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_奥威尔和他的政治寓言_动物农场_

1999年3月第12卷　第1期 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InnerMongoliaCollegeofEducation(Philosophy&SocialScience) Mar.1999Vol.12No.1

乔治・奥威尔和他的政治寓言《动物农场》○潘光威内容摘要　怎样认识和评价乔治・奥威尔和他的政治寓言《动物农场》呢?奥威尔的悲剧是其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局限的必然。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冷战结束的今天,更客观地评价其作品的历史、现实意义,有助于对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些问题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关键词　政治寓言　代言人　历史教训　借鉴反思[中图分类号]I1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451(1999)-01-0046-0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东西方的对峙中,1945年,

一名英国作家的政治寓言———《动物农场》(Animal

Farm)激起了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对立,引来了截然不同的反响。西方热烈欢迎这部寓言,认为它以人类的良心道出了真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指苏联)的公允评价;其作者也被抬得大红大紫,封为“那一时代的代言人和仲裁者,他的语言风格和道德观点深深影响了五、六十年代西方许多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创作”①。于是,《动物农场》风靡西方,被译成十四种文字,甚至改编成儿童读物和动画片。到1961年,仅在英美就印行了100多万册,以致在西方,特别在英美,凡受过些教育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奥威尔其人和他的《动物农场》,影响可谓大矣。而在原苏联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动物农场》以及作者的其它作品则长期遭禁,被列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讲授英美文学亦极少提及,成了文学研究的禁区。在中国也同样如此。改革开放后,文学史中有简短介绍,但英语专业人士要读到他的作品原著也不容易,更无中文译介,一般读者对他极少了解。一部寓言反响竟如此之天上地下,它究竟触动了两大阵营的哪根神经?其作者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随着我国向世界敞开大门,各方面的接触日益增多,也因为《动物农场》及其作者在西方影响颇大,我们有必要对它加以研究,有所了解。这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他在西方文坛的地位和在东方受冷遇的原因,而且可启发我们做些历史和人生的思考。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年生于印度孟加拉一个英国文官的中产阶级家庭,1907年全家迁回英国。他幼时进私立学校就读,靠出色的成绩获得著名的伊顿公学奖学金。但在这所贵族学校里,他的家庭出身,社会背景和强烈的自尊心都使他“在与那些富家子弟相处时感到格格不入,并对中产阶级虚伪的价值观产生厌恶”。②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奥威尔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于1922年至1927年间在印度驻缅甸的帝国警察中服务③,曾任区警长助理。由于处在殖民者上流社会与殖民地人民的夹层之中,他对社会的观察了解更加深刻广泛,看到了许多殖民制度的罪恶,产生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强烈憎恨。他把这一时期的亲身体验写进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缅甸岁月》(BurmeseDays,1934)。这部小说比E・M・弗斯特著名的《印度之行》(APassagetoIndia)写成略晚,对于反映英帝国主义在印殖民统治的罪恶,有异曲同工之处。自发的正义感,朴素的人道主义使奥威尔耻于做一个骑在殖民地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卫道士,终因他称之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原因辞去了职务。奥威尔由一个殖民统治的执行者变为其反叛者,他的正义感可谓强烈,行动可谓果断。64放弃帝国官员的优裕生活后,奥威尔在巴黎、伦敦漂泊,甘愿生活在赤贫者中,接触社会底层,并用作品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andOutinLondonandParis,1933)。时值30年代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进一步暴露,奥威尔“在与劳动阶层的接触中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特别在面对30年代经济危机中庞大的失业人群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④因此他越来越痛恨富有阶级造成的贫富不均,逐步否定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在危机的顶峰时期,奥威尔受一位左翼出版商委托,到英格兰北部最悲惨的地区做了一次私人调查,写成《去维甘码头之路》(TheRoadtoWiganPier,1937)。至此他把消灭贫困、实现民主平等和社会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象西方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这时他转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当然,统治阶级是不会欢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讽刺、揭露和批判的。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被资本主义主流社会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写作生涯艰难,生活的贫困也可想而知。但是,仅仅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不等于坚信社会主义。他此时的立场观点主要还是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佛朗哥法西斯分子发动了反对共和国的叛乱。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对政治的敏感和对社会理想满腔热情的追求使奥威尔在1936年也奔赴西班牙战场,但不是在国际纵队,而是在P・O・U・M。这是共产主义团体中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无政府主义分支,显然这与他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无政府倾向有关。1937年,他喉部严重负伤。被迫逃离西班牙时,他身后有秘密警察的追捕,心中又充满了对西班牙事态发展结局的失望。他将自己对一系列战斗直至失败的见解写进了《向卡塔罗尼亚致意》(HomagetoCatalonia,1938)。从西班牙回国后的几年可以看作奥威尔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阶段。西班牙民主势力的失败给他很大打击,民主的理想、共和的狂热逐步消失,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着他。回到英国后,他虽然又恢复了与左翼团体名义上的联系,但却对一切政治党派失去同情,对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渺茫失望。这充分暴露了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局限性和动摇性。这时的世界局势是,希特勒已在德国上台执政,加紧战争准备;墨索里尼也在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欧洲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另一方面,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走过20多年历程,工农业生产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其间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不正常事件,肃反扩大化,党内民主受到破坏,出现了特权阶层、个人崇拜等问题,其中还夹杂着苏联与芬兰的领土争端等外交事件,特别是1939年在德国加紧入侵波兰之际,苏德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西方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对此表示强烈的不理解和对立情绪,认为这是苏联与德国法西斯妥协的行为,认为苏联也有领土要求和扩张企图。许多原来倾向社会主义的人转向右倾,而这种倾向又被国际资产阶级大肆渲染,推波助澜,利用来攻击社会主义,攻击苏联及其领导人斯大林。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奥威尔讽刺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寓言《动物农场》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右倾潮流的代言人,迎合了二战后西方在冷战中的反共需要。该书于1945年出版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作者也声誉鹊起。该书及1949年出版的反乌托邦,描写可怕的集权主义的著名长篇小说《1984年》确立了奥威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名气和西方文坛中的地位,成为公认的当代英国著名作家、记者兼评论家。二战期间,他因健康原因未能入伍,参加了国土守备队,并于1940—1943年间服务于英国BBC广播公司的东方(印度)节目。奥威尔先后做过《论坛报》的文学编辑、《观察家》的固定撰稿人及驻法、德特派记者,稍后,又是《曼彻斯特晚报》的固定撰稿人。从1947年起,肺结核折磨得他频频住院,直到1950年去世。西方出于其政治需要,在奥威尔去世18年后的1968年出版了他的三卷本《散文报道集》,在他死后仍赋予他莫大的荣耀。他的许多评论文章,如《政治和英语》等,也被广泛用做大学生的必读教材。不过,与其说他在文学上成了名人,不如说在政治上出尽了风头。那么,他在《动物农场》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一个叫琼斯的人在庄园农场中饲养了许多动物,它们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役,生活条件很差。动物们听从公猪“老少校”关于造反的遗言,揭竿而起,赶走主人琼斯,并在牛棚一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它们自己管理农场,并更名为“动物农场”。(这是人类社会现实的动物翻版,劳苦大众革命造反,建立政权。)猪把大家赞成的动物主义七原则写在墙上:两条腿的是混蛋,四条腿(或有翅)的是同伴;任74

潘光威/乔治・奥威尔和他的政治寓言《动物农场》何动物不得穿衣、睡床、饮酒或杀死其它动物;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做了主人的动物们面对重重困难,充满希望地卖力工作,农场一派新景象。在造反中猪显示出了它们的才干,公猪雪球和拿破仑成了动物领袖。雪球是位理论家兼实干家(影射托洛茨基),它提出建风车,使农场机械化,改善大家的生活。但宏愿未伸,即遭拿破仑(影射斯大林)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放逐,同情雪球的动物也遭到清洗。拿破仑豢养的一群狗用高压手段吓得动物们禁若寒蝉,敢怒不敢言。拿破仑给自己授了许多勋章,原先升旗时唱的“英格兰之兽”也被歌颂拿破仑的歌取代。统治阶级的猪们不干活,搬进琼斯的农舍,睡床、穿衣,享受牛奶鸡蛋……星期天的议事会也被取消,一切由拿破仑做主,只要拿破仑这样说了,那就是对的。动物们默默走到墙下寻找动物主义七原则,却发现原则加了许多修饰语,“任何动物不得无故杀死其它动物;不得在有床单的床上睡觉;不得饮酒过量……”风车因台风和琼斯破坏而两次倒塌,动物们拼命干着,生活条件和食物却越来越差。最勤劳的马“拳击手”(影射劳模)因劳累过度病倒,被送进城里屠宰场。几年后风车建成,产量不断增加,但除了猪和狗外,其它动物的生活照旧。不过动物们仍坚信它们是全英格兰唯一当家做主的动物,不用管谁叫“主人”,并以此自豪。拿破仑当上了农场共和国主席,猪开始学着象人一样用后腿直立行走。造反时的口号也改成了“四只脚的好,两只脚更妙!”猪还与周围的人类做起了交易,设宴豪饮,后腿立起,真分不清是人是猪。七大原则也只剩下了一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有的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平等一词本无比较级,更平等即不平等,显见这是奥威尔尖刻的讽刺。至此,革命的领导人完全背叛了革命的初衷,出卖了民众的利益,与旧统治者同流合污,成了骑在民众头上的新贵。革命、民主不过是场闹剧,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老地方。这就是奥威尔要说的。革命成了某些人爬上去掌权的工具,毫无社会进步意义可言,从而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奥威尔从一个同情劳动人民的进步作家到因为一部反苏作品成名,变成了反苏的右翼政治作家,坐在了国际反共势力一边,不论他的主观愿望如何,不论他年轻时寻求社会正义的愿望多么强烈执着,多么具有反叛精神,他终究没有跳出为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服务的圈子。这也许并非他的初衷,然而却正是他“一度反对过的贵族教育和所受的帝国主义训练在多年后跳出来对他的报复。”⑤奥威尔先是否定资本主义,继而又否定了社会主义,他终于没有找到改革社会的出路。这无疑是他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限定了他、他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真理,看待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全盘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人生悲剧。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个双重悲剧。三、四十年代苏联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某些事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肃反扩大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事件,这不但在苏联国内造成了严重恐怖,使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变得极不正常,而且也损害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声誉。在西方一些国家,许多共产党员的信仰发生动摇,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纷纷退党,给了反共势力以可乘之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正常的批评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批评的声音来自外部是不奇怪的。虽然苏联全面禁止了奥威尔的作品,但这并不等于苏联就不存在肃反扩大化、压制民主、个人崇拜、搞特权等问题了,只不过是采取了闭塞视听、把头扎进沙堆里的驼鸟战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一个同情被压迫民众、曾倾向社会主义的、公认的左翼作家来批评苏联政治,显然比由一个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来做这件事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说服力。苏联发生的某些政治事件把一批对社会主义理解不深但同情革命的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吓跑了,甚至有人站到了对立面,为资本主义所用,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有近70年革命历史的苏联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作用下解体,这是苏联党和人民的悲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其中有些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四十年代,有些问题和现象在奥威尔的作品中已有揭露和批判,真是被他不幸而言中。今天我们在探索、反思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时,苏联的历史教训仍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值得我们好好记取。《动物农场》问世前后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格局注定了奥威尔及其作品必然被卷入政治斗争,服从政治的需要。这一捧一禁两个极端,使人们未能对奥威尔及其作品做一个冷静客观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在近五十年后的今天,经过历史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