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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历史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开始由民族历史走向了世界历史。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交通工具的落后,地域像壁垒一样把人们阻隔开来,各民族都在走着自己自发形成的发展道路,各民族之间缺少广泛的交往,问蒙只在孤立的地区发展,这就造就了如下结果:1、文明的成果不能得到保存;2、人类每天都在重复。
因此,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缓慢的。
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进、商品经济物与物的联系促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推销商品的需要,使资本家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从而建立了一个世界市场体系,使民族历史开始转向世界历史,把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卷入到世界历史洪流中。
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可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这就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此后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与前此不一样的新的特点。
由于广泛的交流,文明的成果得到了保存和传播,人类避免了每天重新发明的重复现象,由此大大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跳跃性的发展成为历史的常规现象,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跨越几个历史发展的阶段,这就是后发国家能够很快赶上和超过先发国家的根本原因。
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两极性的世界分工体系形成的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科学技术的先进条件,以较少的劳动换回了较多的劳动,对后发国家进行盘剥和剥削,由此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农业文明的国家从属于工业文明的国家。
在这种工业体系中,西方资本为了保证商品的输出、资本的输出,千方百计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遏制后发国家,不允许其独立和强大起来,以保证自己对世界的统治。
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840年之后中国逐渐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面临着亡国危险,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民族富强、人民生活富裕之路,但当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刚开始起步时,他彻底发展的道路已被堵死。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替代了商品输出,成为主要形式。
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书籍
以下是一些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书籍推荐：
1. 《权力与国家：国际政治中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这是一本研究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的书籍，由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约翰·华尔兹所著。
书中强调了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阐述了国家是理性的，通过加强合作比相互战争更能带来国家利益。
2. 《公民参与和国家治理》：作者是约翰·凯茨和詹姆斯·斯托尔尼。
书中讨论了公民参与如何对国家治理产生积极影响，揭示了数字技术在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公民参与的机会，有助于建立透明、负责、反应灵敏的政府。
3. 《权力与金钱：权力分配和财富集中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一本由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M·托马斯所著的书籍。
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权力分配和财富集中的现象，讨论了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如何制约权力，确保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4. 《民主与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由史蒂芬·霍利等人合著，书中阐述了民主与自治的理念与实践，并对不同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与自治制度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5. 《社会公正与公民参与》：作者是约翰·麦克尼尔。
书中强调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核心价值，并探讨了如何通过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改革政治行政机制以约束权力，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发展社会组织，落实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希望以上书籍推荐能帮助您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并获得更多有关这一主题的知识和见解。
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理论解释和政策选择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涌现出一系列的安全问题，譬如恐怖主义、核武扩散、网络安全等。
这些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依靠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政策选择，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并已经在各国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理论解释和政策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安全的理论解释理论上，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本身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包括领土、政权、社会经济制度、人民生命安全、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畴理论中，安全是一种客观存在状态，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提到过，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就是阶级在实践中通过国家权力对统治对象进行性质划分、機器支配、身份运营等多方面控制的政治形式。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具有阶级的特点。
在阶级社会中，因为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产生了对于国家安全这个问题的特殊关注。
从理论角度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法则”（剩余价值率、社会化的劳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安全的解释都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剩余价值率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理制度和经济体制对于阶级身份和阶级利益的侵犯，即形成了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引发出各种社会化问题，如破坏规则、仓皇逃脱、冲突暴力等。
所以，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就成为了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其次，社会化的劳动是指生产条件日益社会化，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之间的沟通和自我组织都会变得更为紧密。
在这种社会化的劳动中，一个不安全的环节会威胁到整个生产和社会的安全，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
因此，保障国家安全还需要对国家制度、组织架构、领导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
最后，无产阶级革命是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防止国家发生危机的必要途径，同时通过国际革命的推动，朝向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最终目标。
第五章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教学目的：了解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社会理论观点;掌握其社会福利思想..掌握福利国家的理论;并能够分析福利国家危机的原因..教学重点：马歇尔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福利国家的理论..教学难点：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社会理论观点;福利国家危机原因的分析..第三节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一、马歇尔生平简介托马斯·汉弗莱·马歇尔Thomas Humphrey Marshall;1893—1981生于伦敦;1914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历史学考试;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作为平民战俘在德国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里;他曾经做过一个短期的研究..返回英国后;他于1919年被选为剑桥历史学会特别会员..1925年;马歇尔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一直呆到1956年..在那里;他成为一名着名的社会学教授..他本来是一位经济史学者..1925年加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后;首先作为社会工作讲师;1929年转到社会学系;1930年成为社会学高级讲师..后来他曾回忆说;当他开始教授社会工作时;他对这个专业什么也不懂;而后来转到社会学系;他在专业观念上对社会学几乎是同样的无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放弃了作为一个经济史学者的工作以后..马歇尔是英国社会学杂志的主要创刊人;曾经编辑了大量有关社会分层和人口方面的出版物..二战期间;他一度被安排到英国外交部任职..1944年马歇尔回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被任命为社会学研究所的教授..这个研究所就是今天的社会政策系..这期间他所作的关于阶级冲突、社会分层以及人口问题的研究为他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马歇尔作为英国高级委员会的教育顾问又一次去了德国..1951年回国以后继续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工作;直到1956年..这期间;他担任过社会学系系主任..以后他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社会科学部主任..1960年正式退休..1981年;马歇尔在他剑桥的家中去世..马歇尔的学术生涯分为两个时期..他的大部分社会学着作完成于1945—1960年间;而他的大部分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则是在他退休后发表的..1949年;在纪念着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的一次会议上;马歇尔发表了着名的演讲公民权利与社会阶级Citizenship and socialclass..这篇演讲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视角系统地梳理了公民权利理论;他进一步提出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理论;从而成为关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第一个社会学理论亚诺斯基;2000..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为英国建成福利国家制度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二、公民权利的理论一公民权利的构成公民权利理论是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理论基石..马歇尔按照社会发展历史将公民权利划分为三种：即民事权利civil Right、政治权利politicaldght和社会权利social right..所谓民事权利也可以称作市民权;它是个人作为独立个体自由地支配自己、所必须拥有的权利..用马歇尔的话来说;民事元素是由个人自由所必须的权利组成：人身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签署有效契约的权利; 以及法律权利..民事权维护的是个人的自由和一个人在权利上与其他人的平等地位;它通过约定的法律程序来扞卫人们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政治权利;意指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作为带有政治权威的团体的一名成员;或者是作为这样一个团体成员的选举者..这些权利是通过议会和地方政府的委员会实现的..公民政治权利的作用就在于它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平等地拥有了选举权;因而使公民能够参与到社会政治事务中;不仅承担起对社会的政治义务;而且有了更多的权利..社会权利;意指从少量的经济福利和保障的案例;到完全分享社会遗产;并且根据社会中流行标准过一种文明生活的权利的所有范围..社会权利是以成员资格为基础;它把改善所有社会的福利状况、保护并增加人民在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福利看作是国家行动的目标..社会权利是实现民事权和政治权的前提..从本质上讲;社会权利就是把实现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看作是一种公共责任..在马歇尔看来;如果没有社会权利的实现;公民权利将是不完整的;民事权和政治权也不能真正实现..正像马歇尔指出的那样;受教育权利基本上不应看作是儿童上学的权利;而应看作是成年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对于民事权的实现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民事权利是旨在为通情达理之人和知识分子使用而设计的;他们学习阅读和写作..教育是民事自由所必需的前提..”进一步说“政治民主需要有教养的选民;而且科学的制造业需要有教育的工人和技术员”..“提高和使自己文明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责任……依据这个认识;公共基础教育在19世纪的发展是迈向20世纪重建公民权的社会权利的决定性第一步..”换言之;只有在社会权作为公民权利确立起来之后;公民权利才获得了它完整的意义.. 因此;从构成公民权利的这三个部分的情况来看;公民权利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对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个人自由的条件的阐述..在马歇尔看来;公民权利首先是和个人自由相联系的概念;民事权利的元素保证了每一个公民都能够有充分的自由来处理个人事务..而自由作为民事要素要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要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来保障公民有机会、有条件参与到与他的生活直接的或间接的关联着的政治事务中去；要对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不仅对自己、也要对他人或所有社会成员负责;并通过参与政治事务而不断发展和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而社会权利则是保障性的权利;它关系到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幸福;实现社会福祉的障碍能否消除;以及由民事权和政治权所规定的个人权利能否实现的问题..社会权利的实施;最终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扫清障碍;并使公民权利的其他元素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权利作为社会福利权;它将社会福利的元素作为具有社会战略意义的要素确定下来..没有社会权利或社会福利权的公民权利;将是不完整的公民权利..二公民权利的历史演变公民权利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马歇尔于1949年提出公民权利理论;被称为关于公民权利的第一个社会学理论托马斯·亚诺斯基;2000..在其着名论文公民权利与社会阶级Citizenship andS‘·cialclass一文中;他指出;在古代社会;公民权利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混合在一起的;“权利是合而为一的;因为机构是混合的”..这里所谓的机构混合是指古代社会里将立法、行政和法院混合在一起的状况..但是;马歇尔澄清古代的公民权利与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的不同..其最基本的差别在于古代社会里;人们实现公民权利的前提是不平等的;公民权利是与个人特定身份status;密切相连的..“身份则是阶级的标志和不平等的尺度..并不存在所有人拥有的统一集体权利和义务——贵族和普通人;自由人和农奴——是依据他们的社会成员资格授予权利的..’’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里;人们所拥有的权利是由人们所拥有的身份来决定的..而身份是世袭的;不会因个人的因素而发生改变;常常也是个人能力无法改变的..这也是古代社会公民权利与现代社会公目权利的根本不同..马歇尔指出;在英国直到18世纪公民权利的三个部分才开始分化..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形成的时期分别是18世纪、19世纪、20世纪..马歇尔公民权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在古代社会里;公民并不享有平等的身份;享有公民权利的人群范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着的..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大;享有权利的公民阶层也随之增加..公民权利仅限于那些拥有财产的、信仰新教的白色人种所拥有;甚至还限于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逐渐地向妇女、;工人阶级、犹太人、天主教徒、黑人和其他以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延伸..这个过程是随着封建制度逐渐解体而发生的..封建社会的解体;对个人来说;逐渐解除了人们的身份限制;享有公民权利的人群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在民事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投票权和政治参与为标志的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但是;马歇尔认为;完整的公民权利只能在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中才能实现;因为在自自由民主社会里;人民才是平等的;公民才能平等地享有权利;公民身份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体现..福利国家通过保障所有公民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从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感到自己十足地是社会的成员;并能够充分参加和享受社会的共同生活..一旦这些权利中的任何一种被限制或侵犯;人民都将被边边缘化并且不再能参加共同生活..换句话说;人民作为公民的意义也就将因公民权利受到侵犯而变得不完整..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公民权利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才获得其完整的意义..而福利国家也正是在公民权利发展的基础上;才获得了社会的合法性.. 因此;当我们进入到福利国家的发展来看待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思想;通过对全民性普遍福利制度的事实来考察马歇尔的思想时;它的理论的和社会政治的意义才会得到充分的显示..三、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理论马歇尔从历史的角度对公民权利的论述;揭示了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观追求普遍平等和人的自由的实质和价值..从社会福利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观的形成是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历史发展标志..它把早期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福利思想提高到以权利和人的需要为基础的福利思想;并且使社会福利的性质;由安抚性的救济和策略性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手段;变成了人们值得为之奋斗的幸福事业和社会政治追求的基本目标..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钱宁;2003..而我们知道;在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思想没有确立之前;社会福利的理念是慈善救济;社会福利的政策是以济贫法为象征的所谓社会救济..其实质是把向穷人提供某种形式的福利照顾当作稳定社会、平息穷人不满的手段..因而;在济贫法的实施过程中;穷人常常处于一种屈辱和受排斥的状态..而“济贫”的结果也没有真正消除社会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济贫法还发展了社会不平等..因此;马歇尔指出;20世纪以前公民权利的发展;并没对社会不平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公民权利的内容来看;由于社会权利还没有形成;人们还不能平等地享有社会权利;人们不可能对改善社会福利有任何的要求权;因而;在社会福利的发展中;人;特别是穷人;只能是被动的福利施舍的对象..他们只能处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按照主流社会或富人的意志生活..所以;尽管济贫法也试图作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工作;但它却不可能在实际的意义上对改变社会不平等起积极的作用..马歇尔以布思Booth教授对伦敦市民的生活状况调查为例;认为公民权利平等原则真正发展的标志是布思对伦敦人劳动与生活的调查和皇家委员会对老年穷人的调查为标志..马歇尔指出;之所以将布思的调查作为公民权利平等原则的重大发展;是相对于济贫法来说的..在济贫法时代;“贫民”是一个具有道德判断的称谓..“贫民”意味着“酗酒、懒惰、不良生活习惯”等;“贫民”只是施舍的对象;他们没有权利要求国家或富有的人帮助他们解除贫困..救济贫民的直接目的不是促进平等;而是出于稳定社会、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甚至可以说贫民救济的直接目的是保护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的权利;是对不平等公民权利的维护..因为济贫活动本身就具有标签作用;标明接受救济的穷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低下的..马歇尔认为布思教授的调查贯穿了平等的思想;所以把它称之为公民权利平等原则重大发展的标志..然而;布思教授的调查报告更多的是对公民权利平等原则的反映;至多不过是公民权利平等原则在观念上的反映..而公民权利平等原则的真正发展更多的还是因为社会及经济资源分配模式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经济关系;进而推动了人们社会关系的改变..公民的社会权利通过失业保险、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提供等社会政策在制度层面上获得了保证..马歇尔认为以公民的社会权利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可以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减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制度产生的内在的社会不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观念;公民权利则是这样的资格：在一个政治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或民族国家中;公民身份thestatusofcitizenship使个人有资格要求社会或国家对他承担责任;使他能够享用各种社会进步带的好处钱宁;2003..公民权利首先是共同体对个人的成员资格的认可;个人在共同体中可以像其他任何成员一样对共同体负有责任;同时享有共同体的成果..而公民权利实现的最终标志是人的社会权利的实现..再进一步来说;公民权利的接直表达是个人福利权利的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为现代社会福利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从而也成为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支柱..马歇尔的公民权利为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而社会福利的发展则直接与社会权利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任何法定的权利都会与福利必然具有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性质存在着关联;因为权利存在于那些可以被期待带来福利的利益;以及就平均的计算而言;那些将会带来福利的利益”T．Ｈ．Marshall;1976..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权利的实现是以福利的实现为基础的..英国学者皮尔森Pierson提出福利国家的三个指标之一就是公民权利的普及化..根据皮尔森的界定;公民权利普及化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提供不再被单纯地视为对贫穷无依者的施舍;也不再被单纯的视为保持社会的控制；第二;对社会保险／保障的提供被视为国家与公民权利责任关系的一部分；第三;基于以上两点;福利领受不只是同公民身份的象征;而是成为全面行使公民权利的重要步骤..公民权利理论是马歇尔社会福利理论的基础..人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则是马歇尔社会福利理论的基本原则..公民权利的平等原则体现在社会福利体系中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有国家所提供的福利..国家所提供的福利不能以人们的身份为依据;否则就意味着平等的原则被打破..例如;1834年的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在马歇尔看来就不是一部真正的福利法案..因为新济贫法强调的是鼓励个人自己解决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公共援助并不被看作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也不需要对失业负责RoberL．Barker;1987..新济贫法“放弃了对工资体系的干预;也放弃了对自由市场力量的干预..它只对那些因年龄因素或疾病而无法进入市场打拼的人;以及对那些放弃努力、承认失败以及悲悯自怜的弱者提供救济”..这在马歇尔看来就违背了人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原则;与社会保障的理念是相悖的..公民权利的理论推动了全民福利制度的建立;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政治道德根据..在公民权利的理念下;福利成为公民在国家中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公民有权利要求国家为其提供共同的福利保障..国家则有义务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以履行其对公民的福利责任..公民权利理论使社会的弱势群体拥有了向国家要求福利的基本权利..这就与过去的把福利当作恩赐的社会福利理念有了本质的区别..当福利是国家或有钱人给穷人的一种恩赐时;施与受双方被置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上..接受恩赐的穷人不仅在经济上与恩赐者是不平等的;由经济关系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因此;接受恩赐的穷人难免被贴上道德标签;他们在接受福利援助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人格的侮辱和道德上的强制;甚至是人身的束缚..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理论让福利的享有者避免了被标签化;接受福利援助不再伴随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第四节福利国家社会福利理论分析在西方国家里;对于福利国家的定义和内容有颇多争议;但是;对于将公民权利作为福利国家的核心概念却有着很大的一致性..马歇尔提出通过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使底下阶层和贫困者都能真正享有公民权利;包括政治上的选举权、言论、结社、罢工等公民权利..马歇尔对公民权利与福利国家的关系的论点;在西方社会所谓“福利共识”年代;成为福利国家的指导思想是直不争的事实赵维生;1999..分析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对我们了解现代社会福利理论问题;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一、福利国家与国家的功能福利国家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它是一种国家形态周弘;2001;是国家功能在现代民主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国家功能;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作了千差万别的解释..但是;一般来讲;几乎所有政治理论家都将国家的功能分为对内维护秩序和对外保障国家安全的功能猪口孝;1989..对内维护秩序指的是保护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社会成员的侵害;并制止由于私人纠纷导致的公民间的暴力冲突；同时;还要镇压社会成员对国家意志表现出的超过允许限度的反抗..对外保障国家安全指的是防御敌对国家的攻击以及为了国家利益而组织的对外战争..国家的这两方面功能的实现都依赖于国家的三个关键要素：强力、权力和权威..强力表现为对保障国家安全的军事力量;权力表现为对内进行控制和管理的统治力量;而权威则表现为国家行使这些力量的合法因素;或政治责任..这三个要素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联性..对外的强力有赖于对内统治权力的顺利实现;而对内统治权力的实现又有赖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组织的合法性..在国家形态的发展过程中;权力和权威交互滋养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维护着社会秩序..国家可以通过强制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也可以通过获得人民的认同达致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是;权力和权威从来都不可能单独地成为支撑社会秩序的力量..权力和权威在维护社会秩序过程中消长;反映所维护的秩序的不同..麦基弗认为;政治秩序的实质内容从来都是不同的;正如秩序在学校和监狱中具有不同意义一样;政治秩序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也有不同的含义..它对于奴隶国家意味着统治;而对于民主国家则意味着社会福利麦基弗;1966..在专制国家里;国家通过强权压制被统治者的需求;将统治者的意愿强加给被统治者..当国家机器具有足够的力量压制人民时;社会可以表现出稳定的秩序..但是;强权之下必定孕育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反抗..一旦国家机器不足以压制人民时;就会导致政权的更迭;甚至国家的解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在专制国家里;权威也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统治者也会通过为人们提供福利的方式来获得人民的支持..在现代民主国家里;统治者集团则更多地通过建立权威来实现社会控制..建立权威最好的选择是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迈克尔·罗斯金等在政治科学一书中提出;建构国家过程五个阶段所可能面对的五种危机：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参与性和分配性;其中分配性在现在民主国家是民众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它的一个经典性问题是“谁得到什么”一般来说多数劳动阶级会把选票投给许诺高工资、增加受教育机会和更多福利待遇的政党..因为无论是在专制社会里还是在民主社会里;普通大众在社会分配过程中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在专制社会里;普通大众的需求遭到强制权利的压制；而自启蒙时代以来;人逐渐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上迈克尔·罗斯金等;2002..人不再是国家的工具;而是国家的目的..国家成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组成自己的国家..这就凸显了国家的福利功能;这就使福利既成为建构国家的手段;同时又是国家功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国家的社会福利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欧洲一些国家里;国家的社会福利功能的强化最终表现为福利国家..英国的福利国家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体系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而生长的..工业化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不仅冲击来自农业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秩序;同时也威胁到国家的合法性..贫穷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英国首先面对的一个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贫穷成为一把双刃剑;既威胁着贫困者的安全;又威胁着国家的安全..社会福利责任成为国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国家不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国家安全就将面临威胁..因为在工业化的同时;劳动阶级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进行政党斗争和议会斗争周弘;2001..这对有产阶级的统治不能说不是一个威胁..统治者必须通过为劳动阶级提供一定的福利;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工业化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税源;使国家有了足够的财力用于为人民提供社会福利..J．D．马歇尔把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承担看作是国家职能的转变;而不是简单地由国家提供福利..在英国;福利国家的发展被看作是与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同步的周弘;2001..传统社会网络无力应付市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危机;只有国家有能力运用手中的权力保护人民免于社会风险..这成为国家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建构国家权威的重要途径..国家功能的福利化转向成为工业化以来国家功能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也成为福利国家重要的。
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一、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社会治理是指国家、社会和公民在共同治理社会事务过程中所进行的制度运作和社会协调活动。
在当今社会，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研究热点，也是各国政府和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1.社会治理的概念演变社会治理的概念最早源自政治学领域，主要用于描述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和调控的过程。
然而，随着社会变革和发展，社会治理的内涵逐渐扩大，不再仅限于政府的行为，而是包括了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各种力量的参与。
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被视为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创新。
2.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多以政府为中心，而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界之间的协作与共治，提倡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在实践中探索了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智慧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科技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3.社会治理的理论框架创新随着社会治理问题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现有的社会治理理论框架逐渐显现出局限性。
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网络治理、大众参与和社会创新等角度对社会治理进行重新思考。
他们提出了多层次、多主体、多渠道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政府应该在其自身治理结构中建立更为开放、包容和灵活的运作机制，以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治理的要求。
二、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社会治理理论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社会治理的实践，而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创新经验。
1.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是当今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界的协作共治，可以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比如，中国积极推动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和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2.智慧社会治理的建设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智慧社会治理成为了当今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领域。
比如，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实现城市运行的智能化管理和智能化服务，提升城市治理的效率和便民程度。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 2011年12月26日 12:32:02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摘要] 在历史过程和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大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合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我们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
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议题。
作为一笔珍贵遗产和深厚资源，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的智慧，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
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
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
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创新与更好社会治理，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关键词] “国家—社会”；社会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与更好社会治理在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表达了“国家—社会”融合一体的政治理想，也蕴含了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我们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
“中国经验”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理念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为“中国经验”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养分，也启迪了我们的智慧以破解“国家—社会”的现实谜题。
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有一个贯穿性的甚至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构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进行的实践探索。
一、“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社会30多年的快速转型和变迁过程，一个个奇特轨迹、一幅幅亮丽篇章的不断滚动和凝结，汇成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图景。
对于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既有知识库存，“中国经验”的确是未能预见的、想象的、陌生的经验，她可能引发了一些不安和排异的反应，同时也激起了各种新鲜感受和浓厚兴趣。
个人与国家的矛盾与和解--试析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理论孙恺临【摘要】Hegel tri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from the as‐pects of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He regarded civil society as an intermediate stage from the family to the state and argued that the state was formed by people who pursued particular inter‐ests and were restricted by universalit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state though the analysis of Hegel ’s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and examines the rationality and deficiency of Hegel’s theory of the civil society with the help of Marx ’s critique of Hegel’s law philosophy .%黑格尔法哲学试图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角度分析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他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从家庭到国家的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追求特殊利益的个人因为受到普遍性的约束而结合形成国家。
文章通过解析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分析个人与国家在这一关系中的矛盾与和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知识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知识点(书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与主要贡献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科学地解答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并以特色鲜明的内容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获得了新丰富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为我们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主要贡献:(一)解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课题。
(二)奠定了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给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特色鲜明的新内容。
二、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初级阶段的含义)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也就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就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标志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这就是对我国现存社会制度基本性制的总概括与总规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二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其特征就是生产力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等方面还不成熟、不完善,这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的总认识与总判断,我们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这两层含义清楚地表明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过程中不成熟、不完善程度。
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其主要方面就是落后的社会生产。
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解析法团主义理论，并探讨其在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适用性。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学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与互动，通过制度化渠道来协调利益冲突，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
本文首先将对法团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特征及其在西方国家的实践进行概述，以便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背景。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法团主义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其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
本文将通过对比中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组织和利益表达机制，探讨法团主义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并评估其解释力和局限性。
本文还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案例，对法团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进行实证分析。
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本文将展示法团主义如何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发挥作用，以及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本文还将探讨中国政府在推进法团主义实践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这些策略和措施对实现国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
本文将对法团主义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团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理论工具，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和繁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指导。
二、法团主义的理论框架法团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起源于欧洲，尤其以意大利和法国为代表。
它主张通过组织和代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来参与和影响政治决策，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法团主义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利益代表与整合：法团主义强调社会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它认为，通过有组织的利益代表，可以整合和表达多样化的社会利益，从而避免社会冲突和分裂。
这种整合过程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在法团主义视角下，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市民社会及其问题——评《国家与社会》真正的自由不是针对他人的言说，而是指向自我的实践，真正的反抗也许不是公开的对抗，而是拒绝权力穿过的规避或对权力视而不见的沉默。
——题记尽管“大写的历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为标识的宏大历史叙事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导致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格或精神气质的断裂或转折。
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学术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将80年代与90年代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狂飙激进的时代”与“理智渐进的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时代”与“关注本土的保守时代”、“思想的时代”与“学术的时代”。
但是，就知识的增长而言，这样的转折也许仅仅意味着知识旨趣的平面扩展或转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识地的叠加或累积。
只有当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知识成果成为被重新思考或审视的对象时，这才有可能意味着一个知识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知识时代的开启。
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场域中迅速弥散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在“学术的时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评价，其目的仅仅是对邓正来先生在《国家与社会棗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中所建构并予以反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性的批评。
在我看来，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表明不同立场或态度的知识行为，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历险，它要求探险者对所面临的种种艰险进行周详细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辩驳和体现洞识的判断。
因此，我的策略是先进入作者的内在理路，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态度的转化，以及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此揭示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解释限度。
鉴于作者既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始作俑者，又是这一理论的深刻反思者，这样一种检讨无论是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还是对于健全的学术批评都有可能获得某种一般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入了邓正来先生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7篇研究论文。
国家与社会理论马黎勇一、国家与社会理论的渊源塞维斯在他的《国家和文明起源》中提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是由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阶段组成。
其中游团是有自治权、自给自足的群体， 通常仅由几个家庭组成， 并且成员间的地位是平等的，由有经验和有特殊能力的单个人领导；部落像游团那样人人平等，但更大程度上带有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
他们已经发展了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机构，负责重新分配食物和组织一些团体服务。
在这个社会里公众意见在决策制定上起主要作用；酋邦是由有特殊宗教的、政治的或才能的单个人领导的社会。
这个社会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但已划分了等级。
统治权集中在强有力的亲戚首领手中，他们负责再分配食物、奢侈品和其他资源；有组织机构的国家社会( 文明) 则是大规模的运行着，它有众多的人口、复杂的政治机构、很多永久性的管理机关、分层社会和精耕农业。
弗里德在《政治社会演进>中提出了分层学说即平等社会、阶等社会、分层社会、国家四个演进阶段。
依塞维斯的意见：弗里德的“平等社会”等同于塞维斯的“游团”和“部落社会”，“阶等社会”等同于“酋邦社会”，“分层社会”是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社会。
而弗里德自己则认为“分层社会”是介于“阶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
它先于国家出现，或者说几乎与国家一同出现。
自从他们的作品发表以后, 人类学界关于社会演化的讨论大都是在他们的理论架构之上进行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敢忽视他们的理论的。
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 约翰逊和厄尔又提出了三个大的社会进化阶段：家庭层次上的团体——地方性的团体——地区性的团体，并且他们在地区性团体中又细分为简单酋邦、复杂酋邦和早期国家三种。
其中“家庭层次上的团体”相当于塞维斯的“游团”，“地方性的团体”相当于“部落”，简单“酋邦”相当于塞维斯酋邦的前一阶段和弗里德“阶等社会”的后一阶段，“复杂酋邦”则相当于塞维斯酋邦的后一阶段和弗里德的“分层社会”。
他们的理论在人类演化进程上既有相似性又各具特色，并且在关于酋长的作用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塞维斯认为酋长是利用非强制性的权威， 一般是宗教力量来实施权利。
他们有力量组织、部署劳动力开垦梯田，修筑灌溉系统。
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利主要表现在经济上。
但是约翰逊和厄尔则认为酋长在所有团体事物中，包括仪式、裁决、战争和对外事务，都拥有最终决定的权力。
酋邦理论、社会分层学说是人类学和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们通过人类学中具体的民族实例，向我们展现了阶级社会之前的分层社会的情况，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国家与社会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古老又常新的重要论域。
从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家，从近代政治哲学家洛克、黑格尔，再到当代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等人，国家与社会的权界始终是思想家们努力区分的问题。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不断调整：国家与社会从最初的彼此消融，到后来的相互分离及疏远，及至近代以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形成及对立关系之中。
因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理解西方历史进程的主线索。
三、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主要流派及观点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第一、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与国家的疏远：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古希腊时期的城邦与公民的关系古希腊时期，国家以城邦(polis)的形式存在。
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上，希腊的思想家们普遍持一种整体主义的观念，即强调国家(城邦)是第一位的，个人则是第二位的，个人只有通过融入城邦的公共生活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的国家与社会的重合的或复合的。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最强大的城邦——雅典，民主制度发展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小国寡民的城邦使雅典的民主发展成为一种直接民主制：所有雅典的成年男子都具有公民权，城邦的法律和制度以及所有重大的公共问题和决策都要提交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讨论，城邦的官职也一般由全体公民投票选出或者是轮流担任。
民主制度使雅典人普遍直接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参与城邦公共生活被认为是每个人生活中本质性的一部分。
雅典执政官伯得克里说：“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一就是那些最忙于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
在直接民主制的条件下，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是完全重合的，城邦既是一种政治的共同体，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柏拉图目睹了雅典民主制造成的政治的失序和社会的动荡，转而提倡“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
但柏拉图对理想国是在城邦整体主义的原则上进行设计。
在柏拉图那里，所谓正义的城邦贯穿着整体主义的精神。
理想国强调城邦整体的强大、统一与和谐，因此，它要求个人完全消融于城邦整体之中，无条件地为城邦服务。
亚里士多德虽然反对柏拉图的具有强烈专制主义色彩的“理想国”，强调民主和法治的价值。
但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上，他亦持整体主义的立场。
他认为，“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只有在城邦的生活之中个人才能完全实现其本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的本性只有在这一事物发展的终点或完成阶段才能得以显现。
城邦是由各种自然的社会组织自然演化而来的，代表着人类生活的高级阶段，因此只有在城邦生活中人的本性才能得以充分的实现，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亚里士多德描述了人类的社会组织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起初，由男女和主奴两种关系的结合组成了家庭；而后，人类为了适应更广大的需要，又由若干家庭联合起来组成村社；最后，村社又进而联合起来组成城邦。
至此社会组织就进化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
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人不能离开城邦独自生活，离开了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个超人”。
在古希腊，“社会”尚未进入思想家的视野之中，社会整体基本上被等同于城邦的共同生活。
思想家们关注的是个人与城邦的关系，这种关系强调的是个人是城邦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人个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城邦整体，离开了城邦个人就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也无法实现完善自我。
因此，个人只有融合于整体，为其献身，才能实现自已的价值。
(二)古罗马时期的帝国与公民的关系古希腊整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后来随着希腊城邦的消亡而相对衰弱了。
小国寡民的城邦被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罗马帝国取代。
在幅员辽阔、不同人种混杂居住的罗马帝国时代，个人在庞大的帝国内显得微不足道。
人个与帝国之间的关系疏远，人们退回到个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的个人精神世界的完善、纯洁和健康，追求过～种优良的个人生活。
产生于城邦解体之后的斯多葛学派跳出了城邦的界限，以整个宇宙和人类为背景来讨论人的地位与个人的生活，强调个人与人类整体的关系，其结果是降低了国家在人生中的价值。
而在罗马时代的哲学家西塞罗更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国家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
这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具有神圣性，团家只是自私的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结合而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
尽管整体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古罗马时期趋于消解，个人生活与国家政治越行越远，但罗马的政治生活仍是以公民的共同体为基础，罗马的社会共同生活与政治生活并未被区分分开。
所以，从总体上来说，这～时代的政治哲学沿循的路向基本上是透过政治结构来规定社会，因此“社会所具有的一般也只是政治身份”。
这一思路意味着，只要一个社会是依凭政治结构而规定，只要人们认为政治权力原则上可以渗透或侵吞社会，那么面对政治强权对社会的侵逼，社会便会缺乏原则性的抵抗和道义或现实的制衡力量。
第二、世俗政治权力与信仰权威的分离：中世纪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世纪基于基督教神学，演化出了社会与国家的界定，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关键性的分离。
最早将社会与国家分离的是犹太教，犹太教认为，一个社会在表面上可以臣服于外来的征服者，但在精神层面上坚持保留一种与统治者相分离的宗教。
这就改变了中世纪以前政教不分的状况，之前的世俗统治者都一般都被赋予了一种最高的宗教职能，他们或者被视为具有神性，或者被认为是人民派向诸神的代表。
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的基督教形成了独特的世俗政治权威与神圣的信仰权威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
基督教信仰中，人被理解为二重性的，即灵魂与肉体两个方面，由此人的生活也具有二重性，即分别具有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或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
世俗生活是人的罪的产物，宗教生活才是神圣的。
由此基督教确立了一套全新价值观念，即追求天国与来世的价值取向，现实世界对于基督徒而言，只是精神朝圣旅程中的一个短暂的寓所或涤罪所，灵魂得救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相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的二重性的理解，社会权力体系也分化成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它们分别由教会和国家掌握。
教会属于一个独立的社会，教会和国家各有其独立的职责和权力范围。
关于两者关系的典型理论确认，国家负责臣民世俗的物质生活领域，以其强制力量来实现社会安定和正义，制止犯罪，使人们得到世俗的幸福；而教会则负责信徒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以其精神的权威指导信徒的灵魂，使其得到天堂的幸福。
这就是所谓圣经中所说的“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教争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在位)将教权理论发展到一个十分成熟的阶段。
他指出，上帝把管理人间一切事务的权力都交给了教会，教会经过深思熟虑，主动把治理国家或帝国的权力交给了某些人，而将管理精神事务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掌管。
因此，世俗统治者必须对教会恭顺虔敬。
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更以《圣经》为依据，论证其“两剑论”的理论。
这个理论说，耶稣让门徒准备两把剑，这两把剑即是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
耶稣把这两把剑都交给了教会，一把供它使用，一把为它使用。
通过加冕仪式，教皇把世俗权力交给了皇帝。
尽管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的关系在中世纪的各个阶段并不相同，但这两种权威在国家内部保持平衡和互相制约的观念，始终是基督教思想的关键性信条。
但这里需要区分的是，西方15世纪以前的国家并不同于近代以后的国家(state)。
它缺乏现代国家最主要的特征，如主权及合法性。
中世纪的国家仅仅是国王的领地，由若干附庸的领地构成，国王与附庸是私人的效忠关系。
在层层分封的等级制度中，盛行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国王对自己的隔层附庸连要求其效忠的权力都没有。
在这些国家里，没有现代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威，没有系统的行政管理，也没有国家的常备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