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花儿”与青海“花儿”歌词内容的比较民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劳作所创造出来的，花儿就是其中的一种。
甘肃花儿和青海花儿作为花儿的代表，两个不同地域滋养的，相同的音乐形式，在歌词内容及音乐形态上有很多的共同点也有所不同，其中影响的因素有很多，身体特征、心理因素、地理环境、历史的发展、审美标准、民族风俗、语言文字都是影响它们们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音乐风格。
标签：甘肃“花儿”；青海“花儿”；歌词内容一、甘肃“花儿”与青海“花儿”的自然生态与文化背景甘肃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特有的自然生态条件。
同时回、汉、东乡、裕固等8个少数民族在这里世居生活，不同的民族文化在这里荟萃，让花儿的发展充满了无限的可能，青海则是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由于民族众多，构成了这里多样的文化氛围，花儿也变得更加大放异彩。
甘肃简称甘或陇，在黄河的上游，中国的腹地，嵌在巍峨的三大高原上，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西北内陆的甘肃，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明显偏低经济发展缓慢，不易获得这样的发展机会，大部分地区少雨，气候干燥。
青海省也位于版图西部，面积位居全国第四位，位于青藏高原之上，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地形地貌众多复杂，高山众多，山里常年积雪，夏季冰雪融化，许多长江大河就是从这里流出的，自然资源丰富而多样，通过以上论述相比较而言两个地区有相同的地方，多为荒漠山地，经济发展缓慢，但从花儿的发展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这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人们性格开朗，热情大方。
所唱的花儿，歌词内容通俗易懂，旋律高亢悠扬。
使得“花儿”有了浓烈的地方特色。
文化与一个地方的音乐形式是密不可分的，隋唐时期开始诗歌文化开始盛行，让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花儿”，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甘肃民风淳朴，民族众多，多样的文化背景促进了花儿文化的异常繁荣，在甘肃不管是放牧的牧民，乡间地头的妇女，还是河里的船工，都会有事没事的随口来上几首自己喜欢的“花儿”。
千姿百态的青海“花儿”令作者：张更有来源：《群文天地》2010年第07期“花儿”是西北地区广为流传、历史悠久的一种情歌。
据有关资料记载,“花儿”距今已有近500多年的历史。
明朝万历年间有一位叫高洪的诗人,写下了题为《古鄯行吟》之二(即今日民和县境内),诗中写道:“青柳垂系爽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
轻鞭一挥芳往去,漫闻花儿断绪长”。
形象地反映了夏季时节杨柳垂丝,绿苗遍野,农家男女在烈日下锄草,到处飘荡着花儿的歌声……这一情景表明,诗人可能某年夏季来往于古鄯(民和)一带所写。
从上所述,我认为,西北地区“花儿”词曲的产生,和明初洪武年间移民屯田有关,派遣大量的屯军、徒军及家属来到今日的洮岷和河湟一带,从事劳动守边。
他们还带来了江南抒情小调“茉莉花”广为传唱。
见到荒山漫野的山川,常常怀念美丽如画的江南故乡和自己的亲友,每逢思念之际,就站在土丘、山顶之上,眺望远方,情不自禁地以歌寄情,抒发心中的幽情。
“花儿”的词曲就是从这些移民来的汉族先民中间萌生,并和本地土著民族文化融合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新形式的山歌,久而久之,由原来怀故思友演变成了男女青年表达爱慕之情的“花儿”了。
或许初期的“花儿令”只有少量几种罢了。
可以肯定是:“花儿”的词曲产生于明代初,成熟于明代中期,明代万历年间在河湟地区已非常流行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原来传统“花儿令”仅有28种,二十世纪70年代发展成50多种。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青海“花儿令”也在不断发展创新。
如大通流行的“东峡令”就产生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间),由大通县东峡土族歌手才浪措所创(又名才浪措令或长寿令)。
又如全省独有的湟源“南乡令”,据著名歌手张玉英(藏族)讲述:她听老人们讲,他们的先辈原来只会唱“拉伊”,不会唱“花儿”,自和汉族杂居后在唱“花儿”的同时,创造了带有“拉伊”风味“南乡令”,又称“阿吾令”。
这些都是青海“花儿令”不断创新立异的实例。
青海“花儿”的建筑美作者：杨生顺来源：《党的生活·青海》2015年第03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代表人物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提出著名的“三美”理论，其中的“建筑美”是指现代诗歌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实际上，在中国民间，早已形成了用白话文创作，结构匀称，句式齐整，具有鲜明特色的民间口头诗学，只是鲜为文人关注。
为了深入认识青海“花儿”的建筑美，文章在重点观照江南山歌的基础上，对两种山歌作了比较探究。
一、青海“花儿”的建筑美青海“花儿”唱法上有独唱和对唱。
文本以四句式为主，亦有五句、六句、八句，甚至更多句式。
青海“花儿”有包括对称在内的多种美学样式。
总体来看，四句式“花儿”的建筑美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二句对称。
“天上的太阳发红了，河里的花儿们黄了；我俩的脚印（哈）拿土盖，越走者越深厚了。
”其中，“天上”与“河里”、“太阳”与“花儿”、“红”与“黄”构成了对称。
这种对称在江南山歌中颇为常见，如江西广昌县“郎在高山打弹弓，姐在花园修芙蓉；你要芙蓉也不难，买包丝线买包针”的第一、二句就是对称的。
二、四句对称。
“白马寺修下的太高了，一层（吧）一层者上哩；阿哥的心里难心多，一句（吧）一句者唱哩。
”这首青海“花儿”的“一层（吧）一层”与“一句（吧）一句”、“上哩”与“唱哩”对称。
在江南山歌中，这种对称也较为普遍，如吉水县山歌“天上乌云朵朵新，又像落雨又像晴。
老妹站着不说话，又像断情又像行”的二、四句在语言的对称中表达了恋人间捉摸不定的爱情。
一、三句对称。
“青稞的秆秆里水钻了，麦子的秆秆儿硬了；尕妹的肚子里鬼钻了，听上了别人的话了。
”其中“青稞的秆秆”与“尕妹的肚子”对称，“水钻了”与“鬼钻了”对称。
这样一种对称的美的架构方式，说明了“花儿”的起兴（前两句）与构成这种起兴方式的结果（后两句）之间，存在着关联。
三、四句对称。
这种对称方式在青海“花儿”中寥寥无几，但在江南山歌中却普遍存在。
在比较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青海“花儿”“黑云彩里盼太阳，犀牛望月姐望郎；犀牛望月盼大水，贤妹盼郎早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