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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商业使用的权利边界曾云好1㊀刘高峰2(1.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北京100006;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北京100037)摘要:蚂蚁金服等诉企查查不正当竞争案是我国首例因政府数据不当商业使用引发的司法纠纷案件,法院做出的维持政府数据公信力的要求和对政府数据原始主体权利的肯认反映了社会对数据治理的普遍认知㊂市场主体享有使用政府已开放数据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亦有边界㊂对于政府数据的不当商业使用,可能会对数据原始主体权利㊁政府公信力㊁消费者利益和数据产业形象造成破坏㊂为此,市场主体在对政府数据进行开发利用时,需要履行一定的注意义务,包括以正当合法的方式获取数据,确保数据的可用性和可信性,充分保障数据安全和对数据进行合法加工使用等㊂关键词:政府数据;政府数据商用;数据开放;数据质量1㊀引言2019年7月16日,因朗动公司将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取的有关蚂蚁微贷清算信息在其运营的企查查平台上进行不实和误导性推送,蚂蚁金服及其子公司蚂蚁微贷共同将朗动公司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㊂2020年4月26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就该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根据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朗动公司在其运营的企查查上发布㊁推送有关蚂蚁微贷清算的误导性信息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朗动公司赔偿蚂蚁金服等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60万元,并为其消除影响㊂由于企查查所发布信息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政府数据,此案也成为了我国首例因政府数据不当商业使用引发的司法纠纷案件㊂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但对政府数据的不当开发利用,除了可能减损原始数据主体权利,破坏市场竞争外,还可能会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㊁消费者的信赖利益等造成影响㊂为此,市场主体商用政府数据等公共数据资源的权利边界何在,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㊂2㊀企查查推送涉蚂蚁金服误导性信息的事实企查查系朗动公司运营的一款企业信用查询工具,其利用爬虫技术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㊁中国裁判文书网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㊁国家知识产权局㊁中国商标局㊁国家版权局等政府机构官方网站和互联网公开数据中爬取企业信息,进而向用户提供企业工商信息㊁法律诉讼信息㊁失信信息等商业数据查询服务[1]㊂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5月5日,朗动公司在企查查上向用户推送了内容为 2019年5月5日,蚂蚁微贷公司新增清算组成员应君 的监控信息,并将该信息风险级别列为 警示信息 ㊂但该监控信息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的信息存在一定偏差㊂一是标注的主体信息与实际不符,清算行为是蚂蚁微贷公司更名前的主体重庆阿里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所实施的,而非本案的蚂蚁微贷公司;二是推送的内容与实际有出入,企查查推送提示为 新增清算组成员 ,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了蚂蚁微贷公司存在一位清算组负责人和两位清算组成员,并无新增清算组成员的变更信息;三是推送的变动时间容易引人误解,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阿里小微发生清算的时间为2014年,而企查查却将推送日期 2019年5月5日 表述为 变动时间 ㊂可见,企查查所推送数据的时效性㊁清算时间的准确性和清算内容的完整性均存在缺陷㊂‘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 征信机构应当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其提供信息的准确性 ;国家标准‘GB/T36344-2018信息技术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也提出了数据质量规范性㊁完整性㊁准确性㊁一致性㊁时效性的要求㊂为此,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朗动公司在其企查查平台上推送有关蚂蚁微贷的误导性监控信息,违反了征信业法定义务和大数据行业规则,且未及时消除影响,对蚂蚁微贷及其母公司蚂蚁金服构成了不正当竞争㊂法院做出的维持政府数据公信力的要求和对政府数据原始主体权利的肯认符合当下社会对数据治理的普遍认知,较低的赔偿额度也反映出法院在努力平衡数据原始主体和大数据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㊂3㊀政府数据不当商用可能引发的权利冲突3.1㊀政府数据商用的基础和实践蚂蚁金服等诉企查查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所指向的争议内容,即被告是否如实引用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政府数据㊂而何为 政府数据 ,我国第一部关于政府数据的地方性法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指出: 政府数据,是指行政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㊁保存的各类数据资源㊂ [2]政府数据通常可以分为公众用数据和公务用数据,前者主要指普通公众可以直接获取并使用的数据,而后者主要指行政机关出于公务需要而使用的数据类型㊂依据政府数据的开放属性,又可以将政府数据分为主动开放㊁有条件开放和不予开放3种类型㊂政府可向社会开放的信息和数据资源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属于公众用数据,公众享有平等和自由使用的权利[3]㊂在蚂蚁金服等诉企查查不正当竞争案中,企查查获取政府部门公示的企业信用数据即具有正当性㊂‘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1条指出,征信机构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已经依法公开的信息㊁人民法院依法公布的判决㊁裁定等渠道采集企业信息㊂近年来,我国鼓励社会主体积极利用并深入挖掘政府数据价值,中共中央办公厅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提出: 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充分开发利用政府数据资源,为大众创业㊁万众创新提供条件㊂ 一方面,政府数据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 发挥对人民群众生产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作为三大立法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就政府数据的使用主体而言,市场主体拥有开发利用政府数据资源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且能更直接地了解并回应市场的政府数据服务诉求,是发挥政府数据最大效用的重要力量[4]㊂3.2㊀政府数据不当商用引发的紧张关系对于政府部门已向社会公开开放的政府信息和数据资源,社会公众享有自由和平等使用的权利㊂但权利的行使亦有边界,若在界限范围内,私主体享有行使权利的自由;若肆意逾越,则可能与他权存在交叉,进而发生权利冲突[5]㊂企查查等基于政府数据形成的相应商事服务,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㊁传递的及时性㊁解决市场内主体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数据使用行为亦需要在合法㊁正当的框架下进行,否则将会对国家利益㊁社会利益和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㊂政府数据不当商业使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权利冲突主要有以下4种情形㊂一是政府数据不当商用可能对数据原始主体造成的侵害㊂政府部门对外开放的数据,既包括宏观统计数据,也可能涉及部分私人主体(包括个人和企业)的公示信息㊂而企业在对承载着私人主体的政府数据进行不当商业利用时,有可能损害到相关数据原始主体的利益㊂一方面,可能对其他市场主体的商业利益和信誉造成侵害㊂将涉及其他市场主体的政府数据进行扭曲或不当增删后的失真发布,尤其是负面信息的偏差,会使相关主体的商誉受到影响,引发负面的社会评价,进而会因关联交易方㊁客户群体的错误认知而减少了其本应实现的交易机会,增加了其信用修复㊁客户维系和同监管部门释疑等不必要的成本和负担㊂另一方面,也可能对自然人主体的人格权利造成侵害㊂例如,对政府部门已匿名化处理后数据的再识别利用,可能侵害到数据原始主体的隐私利益或个人信息保护权益;对政府部门发布的个人信用惩戒信息的失真利用,可能使相关主体的社会评价无故降低,名誉权被动遭受侵害㊂二是政府数据不当商用可能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不良影响㊂政府数据属于行政机关履职过程输出的成果,具有确定性和公信力[6]㊂一方面,企业若对政府数据进行不当增删篡改,或在政府数据中植入数据㊁掺杂无效信息或误导性信息,则会影响公众对政府数据的信任和依赖,会对政府数据的客观性和权威性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企业若在基于政府数据的衍生产品中植入不良商业广告或违规贴上 官方 标签,打上官方旗号进行商业营销,不仅会对公众造成误导,也影响了政府部门的中立性和公信力㊂三是政府数据不当商用可能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的侵害㊂一方面,企业将政府数据进行失真发布,不但与消费者购买此类服务的初衷相悖,也会使消费者由于错误信息而做出非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决策,进而可能会使消费者置身于潜在的法律风险之中[7]㊂例如,用户因信赖企查查平台上错误的蚂蚁微贷清算信息,而可能放弃了与蚂蚁微贷关联主体交易的机会,对消费者经营决策形成的充分性和自主性造成了障碍,也不符合企查查对用户做出的服务质量承诺㊂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将基于政府数据的衍生产品进行不合理定价或进行捆绑搭售,则会破坏了政府数据的公益属性,也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利㊂四是政府数据不当商用可能对行业整体形象造成的破坏㊂对于政府数据的商业使用,需要平衡企业的盈利需求和政府数据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8]㊂政府数据开发利用产业仍处于初期,若让企业盲目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对数据真实性㊁客观性和准确性的把控,以及对于数据治理基本义务和责任的漠视,则会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继而引起行业发展的乱象,最终可能导致公众对公共数据再利用产品乃至整个大数据市场失去信任,对行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㊂4政府数据商业使用的合理边界政府数据内含权利的交织性和复杂性,要求企业在对政府数据进行开发利用时需要履行一定的注意义务[9]㊂为此,需要探讨政府数据商业使用的合理边界,以促进企业的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㊁社会利益和其他主体合法权益的平衡㊂一是获取方式须正当合法,不应以非法方式或通过非正当渠道获取政府数据㊂企业所获取的作为生产材料的政府数据,应是政府部门已向社会主动开放,或是企业经过合法申请获得的政府部门授权提供的数据㊂企业不应未经允许非法刺探㊁爬取政府部门未公开的数据,也不应以非法寻租方式获取政府数据,包括不应公开的政府数据和可以公开但尚未开放的政府数据㊂二是数据质量应可用可信,不应传播虚假㊁失真数据㊂保证数据质量既是维护政府数据公信力的要求,也是企业增强用户黏性,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10]㊂保证数据质量至少应满足以下4个维度的要求㊂(1)准确性㊂基于政府数据的市场服务,应确保数据真实㊁准确,数据的呈现应反映事物的真实状态而不会引起歧义,不得有虚假㊁歪曲失真或误导性的表述㊂(2)完整性㊂企业在对政府数据进行收集㊁处理和再提供时,应确保数据完整,没有重大遗漏,不得随意对数据进行增删修改㊁糅杂错乱㊂(3)时效性㊂时效性反应了数据在时间变化中的正确程度,政府数据作为社会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参考,公众对政府数据服务的及时性要求较高,数据服务企业及时提供和更新才能获得市场竞争优势[11]㊂(4)可信性㊂企业的数据来源须明确合法,加工处理过程透明可信,数据具备抗抵赖能力,并可关联追溯到相关数据,为用户提供可信赖的政府数据服务㊂三是数据安全有保障,不应忽视数据安全风险防控㊂政府数据是服务人民群众生产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资源要素,数据服务企业要建立完备的数据安全体系,采取适当的安全防护措施㊂一方面,要做好数据防篡改㊁防丢失工作,完善数据容灾备份和恢复功能,保证政府数据服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要提升对政府数据传播路径和传播内容的可控性,出现数据安全事件时能够及时响应,控制影响范围㊂四是数据加工使用要合法,不应对他人的合法利益和正当权利行使造成妨碍㊂一方面,不应对数据原始主体权益造成侵害,包括不得对已匿名化处理的个人信息进行再识别,不应对政府部门未有效进行脱敏处理的政府数据进行再传播和扩散,也不应借助政府数据刺探其他企业的商业秘密;另一方面,不得滥用政府数据,破坏数据市场竞争秩序,包括不应对基于政府数据开发的产品和服务设定不合理高价,不应在数据产品中植入不良广告,不应将政府数据用于不正当竞争,形成新的数据垄断或破坏其他市场主体商誉,进而损害消费者福利㊂5㊀结束语蚂蚁金服等诉企查查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引发了公众对政府数据商业使用权利边界的思考㊂对于政府数据的商业使用,有助于实现公共数据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利用,但数据的使用需要以不违反国家和社会利益㊁不对他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妨碍为前提,进而才能实现政府数据的合法㊁安全㊁有序利用,推动数据相关产业繁荣发展㊂参考文献[1]企查查.企查查用户协议[EB/OL].[2020-5-27].https:///cm_14.[2]杨解君,赖超超.行政法上的公物:从概念到效果的分析[J].东方法学,2006(2):30.[3]吕富生.论私人的政府数据使用权[J].财经法学, 2019(6):31-32.[4]陈怀平,金栋昌.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公共信息服务政企合作路径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1 (8):9-13.[5]王克金.权利冲突论 一个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2):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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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董卿.基层统计数据时效性影响与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5(15):260.作者简介:曾云好㊀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处长,主要从事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刘高峰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产业规划与政策㊁网络数据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The boundary of commercial use of government dataZENG Yunhao1,LIU Gaofeng2(1.Cyber Security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Beijing100741,China;2.Industry and Planning Research Institute,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Beijing100037,China)Abstract:The case of unfair competition between Ant Financial and Qichacha,is the first judicial case caused by improper commercial use of government data in China.The judgment made by the court to maintain the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 data and affirm the rights of the original data subject,reflects the general cognition of the society to data governance.The commercial subject has the right to use open data,but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has boundaries. Improper use of government data will damage the rights of the original data subject,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the image of the data industry.When market entities make use of government data,they need to perform certain duty of care,including obtaining data in a legal way,ensuring the credibility and security of data,and legally processing data.Key words:government data;commercial use of government data;data open;data quality(收稿日期:2020-07-06)。
杭州 2023年历年真题考试：公务员制度历年真题汇编（共284题）1、根据《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为本人缴费工资的比例是（单选题）A. 4％B. 6％C. 8％D. 10％试题答案：C2、某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领导成员职位属于【】（单选题）A. 专业技术类B. 综合管理类C. 行政执法类D. 其他类别试题答案：B3、为了解决公务员与分居两地的配偶、父母团聚问题而给予的假期，属于【】（单选题）A. 产假B. 年休假C. 探亲假D. 法定节假日试题答案：C4、下列选项中，属于公务员奖励种类的是（单选题）A. 表扬B. 晋升职级C. 晋升职务D. 授予荣誉称号试题答案：D5、下列选项中，对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表述不正确的是（单选题）A. 报考人员需年满十八周岁B. 报考人员一般要求大专以上学历C. 报考人员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D. 只能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试题答案：D6、为丧失工作能力的公务员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称为（单选题）A. 补贴B. 保险C. 津贴D. 福利试题答案：B7、下列关于我国公务员辞去公职的陈述中，正确的是（单选题）A. 可以获得辞职费B. 可以获得辞职保险C. 可以获得经济补偿D. 可以获得人事关系证明试题答案：D8、小李于2014年9月由政府机关的科员晋升为副科长，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这属于【】（单选题）A. 初任培训B. 任职培训C. 在职培训D. 专业技术培训试题答案：B9、下列选项中，属于公务员福利的是【】（多选题）A. 产假B. 婚假C. 丧假D. 病假E. 探亲假试题答案：A,B,C,D,E10、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公务员外部交流范围的是（单选题）A. 群众团体B. 人民团体C. 基层党政机关D. 国有企事业单位试题答案：C11、下列选项中，属于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范围的是【】（单选题）A. 调研员B. 副调研员C. 办事员D. 副巡视员试题答案：C12、以教师为中心，向学员系统传授有关知识、技能的培训方法是【】（单选题）A. 研讨法B. 角色扮演法C. 课堂讲授法D. 案例分析法试题答案：C13、首席大法官的级别相当于（单选题）A. 国家级副职B. 省部级正职C. 省部级副职D. 厅局级正职试题答案：A14、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是【】（单选题）A. 等级工资制B. 结构工资制C. 职务工资制D. 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试题答案：D15、张某在司法部担任副处长职务，经组织安排并征得本人同意，到某基层法院担任同级领导职务，不转移人事档案关系。
2020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2020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6294件，审结7018件，总体上较好 地完成了年度著作权案件审判工作，并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对涉及因传播 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权利保护边界、作品类型界定等问题的案件进行了探讨、总结，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借鉴参考作用，现向大家介绍如下8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2020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广州点云科技有限公司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张某、陈某某与李某某、杨某某、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 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苏宁体育公司与电信浙江分公司、电信杭州分公司、广电新媒体公司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屬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 侵害广播权纠纷案网易侵害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与韦某、梁某 害发表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胡某与杭州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第三人杨某、龚某 侵害作品署名权纠纷案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与珠海启运科技有限公司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蓝红燕与马陆凌、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例一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与广州点云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审：（2020)浙0192 民初 1329、1330号(一）基本案情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经授权取得游戏《英雄联盟》《穿越火线》《地 下城与勇士》《逆战》《Q Q飞车》的著作权使用许可及 竞争权益，广州点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云公司）未经授权将涉案游戏置于其云服务器中供公众在网页版、移动端以及P C端使用云游戏平台获得涉案游戏，涉案游 戏提示画质选择、有偿和无偿服务、限制游戏外部链接跳 转功能。
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包括维权合理支 出的经济损失共960万元。
谢某某诉深圳市懒人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创策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文章属性•【案由】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号】（2017）浙01民终5386号•【审理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程序】二审裁判规则作品均以形成外在的独创性表达为其前提要件，对作品的改编应以改编作品之表达，且该改编具有独创性为前提。
对文字作品而言，文字表述是其作品的表达所在，改编文字作品应以文字内容发生改变为前提。
将文字作品制成有声读物需要经过三个步骤：朗读、录音、后期制作。
三个步骤均只改变了作品的形式或载体，无一改变了文字作品的表达或内容，因而不涉及对文字作品的改编，有声读物只是录音制品存在的复制件。
上游授权方缺乏有效权利而向下授权他人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有声读物的行为，上游授权方与直接侵权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正文谢某某诉深圳市懒人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创策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基本案情谢某某享有《72变小女生》文字作品著作权。
后发现深圳市懒人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懒人公司）在其经营的“懒人听书”网，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有声读物。
谢某某从懒人公司提交的文件中发现懒人公司是经过杭州创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策公司）、杭州思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变公司）、北京朝花夕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花夕拾公司）的层层授权后提供听书服务的。
谢某某以四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连带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谢某某曾于2013年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转授权、以及制作、复制和销售电子出版物的权利”授权创策公司。
2014年，创策公司向思变公司出具授权书，明确写明授权思变公司将涉案作品制成有声读物，并自行或再许可他方行使音频格式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015年，思变公司授权朝花夕拾公司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权给懒人公司在其“懒人听书”平台上使用。
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创中国特色的“智慧法院”新起点文 刘恩 章湧5月25日，在第十三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上，中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说，中国法院主动拥抱现代科技，推动现代科技与法院工作深度融合，探索信息时代审判运行新模式。
浙江杭州设立了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运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起诉、立案、送达、举证、开庭、裁判等环节全流程网上操作，中外当事人足不出户就能在线完成诉讼。
以杭州互联网法院探索形成的涉互联网案件审理新模式为代表，中国法院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和涉网案件依法处理作出了有益探索。
如今，初步形成以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法院，有力促进了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6VIEW 视点首家互联网法院为何选址杭州？当今世界，互联网已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正在刷新法律概念、司法实践和公众对法院服务的要求。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074万人，增长率为5.6%；互联网普及率为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成为促进我国消费升级、经济社会转型、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推动力。
杭州的互联网经济尤为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85%的网络零售额、70%的跨境贸易额和60%的B2B交易额是在杭州的电子商务平台上完成的，全国三分之一的综合性电子商务平台和专业网站都落户杭州，杭州的信息经济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超过50%。
随着电商市场日益活跃，涉网纠纷不断涌现，并逐步进入司法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起诉到杭州法院的电子商务纠纷案件，2013年为600余件，2014年1200余件，2015年升至3000余件，2016年突破10000件。
大量涉网纠纷用传统的诉讼方式去解决，存在成本高、周期长、程序繁琐等问题，而采取“网上纠纷网上审”的方式，能有效克服传统诉讼方式之不足，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司法服务。
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5周年网络服务合同十大典型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杭州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布日期】2022.08.22•【分类】其他正文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杭州互联网法院5周年平台经济方兴正艾，如何保障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统一裁判标准、明晰裁判规则，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能。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成立5周年之际，发布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既涉及平台责任和行为边界的合理界定，如对平台自治规则、大数据监测结果、交易风险算法模型应用效力的司法审查，也涵盖对平台用户恶意投诉行为的司法规制，并及时回应了实践中对流量劫持、虚拟财产保护、未成人充值等热点疑难问题的关切，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司法定位，保障公平健康、充满活力的数字经济秩序的作为和担当。
案例一恶意投诉的审查标准及违约赔偿——某（中国）公司诉郑某某、新乡市某商贸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入选理由】该案系《民法典》实施后全国首例互联网平台起诉恶意投诉行为的案件。
在网络交易空前活跃的时代背景下，恶意投诉现象严重扰乱了互联网平台的正常交易秩序，网络空间治理刻不容缓。
如果投诉人具有主观恶意，互联网平台因恶意投诉遭受损失，可以据此提起侵权之诉。
但因侵权之诉法定构成要件对互联网平台起诉的举证要求较高，在实践中，平台较难收集证明投诉者具有明显恶意的主观要件事实之证据，平台经营者可以考虑通过提起违约之诉维权。
诚然，在网络空间治理手段上，行政机关的公处罚效果较好，但行政执法资源有限，客观上需要互联网平台积极参与治理，与用户签署网络服务合同，制定并公开平台规则，遏制扰乱网络交易秩序行为。
网络服务合同约定之权利义务具有一致性，在平台规则事先明示协议和规则内容的情况下，平台有权向提交虚假资料、错误投诉的注册用户提起违约赔偿之诉。
在“十五日静默期”规则下，法院在实践中不应机械地适用，而是通过司法裁判教示网络平台提高对恶意投诉行为的排查效率，避免被投诉的平台内经营者之经营损失扩大，避免投诉人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出现失衡。
杭州法院2021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2.04.26•【分类】其他正文杭州法院2021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案例一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元泵业有限公司、赵某、吴某、金某、姚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案例索引】一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初287号【入选理由】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尤其是侵害技术秘密案件审理难度较高，原告所主张的密点是否具体明确，是否符合秘密性、保密性、价值性等构成要件，是该类案件审理的难点。
其中，审查原告所主张的技术信息是否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秘密性，是破解技术秘密可保护性难题的关键。
虽然单个零部件所承载的技术信息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但如果通过重新组合设计成为新的技术方案，且通过查阅公开资料或从其他公开渠道均无法得到，通过反向工程也不容易直接获取，则应当认定该技术方案不为公众所知悉。
本案裁判有力打击了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引导企业加强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规范对员工的保密、竞业管理，防范泄密风险。
本案于2021年入选“浙江法院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八大典型案例”。
【简要案情】原告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各种泵类产品，在研发、生产过程中设计完成各类产品图纸。
中金公司采取制定公司员工手册、签署保密条款、实施技术软件加密等措施保护其产品图纸等商业秘密。
被告赵某、吴某、金某、姚某均为中金公司前员工，曾任生产负责人、技术员等职务。
浙江南元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元公司）系赵某、金某从中金公司离职后投资成立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水泵、供水设备的生产、销售、研发。
吴某、姚某从中金公司处离职后相继加入南元公司工作。
中金公司经市场调查发现，南元公司生产销售的立式多级离心泵SDL32系列产品与中金公司生产销售的CDL32系列产品基本相同，遂诉至法院。
程文林、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监察(监察)二审行政判决书【案由】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监督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复议【审理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03.31【案件字号】(2020)浙01行终49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鲍常兰李洵唐莹祺【审理法官】鲍常兰李洵唐莹祺【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程文林;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当事人】程文林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当事人-个人】程文林【当事人-公司】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律所】朱勤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律所】朱勤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朱勤【代理律所】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字号名称】行终字【原告】程文林【被告】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本院观点】上诉人程文林系因不服被上诉人余杭市监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而提起本案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根据余杭市监局在《回复》及《告知书》中载明的内容，该不予立案决定针对的举报事项是上诉人提出的淘宝公司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存在价格欺诈行为。
【权责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合法违法管辖第三人现场笔录质证合法性证据不足行政复议维持原判【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上诉人程文林系因不服被上诉人余杭市监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而提起本案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根据余杭市监局在《回复》及《告知书》中载明的内容，该不予立案决定针对的举报事项是上诉人提出的淘宝公司作为第三方交易平台存在价格欺诈行为。
故本案的审查对象为余杭市监局就上述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余杭市监局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6系关于行政机关对使用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经营的商家信息进行调查并就其涉嫌价格违法的线索进行移送的材料，与被诉不予立案决定的合法性无关，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