关信息袁[4]为他人查询案件相关信息提供了较为便捷的途径遥在信息时代下袁互联网审判不仅具有传统审判模式无法替代的优势袁也是当下不可逆转的趋势袁开启了司法审判的新纪元遥
1互联网审判机制的运行现状
为推进司法的现代化进程袁我国多地法院纷纷建立了电子诉讼平台袁在线审理各类案件遥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袁其建立了以智能立案系统尧移动微法院辅助受理系统尧智慧庭审系统尧裁判辅助系统尧电子卷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允燥怎则灶葬造燥枣在澡藻躁蚤葬灶早宰葬灶造蚤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圆园员9年3月March圆园员9
第32卷第2期灾燥l援32晕燥援2
51窑窑2019年3月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宗随案生成系统等为主要架构的智能审判体系袁实现了案件全流程在线审理遥截至2018年11月1日袁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各类互联网案件14233件袁审结11794件遥其中网上立案率达96%袁已关联当事人案件实行100%在线审理袁在线裁判率达60%袁充分发挥了智慧立案系统与智慧庭审系统的优势遥其发布的叶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审理规程曳渊以下简称叶诉讼平台审理规程曳冤包含网上起诉尧网上应诉与答辩尧网上举证与质证尧网上庭审尧裁判文书制作等十三个部分遥由于叶诉讼平台审理规程曳是与杭州互联网法院建立的电子诉讼平台相辅相成的袁在诉讼流程尧诉讼规则等方面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差异袁具有互联网审判的自身特色遥
在庭前阶段袁当事人需要在诉讼平台上进行身份认证袁填写相关身份信息并提供证明材料遥在完善基本信息的基础上袁根据平台的流程指示将起诉状尧证据材料等上传至诉讼平台遥法院在接收材料后进行在线审查袁根据提交的材料决定是否受理遥为提高庭审的效率袁举证尧质证一般在庭前完成遥在举证环节袁一般要求当事人在线提交相关证据袁对于难以直接上传的证据袁可通过拍照尧扫描等方式将其电子化后上传遥例如叶诉讼平台审理规程曳第二十五条规定院野当事人将证据拍照尧扫描或电子证据等上传至诉讼平台遥
涉及到实物证据袁一般要求当事人在庭审前邮寄给审理法官遥在庭审时袁在线展示给各方当事人遥冶在庭审阶段袁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线参与视频庭审遥若在庭前已在线完成起诉尧答辩尧举证尧质证的袁庭审中可简略询问当事人对于各自提交的电子起诉状尧答辩状尧证据及质证意见等是否有补充尧修改曰若无袁则直接进入法庭询问尧辩论及最后的陈述环节遥在庭审环节袁对证据的审查认定至关重要遥由于在互联网审判过程中袁法官审查的多为电子数据以及电子化的证据袁无法直接接触证据材料遥为提升审查效率尧保障审查公正性袁部分法院为证据的在线审查设计了相应的规则遥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例袁其发布了叶民事诉讼电子数据证据司法审查细则曳以规范法官对电子数据的审查遥此外袁还建立了电子证据平台袁发布了叶电子证据平台规范曳袁为电子证据的提交与审查提供了技术支持遥在庭后阶段袁裁判文书的生成及送达是主要环节遥根据叶诉讼平台审理规程曳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袁审理法官可在电子诉讼平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线制作裁判文书袁再对其予以完善或修改遥在文书送达方面袁杭州互联网法院建立了电子送达平台遥该平台含有自动检索尧智能对比尧弹幕短信等野黑科技冶袁充分利用大数据解决送达难的问题遥例如袁法院可通过大数据掌握受送达人是否浏览或者打开文书袁防止受送达人故意否定接收文书曰通过运营商自动将案由尧诉讼平台网址等推送给当事人袁且同步发送无法被拦截的弹幕短信袁确保当事人阅读送达内容遥
2互联网审判机制面临的困境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审判机制的产生与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袁通过诉讼平台在线审理案件尧送达法律文书成为新潮流遥然而袁互联网审判作为一项新机制袁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着较多难题遥虽然杭州互联网法院制定了与互联网审判相适应的新型诉讼流程与诉讼规则袁但仍存在亟待完善的部分遥
笔者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样本袁结合相关文件袁从庭前尧庭审以及庭后这三个阶段出发袁探究互联网审判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遥
2.1庭前阶段院举证规则待完善
在互联网审判的庭前阶段袁当事人可通过法院的电子诉讼平台参与起诉尧举证尧质证尧调解等步骤遥庭前阶段的线上操作模式打破当事人之间的空间限制袁提高诉讼便利性袁使得诉讼双方都可免于奔波之苦遥
在庭前的举证阶段袁当事人一般根据法院发布的举证规则在电子诉讼平台上提交相关证据遥除叶诉讼平台审理规程曳的相关规定外袁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曳也对举证方式进行列举尧扩充袁其中第九条规定袁野互联网法院组织在线证据交换的袁当事人应当将在线电子数据上传尧导入诉讼平台袁或者将线下证据通过扫描尧翻拍尧转录等方式进行电子化处理后上传至诉讼平台进行举证袁也可以运用已经导入诉讼平台的电子数据证明自己的主张遥冶结合上述条款可以总结出院电子数据可直接上传尧导入至诉讼平台袁其他种类的证据可通过扫描尧翻拍尧转录等形式将其电子化后上传至诉讼平台遥涉及到实物证据的袁为方便在庭审过程中展示以及法官对该证据的判断袁一般要求在庭审前邮寄至法院遥
52窑窑第2期在证据法学理论中袁证据从其表现形式上看袁有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之分遥实物证据是指以物品尧痕迹等为物质载体的证据形式遥物证尧书证尧视听资料尧电子证据等都属于实物证据遥[5]按照此种分类标准以及审理规程的有关规定袁在实物证据中袁除视听资料尧电子证据以外袁其他实物证据一般都需在庭审前邮寄至审理法官遥此种举证方式袁符合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袁也便于法官审核原件与电子化的证据副本是否一致遥但该举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袁存在以下弊端院渊1冤举证程序繁琐遥当事人通过电子诉讼平台进行实物证据举证时袁不仅需要通过拍照尧扫描等形式将其电子化袁同时还要将证据邮寄到法院遥当证据数量较多时袁当事人在操作过程中易出现错漏遥渊2冤部分实物证据难以通过拍摄尧扫描的形式展示其内部结构遥以互联网案件为例袁在互联网购物合同纠纷尧互联网知识产权纠纷等案件中袁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能会涉及到实物证据的内部结构和具体构造遥但是实物证据的内部结构和具体构造难以通过拍摄尧扫描等方式展示出来遥此外袁通过对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实地调研袁笔者发现在司法实践中袁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实物证据是否邮寄遥例如原告是否将证据邮寄至法院袁若其已经邮寄袁则法院会将证据邮寄给被告曰原告尧被告是否提供了邮箱尧微信等可以采取电子送达的联系方式袁若已经提供袁则也可直接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进行送达袁无须线下邮寄遥但是上述做法与相关规定不一致袁且部分证据通过电子送达可能会因证据难以展示而影响质证效果袁拖缓诉讼进程遥因此需要对该规则进行明确袁制定出符合司法实践需要的举证规则遥2.2庭审阶段院证据审查不健全在庭审阶段袁如何有效审查认定证据是关键环节遥杭州互联网法院建立的电子证据平台能够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袁通过对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原文和平台接入方提供的数据摘要进行自动比对袁判断是否有过后期篡改遥其发布的叶民事诉讼电子数据证据司法审查细则曳也为法官审查电子数据提供了指引遥然而袁通过对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袁发现仍存在些许问题遥其一袁证据审查规则在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方面规定较为笼统遥根据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的叶民事诉讼电子数据证据司法审查细则曳的规定袁真实性审查过程中要审查电子数据在形成尧传输尧提取尧展示等过程中是否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性及可能性的大小袁对真实性存疑的电子数据予以排除遥然而袁由于电子数据的虚拟性尧脆弱性等特征袁导致电子数据被篡改后难以直观发觉袁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或者采取其他途径进行辅助判断曰其二袁电子证据平台的证据审查范围有限遥电子证据平台在审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袁然而该平台的功能并不全面袁审查的证据范围仍然有限遥渊1冤并非所有的电子数据皆可通过电子证据平台所采用的数据对比方式审查其是否具有真实性遥电子数据能否通过该方式进行审查与平台接入方能否提供数据摘要有着直接的联系遥目前袁杭州互联网法院对平台接入方的资格限制较为严格袁能够接入电子证据平台的接入方是少量的袁其所能审查的电子数据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遥此外袁电子证据平台接入方之一的杭州安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袁安存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服务一般针对大客户袁普通客户仅占少量部分遥渊2冤电子证据平台的审查方式对于电子化的其他诉讼证据袁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遥以书证为例袁当事人将书证的扫描件存储至电子证据平台后袁平台接入方因不具有书证的原始数据资料而无法生成数据摘要袁也无法直接通过该扫描件来判断原始书证是否被篡改过遥因此袁即使规定电子证据平台可适用于电子化的其他证据种类袁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会出现无法检验此类证据的情形遥2.3庭后阶段院文书送达遇瓶颈在互联网审判的庭后阶段袁文书送达是主要环节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袁电子送达的地位日益突出遥各法院纷纷探索电子送达的新形式袁发挥电子送达的优势遥然而袁由于部分受送达主体配合度不高尧电子送达方式运用无序等原因袁电子送达在司法实践中仍出现了较多的问题遥其一袁电子送达效果不佳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袁电子送达逐渐兴起遥但由于当事人试图逃避法律约束尧因疏忽而未及时查收法律文书等原因袁电子送达在实践中的作用并不突出袁线下邮寄送达仍为主要的送达方式遥此外袁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各类案件中袁被告多为公司尧企业等机构组织袁原告无法提邹翔翔院互联网审判机制研究要要要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样本的考察53窑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