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二：有关京派的讨论——史的梳理、文学观念、形成的原因、表现何种传统、在现代文学中处于何种地位。
（一）史的梳理
1．京派的概念：参考《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学中心南移（1927）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北方、天津其他城市的作家结成的群体，也称“北方作家派”或“平津作家群”，主要指以清华、北大、燕大等一些大学的师生的松散组合。
他们是一批学者型文人，即非职业化的作家。他们一方面陶醉于传统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于自由、散漫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天然地追求文学（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意识淡泊，文学的独立意识比较强烈。
从时间上看，指大革命失败的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包括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的1945到1948年。
2．京派主要成员：参考《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严家炎）——包括三部分：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语丝社分化后留下的偏重性灵、趣味的作家，像周作人、废名、俞平伯；二是新月社留下的与《新月》月刊关系密切的一部分作家，如梁实秋、凌淑华、沈从文、孙大雨、梁宗岱；三是清华、北大等校的其他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如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李长之等。
3．主要阵地：创刊于1931年，由周作人、废名、冯至主编的《骆驼草》；沈从文1933年9月开始接编的《大众报·文艺副刊》；创刊于1934年10月，由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主编的《水星》；创刊于1937年5月，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文学季刊》《文学评论》】
4．主要代表：诗歌——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散文——周作人、俞平伯；理论——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李长之；小说——废名、沈从文、凌淑华、林徽因、萧乾等。【废名是京派小说的开山鼻祖；沈从文的创作成就最大；40年代出现的汪曾祺是京派的最后一位小说家】废名：把周作人的审美理想用叙事学加以体现，以田园牧歌的风味与意境在现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
5．形成的标志：1933-1934年的京海之争。最初是在自由知识分子文化圈内的文人雅聚和学术交流的文艺活动中形成的自发群体{朱光潜的“读诗会”和林徽因的文艺沙龙}。真正形成京派是在与海派的论争以及鲁迅与左联的批评中凝聚的。
（二）文学观念以及相关理论
（1）京派具有系统的理论主张和美学见解：
1．周作人是京派的理论前驱和创作示范。他在20年代短暂的激越之后，很快脱离启蒙审美，转向追求宽容隐逸，平和冲淡。他褒扬废名的田园小说，，并从文学史上寻找渊源。反对载道文学，主张疏离政治，艺术独立。他的小品文从题材、文体到美感，都是典型的守成风格。
2．朱光潜是京派的理论中坚。他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为京派文学铺设理论基石。受布洛“心理距离说”影响，认为艺术与生活应有距离。推崇“静穆”的境界，主张以“纯粹美感”的态度去关注现实人生。【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而在取生糙的自然在情感与想象的炉光里熔炼一番，在雕琢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意象世界。】【艺术要制造一个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心理距离；艺术家之为艺术家，不仅能感受情绪，而尤在能把所感受的情绪表现出来，他能够表现情绪，就由于能把切身的情绪摆在某种距离之外去关照。】
3．京派批评家沈从文、萧乾、李健吾等多以“和谐”、“恰当”、“纯粹”、“完美”、“圆融”做为审美的标准，如李健吾的《咀华集》为代表。
【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追求人的尊严、和谐生命境界，固守文化传统，对抗文学的商品化。】“纯文学”的主张：
纯文学：反对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但纯文学又是关注现实人生的。周作人在《自己的园
地》中主张，文艺史独立的，但又与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为艺术而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固然不妥当。但是，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做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人生与人生分离呢！”“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是他融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认他成为浑然的人生艺术便好了。”
朱光潜：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切严肃而充满趣味的纯正的文学都是“文辞简洁而意味隽永”的诗。情趣与意象的契合无间，以意象来暗示情感，画境、诗境。
周作人在为《竹林的故事》作的“序”里说：“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用沈从文的批评话语来说：“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
（2）文学美学观念：
A、倡导“中和”的中西合璧的文学观。在“五四”以后，周作人的隐逸心态在文学上体现尤为明显，他主张用“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建造“中国的新文明”。这种“新的自由和新的节制”，既“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又是孔孟“‘本来的礼’与‘本来的中庸’的复兴”。由此周作人采取一种宽容而中和的态度在中西方古代质朴明净，高远清雅的境界中寻找文学。京派理论家朱光潜与周作人的风范一脉相承，他译介了大量西方美学理论到中国来，其中特别推崇静观说、移情说、距离说和希腊古典静穆的美，并试图找到理解中国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融合发展的入口。他认为“在艺术中和在生活中一样，‘中庸’是一个理想。艺术中也总是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时，这些因素的有无都不利于达到艺术的效果。换言之，这些因素都应各自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
B、追求道德和艺术的“健康”和“纯正”。与北平文化古都安逸的氛围相吻合，与北大、清华等经院学风的文化宽容性相适应，京派提倡“纯正的文学趣味”，而“文艺上的纯正的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文学趣味“愈广博，偏见愈减少，趣味愈纯正”。基于此，京派文学超然于党派争斗的现实功利，力求在开阔的历史时空里强调文学与民族生存、社会进步的介入作用；超然于现代文坛的故步自封，企图在文学的历史积淀中融合中西，以达到新文学“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
C、注重直觉感悟，强调艺术技巧。京派批评强调主体意识对文本的渗入，其批评有浓重的心理氛围。朱光潜喜好印象派的批评，又对克罗齐的“行相直觉”极为推崇。萧乾在《主题与表现》中说“一个好的书评家时刻着眼在作品全部的氛围、情调和观点上。他整个地欣赏，也整个地评论”，并进而强调：“由直觉创出的乃须以直觉体验出，……分析几乎不可能。”李健吾的《自我与风格》一文则更明了：“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里面的探险’”。与此同时，京派还很注重文学的技巧，《论技巧》（沈从文）、《为技巧伸冤》（萧乾）、《十年诗草》（李广田）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由此京派理论家们多以“和谐”、“纯粹”、“完美”、“圆融”等理念作为他们分析批评作品的尺度，而李健吾的作家作品批评则是这些理念的完美体现。
（3）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第一，梦幻乡土中国：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与乡土中国相关联的，是京派小说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它注重以乡土生活为题材，注重道德和文化上的健康和纯正，注重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和淳朴的乡土人情美之中，注重写实、梦幻、象征三者结合，注重意境的从容、宁静、淡远、隽永。】【京派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