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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大队改革方案一、背景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执行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施刑法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预防犯罪的有效举措。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复杂多变，社会矫正工作也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包括人员短缺、管理制度不完善、工作制度不够灵活、培训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优化社区矫正工作，提高其工作效率，需要进行一系列细致的改革。
二、目标本次社区矫正大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判明罪责、矫正到位、保障安全、教育成才”的工作方针。
具体目标包括：1.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和教育，提高其思想素质和法律水平，增强其正确认识和行为自律意识；2.健全完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使其更为科学规范化和人性化；3.制定出全新的工作计划和流程，使工作规范化和效益化；4.建立健全培训机制，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不断提高，为全面维护社会稳定和预防犯罪提供有力保障。
三、具体方案在上述目标的指导下，本次改革将采取以下具体措施：1. 完善管理制度通过简化政策法规、建立达标监控、加强人才选拔培训、优化办案流程等措施，推进社区矫正管理制度的完善。
具体措施包括：•制定矫正人员权利及利益的保障措施；•完善矫正评估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加强矫正人员的信用度管理；•完善矫正人员的案件信息管理；•充分考虑矫正人员的文化背景等，打造适合矫正人员的服务环境；•建立健全矫正人员与监管机构等之间的合作关系。
2. 优化工作流程通过优化流程、强化信息技术应用、建立有针对性的指导性材料和工具、推进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等措施，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矫正计划并持续跟踪；•通过电脑网络耦合完善案件查询系统；•建立矫正人员教育培训数据库，建立矫正人员教育培训体系，持续提高矫正人员教育水平；•强化对矫正人员的教育和文化培训。
3. 加强工作队伍建设通过完善队伍建设体系、增强队伍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保证人才队伍的包容性和稳定性等措施，建立健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和措施摘要：社区矫正是国际行刑社会化趋势的主要体现，西方许多国家施行社区矫正已有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然而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
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期望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能逐步进入轨道，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也能逐步完善、普及，慢慢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化行刑理念的社区矫正制度。
关键词：社区矫正；施行现状；改革与完善中图分类号：df4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4-0074-01社区矫正是国际行刑社会化趋势的主要体现，西方许多国家施行社区矫正已有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随着世界刑罚制度改革的发展，西方许多国家进入了以非监禁刑为主的刑罚适用和执行阶段。
从它们所推广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所取得的行刑成本大大减少、罪犯与社会的联系加强、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减少、罪犯的再社会化加快等成效来看，我国也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实行轻缓刑事政策，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以便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实施，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法治历程的促进作用。
所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有着现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助于顺利推进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
可以从下三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一）科学把握社区矫正的含义和转变刑罚观念首先，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或刑罚替代制度，主要通过社区的参与和利用社区资源来对符合在非监禁条件下接受矫正的罪犯实施刑罚，从而达到教育矫正罪犯的目的。
可以看出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它强调对罪犯的监督管理转向对罪犯的教育，强调对罪犯的再社会化，从而实现真正的高效的矫正效果。
其次，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刑罚观念，刑罚的执行不仅是为了惩罚犯罪人，实现社会正义，更重要的是完成对罪犯的教育矫正，使其尽快回归社会。
应逐步树立新型的行刑理念，慢慢摒弃重刑主义，在社区矫正的刑罚观上树立人道、正义、效益的行刑理念。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问题研究及思考摘要：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正式将社区矫正了明确入刑，从03年试点工作至今，虽然社区矫正制度开展逾十年，但实践中仍暴露出立法、社会观念滞后等问题，本文对此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社区矫正理念转变制度构建一社区矫正概述社区矫正来源于十九世纪末西方行刑社会化思想，对于社区矫正的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较大争议，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回答，形成行刑方式说、刑种说、处遇说等主要学说，目前，以两高两部颁布的《关于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为基础的行刑方式说为通说，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行刑方式，是刑罚的执行方法或者说是刑罚的执行措施。
该通知指出：”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和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现状社区矫正制度的引入，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制度，蕴涵着刑罚的预防教育性和惩罚性的双重价值。
但其理念上的先进性以及制度构建上的迅速性决定了社区矫正制度执行必然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一）社区矫正的立法滞后，相关立法待完善社区矫正制度这一”舶来品”在我国本土移植化毋庸置疑是个漫长的过程。
它实行的障碍首先出现在立法层面上。
尽管在刑法修正案（八）为社区矫正制度提供法律依据，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社区矫正规定只是零碎的存在于《刑法》、《刑诉》和《监狱法》相关法律中，对于社区矫正关键问题的规定较为原则化、模糊化，不能能适应我国的社区矫正发展需要。
尽管两院两部印发的《通知》和司法部制定的《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作为一项政策性规定对社区矫正制度有较明细的规定，但也只解决当时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矛盾的暂时性措施，存在着诸多空白和漏洞。
同时这两部文件在法律体系中位阶过低，在某些规定上甚至与现行上位法发生冲突，尚不够为一项新制度的法律依据。
浅谈我国社区矫正之社会参与制度的完善摘要：2012年社区矫正在立法上得到正式认可，《刑法修正案（八）》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都对社区矫正的适用作出了具体规定，凸显了国家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推动作用。
然而事实证明社会参与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也十分重大。
本文分析了社会参与的意义、主体和内容，并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会参与；问题与建议中图分类号：d92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1.5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1-138-032012年3月1日，我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社区矫正在我国实现了立法上的突破。
回顾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2003年“两院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11年社区矫正首次在《刑法修正案（八）》中以“法”的形式出现，再到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提出社区矫正的价值以及适用方式等等。
短短十年时间，社区矫正在我国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从机构职能分散到逐渐专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纵观中国社区矫正的发展，政府在社区矫正中的主导作用不可替代。
然而事实证明，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在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互动结合的基础上，才能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发展之路。
一、社会参与制度的意义社区作为一个有机体，具体表现在居委会、居民、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志愿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所“编织”而成的社会支持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社区各个力量的参与至关重要。
社区矫正不单单是政府的事情，社区各个主体都与社区矫正息息相关。
（一）社会参与有助于弥补政府机关参与社区矫正的不足由于缺乏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者，政府不得不临时从公安系统、司法系统、检察系统中抽调人员，一来打乱了其他部门的正常工作，二来由于抽调的工作人员本身缺乏专业性又不利于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从试点开始到现在,作为一项制度建设,社区矫正还处于一个探索和完善的阶段。
实践工作中发现了很多新问题,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就调研的情况而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做好专业队伍建设与坚持群众路线两个方面的工作,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专群结合”工作思路,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各方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一)全面调动,多元化的矫正模式社区矫正模式是选择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人员、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方式、社区矫正经费来源等关键因素作为构建社区矫正体系的评判标准,在结合当地具体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社区矫正体系。
换句话说,社区矫正模式也是指根据矫正工作的组织机构、队伍建设、工作流程以及矫正方法等方面的不同,结合矫正对象、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等不同因素,而划分出的具有显著特色和代表制度的社区矫正方法及系统。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2002年8月在上海率先起步,到现在已经历时近10年。
目前来说,社区矫正工作在各地区形成了各具地区特色的社区矫正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广州模式等。
当前完全不必给每个省市确定一个统一而具体的模式,只需确立一个基本原则即可。
因为各省市在经济文化、社区结构、资源保障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各省市也都具有与众不同的优势条件。
如果不加区别的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式,不仅不能使各省市依据自己的优势条件选择适当的管理模式开展矫正工作,而且还会因为各地资源结构上的差异而加大各地区间矫正成效的悬殊。
另外,社区矫正的基础是在社区,工作的好坏与各地社区的关系密切,因此更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索。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以及对各种模式的利弊分析,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积累经验。
因此,应考虑给予地方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各地采取不同的模式开展矫正工作,扬长避短,这样可以少走弯路,提高效率。
一、总则为了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和教育，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社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二、报到与登记1. 矫正对象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或者自出监之日起7日内，到居住地司法所报到，并办理登记手续。
2. 矫正对象需如实填写《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情况、工作情况等。
3. 司法所对矫正对象进行编号，并对其宣读矫正对象行为规范，责令其严格遵守。
三、报到制度1. 矫正对象每周至少一次电话向司法所报到，汇报其所在位置及上周活动情况、思想状况。
2. 矫正对象每月至少一次到司法所报到，汇报情况，如因身体状况无法到访，可委托监护人或近亲属以书面形式汇报。
四、监护制度1. 司法所要在矫正对象报到后20日内，对其单位、家庭情况进行走访了解，确定矫正对象的监护人，签订监护协议。
2. 监护人需具备以下条件：（1）是矫正对象的直系亲属或好友；（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群众反映良好；（3）愿意承担监管义务和相应的监管责任；（4）具有监管能力和相应的身体条件。
3. 监护人的职责：（1）对社区矫正对象的遵纪守法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其遵守社区矫正规定；（2）随时与社区矫正对象保持联系，掌握矫正对象的动态和基本情况；（3）每月以书面或电话的形式，向司法所反映矫正对象的矫正情况，遇有特殊或紧急情况应及时反映。
五、走访制度1.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定期对其家庭、工作场所等进行走访，了解其生活、工作和思想状况。
2. 走访过程中，如发现矫正对象有不良行为或苗头，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六、考核及奖罚制度1. 社区矫正对象应积极参加各项教育、培训和劳动，表现良好者给予奖励；违反社区矫正规定者，给予警告、训诫或撤销社区矫正资格等处罚。
2. 考核结果作为社区矫正期满后的重要依据。
七、档案管理制度1. 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电子档案，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矫正记录、走访记录、考核结果等。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篇一一、引言社区矫正是我国司法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和教育，帮助罪犯更好地融入社会，预防再犯。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就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二、社区矫正制度与法律体系首先，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是社区矫正的制度与法律体系。
随着《社区矫正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逐渐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然而，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此外，如何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矫正政策，也是研究的热点。
三、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的难点与对策其次，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
例如，如何有效地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分类管理，确保不同类别的罪犯得到适当的矫治；如何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如何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等。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对策和建议，如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强化部门间协作等。
四、社区矫正的心理矫治与社会支持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心理矫治和社会支持是两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心理矫治旨在帮助罪犯改正错误认知，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当前研究的热点包括如何根据不同罪犯的心理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心理矫治方案；如何加强心理矫治工作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等。
同时，社会支持对于罪犯的再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构建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家庭支持、社区支持、志愿者支持等，也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五、社区矫正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与智能化已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趋势。
当前研究的热点包括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如何构建智能化的社区矫正平台，实现工作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等。
社区矫正措施改善建议提出近年来，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重要的刑罚替代方式，在我国逐渐得到普及和应用。
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提出几点改善社区矫正措施的建议。
一、提高社区矫正机构的专业化水平社区矫正机构作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执行者，应提高其业务水平和专业化程度。
应建立科学化的矫正方案，制定详细的矫正计划，根据罪犯的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矫正措施的制定。
同时，社区矫正机构应加强与其他正义机构（例如法院、公安等）的联系与合作，形成刑罚执行的多方合作机制。
二、加强社区矫正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社区矫正人员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力量，他们的素质与能力对矫正成效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应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
同时，要建立严格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对业绩突出的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
三、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和政策社区矫正治理涉及到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支撑。
应完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明确矫正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进行。
同时，要落实社区矫正的尺度和条件，确保矫正措施能够真正达到改善和预防再犯的目的。
四、加强社区矫正与社会资源的结合社区矫正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治理工作，需要各方资源的共同投入与支持。
因此，应加强社区矫正机构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社区矫正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例如开展职业培训、就业创业等活动，帮助矫正对象更好地融入社会。
五、加大对矫正对象的心理辅导和关爱力度社区矫正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改造与教育让矫正对象重新融入社会。
因此，在矫正过程中，应加大心理辅导和关爱的力度。
通过心理咨询、心理疏导等方式，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心理问题，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管理能力。
六、建立健全社区矫正信息化系统信息化技术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建立健全的社区矫正信息化系统，可以优化矫正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工作效率和运行质量。
社区矫正规章制度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对于促进罪犯顺利回归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有序进行，建立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以下将详细阐述社区矫正规章制度的相关内容。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这些罪犯在社区中接受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融入社会。
二、社区矫正的工作目标1、监督管理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防止其再次违法犯罪。
2、教育矫正通过思想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方式，帮助社区矫正对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提高其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
3、社会适应性帮扶协助社区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就学、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促进其顺利融入社会。
三、社区矫正机构及职责1、社区矫正机构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社区矫正工作。
同时，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如司法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形成工作合力。
2、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职责包括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组织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制定矫正方案、评估矫正效果等。
四、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和义务1、权利社区矫正对象享有平等的人格权、申诉权、控告权、辩护权等合法权利。
2、义务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按时报到、参加学习和劳动、接受监督管理等。
五、社区矫正的工作流程1、接收社区矫正机构对法院、监狱等部门移送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接收，办理相关手续。
2、宣告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入矫宣告，明确其在社区矫正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制定矫正方案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犯罪类型、个人特点、家庭情况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
4、监督管理通过定期报到、走访、信息化核查等方式，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
5、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集中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活动，提高其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关于中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完善 [摘要]：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由上海试点到全面铺开的情形下，笔者尝试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 [关键词]：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完善 国外社区矫正的实践证明，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的行刑成本。从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发展，是当今世界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趋势，不少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社区矫正的方法，其缓刑、假释人数已超出监禁人数的数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酝酿而生，顺应了现代刑罚理念。社区矫正组织的成立使得权责分明，真正便于管理。同时，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的改造使刑罚目的有了有效的载体。但是，我国的非监禁刑执行研究一直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一种行刑方式，在全国，尤其当前上海社区矫正工作由试点到全面铺开的形势下，对社区矫正的研究更显得紧迫。因此，笔者尝试探讨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下，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相比世界的刑罚发展趋势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距离。 （一）非监禁刑适用普遍偏少 就目前来说，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仍然釆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整体而言，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极低。从当前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社区刑罚制度已被各国广泛使用。据统计，2000年，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也都在70%以上；英国、日本超过50%；韩国和俄罗斯比例较低，但也分别为45.90%和44.48%.[1]而我国长期的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连续多次的“严打”整治斗争，致使人们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问题，使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较紧，因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近年来我国缓刑假释的比例只占所有服刑人员的17%.[1]以上海为例，上海每年假释的比例约占在押犯人数的1％左右，缓刑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仍不到刑事处罚人数的10%.[2] （二）社区矫正主体不明确 我国现行《刑法》第85、76条规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事诉讼法》第217、214、21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监外执行……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缓刑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考察”，“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若罪犯在假释中违反规定，由“公安机关提请法院审核裁定”。可见，除执行缓刑时公安机关将罪犯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尚有法律依据外，公安机关是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但是，公安机关由于警力不足，任务较重，无暇它顾，至今也难以安排专门的警力来负责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跟踪管理，更谈不上对他们的教育矫正；而负有矫正犯罪之责的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由于不属于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就不符合法律规定，只能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安置帮教，而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监管矫正并无法律授权，想管也管不了，造成非监禁性服刑人员“两不管”的 “真空状态”，这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由于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是两个不相隶属的机关，不可能要求公安机关按照司法行政机关的要求来监管矫正罪犯。这种刑罚执行主体多元化的状况，必然难以形成普遍适用于各种刑事处分的方针、政策，破坏国家行刑制度的统一性和造成监管矫正工作的脱节，导致了刑事执行权力资源配置失衡，出现某些部门权力资源过剩，另一些部门权力资源供应匮乏的现象，无法使行刑权力资源产生最佳的效益。另外，把某些刑事执行权赋予公安机关，其实质就是把侦查机关与行刑机关合二为一，这有悖于现代刑罚观重视行刑和刑罚效益的精神，也难以贯彻宪法所要求的各司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影响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 （三）社区矫正的监管不力 我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考察执行，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前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1997年《刑法》实施以后，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法》对考察机关做了调整，明确了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考察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执行工作是由县级公安机关负责的。在工作中，县级公安机关指定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驻乡人民警察或交罪犯所在单位、基层组织作为具体负责监督考察的执行单位。但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考察的实践中，并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还是由基层派出所交由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予以考察监督。这种考察和管理的体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四）社区矫正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社会矫正的工作职责有两个：一是对罪犯进行监督，从而提供对社区公众的保护；二是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包括对他们的咨询、更新，使他们重新与社会结合。社区矫正人员肩负改造服刑人员的社会重任，如果没有专门的职业资格衡量，矫正效果就难以保证。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时，一般都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化、制度化、有序化。据1997年的统计，美国社区矫正机构共有2931个，其中缓刑办公室有812个，占 27.7%；假释办公室有486个，占16.6％；缓刑和假释合署办公的机构共有1633个，占55.7％。美国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约7万人，其中在缓刑办公室的有3.2万多人，在假释办公室的有1.03万人，在缓刑和假释合署办公室的有2.6万多人。3而我国相对较落后。 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上的偏差、法律滞后、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制约着社区矫正的进一步开展以及深化和完善。这些制约因素实际上也是上述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制约因素有：一是在观念层面上，人们对社区矫正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的端正；二是在体制结构方面，非监禁刑和社区矫正在国家的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还不高；三是从维护司法人权方面来看，对犯罪人的法定权利仍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四是社会转型使得对被社区矫正对象考察监督的难度加大。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不仅要解决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且要克服其他一些不利的制约因素。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一）构建非监禁刑执行和社区矫正的科学体制 1、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 （1）明确社区矫正属于刑事司法体系，是非监禁刑和暂缓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行刑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统一，[4]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行使是较为合适的，这有利于解决目前行刑权主体过于分散及行刑权的非均衡性等问题，从而实现刑事司法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矫正工作是一项执法活动，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是执法人员，其次才是社会工作者，其地位与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同等重要。 （2）在司法部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构——社区矫正局，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相应设立分支机构。作为社区矫正的法定执行主体，负责对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等5种对象进行社区矫正。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建议成立如下的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一是由市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二是公、检、法各部门充分发挥工作职能。公安机关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对重新违法犯罪的矫正对象依法及时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脱离监控范围的矫正对象进行抓捕；人民法院依法加大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进一步规范罪犯假释，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工作程序；人民检察院要充分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监督程序，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 2、建立有关国家机关分工配合的运作制度 在非监禁刑执行过程中，国家机关之间的互相配合是使国家刑罚得以实际执行、实现刑罚目的的保障。在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对象处于失控状态，疏于管理，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关国家机关之间没有建立起互相联系、相互配合的制度。完善国家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相互配合制度，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有关机关之间法律文书送达回执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矫正对象交接回执制度；三是建立和完善司法机关执行情况通报制度；四是建立和完善相互之间的协作制度。 3、建立以专业人员为主、以志愿人员为辅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1）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由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组成的社区矫正社团，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是一个颇具流动性的社会群体，构成稳定的志愿者队伍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按照志愿参与某项活动的时间长短，可以分为长期、短期、临时志愿者；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空间，可以分为社区内、社区外志愿者；按照参与志愿活动的程度，可以分为全面参与、专题参与、暇时参与等不同类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志愿者的参与纯粹出于内心对某项事业的认同，其队伍的建设更需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惯常模式。据悉，上海市有关街道还招募了一批社会志愿者协助帮教社区里的服刑人员。这些志愿者中，有原先就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退休干部、退休教师、企业主、厂长、经理及社区服务人员，也有在校的大学生等。[5] （2）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建设。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实施刑罚，社区矫正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必须得到切实保证。从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人员中组织一部分人“自愿转岗”是可行的。但是，自愿转岗者的人数不可能很多，即便是自愿转岗者也需要进行专业培训。上海虽然在全国率先试点社区矫正，但是，专业矫正人员队伍组建工作至今尚未完成，试点范围内的矫正人员在上岗前仅仅接受了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一个半月的培训。矫正人员“应知应会”的具体内容，违反纪律的查处措施，如何防止矫正人员陷入腐败的行为准则，初任人员和任期晋升的专业培训年限、内容、考核办法等规则也尚未出台。目前，我国的法学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起步，组织法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力量，在我国法学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增设社区矫正专业是必要且可行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