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使得工业时期留下的大量工厂、设施、相关建筑物等工业建筑逐渐成为被城市遗忘的一部分。然而这些老工业建筑却体现着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展现了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曾经的辉煌，承载了产业职工的记忆和情感。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城市文化特点的重要载体。
随着国外一些工业建筑保护与利用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传入我国，工业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得到了国内相关人士的普遍关注。但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仍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保护与再利用体系不够健全，理论研究仍然不成熟，各种保护与再利用策略有利有弊，更有人盲目利用国外成功经验套入中国的工业遗产。石家庄市区拥有很多具有历史印记的工业遗产，但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生存状态令人担忧，因此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成为一个十分紧迫而又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工业建筑遗产改造与再利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在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领域的研究大致起始于1990 年代中后期，在近年来，国内学者结合国内外案例，开展了不少针对性的研究探讨，比如工业建筑遗产价值的分类研究、改造再利用模式研究以及改造方式和方法研究等。并取得初步成果。刘伯英在《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一书中提出了城市工业用地更新的区域、城市、地段三个更新层次，强调通过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文化规划和社会规划，实现城市物质环境更新、经济更新、文化更新和社会更新的综合更新，最终实现整体的城市复兴。并介绍了国际、欧洲、特别是英国和德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情况，提出了工业遗产的定义内涵、研究方法、田野考察、价值认定、保护管理等内容，对工业遗产保护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王建国在《后工业时代产业建筑遗产保护更新》中提出产业建筑价值评定及分析的界定和分类标准；对产业类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实施策略、具体方法、技术手段和效益等进行系统分类，并做出明确针对性的研究总结，对我国的著名案例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具体的改造设计手法；构建产业建筑保护理论与方法。王琰在《德国柏林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生》一书中论述了在百年工业兴衰中柏林工业建筑从繁荣、闲置到再生所经历的曲折历程，通过对城市工业历史及其建筑的发展轨迹的回顾以及大量的实证研究，力求寻找出影响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总结出柏林在建筑保护法规、文物管理政策、建筑保护技术和低能耗改造措施等各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工业城市的保护和再生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此外，一批硕博论文以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为题。例如：重庆大学的《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振兴》、东南大学的《新常态背景下的南京工业遗产再利用方法研究》、天津大学的《天津近代优秀工业遗产改造与利用浅析》、浙江大学的《面向展贤建筑的旧工业建筑适应性改造研究》等。《建筑学报》、《城市规划》等建筑核心期刊也刊登登相关专题的研究论文。
2006年第七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在江苏无锡举行。论坛通过国内首个有关工业遗产保护的文件《无锡建议》，“呼吁全社会提高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认定评估工作，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同年5月，国家文物局向各地文物部门下发《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工业遗产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新课题。无锡论坛之后，国内学术界又进一步掀起了针对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的热潮。
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研究起源于英国，1955 年，英国伯明翰大学M·RIX 教授发表名为“工业考古学”的文章，呼吁各界应即刻保存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与纪念物。1973 年英国工业考古学会成立。同年在世界最早的铁桥所在地——铁桥峡谷博物馆召开了第一届工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引起世界对工业遗产的关注。1978 年在瑞典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工业纪念物大会上，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宣告成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促进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性组织，同时也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工业遗产问题的专门咨询机构。1970 年代中期至1980 年代后期，工业遗产保护运动迅速波及所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国家。1986 年，作为近代工业起源地的英国伦敦铁桥峡谷地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法国、荷兰、日本、美国等国都开始对工业遗产进行全面普查。2000 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第十一届工业纪念物保护国际会议。2003 年7 月，在俄罗斯召开了TICCIH 第十二届大会，会上通过了《有关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该宪章是有关工业遗产保护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国际宪章。此后，一大批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项目开始在世界各地出现，它们的成功也使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得到更多承认和理解，推动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在全世界范围蓬勃开展。截至2015 年，全世界已有65 处工业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