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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天平——个案分析“媒介审判”对案件的影响引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媒介所强调的监督权越来越被重视。
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法律法规制度还不完善，使大众传播媒介活动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受到普遍关注，而这一过程所凸显的“媒介审判”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和广泛的探讨。
随着媒介越来越活跃、多样化的发展，它所展现给我们的是更多、更快，涉及范围更广、更深的信息。
媒体作为社会监督力量的重要一员，在社会监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审判案件的监督，有利于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赢得民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但媒体在对案件进行大量报道时，往往因为“义愤”的驱使，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因素，过度监督便转化为“媒介审判”。
由于媒体的报道会影响舆论，从而影响到办案的法院、法官。
他们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很可能为了追求社会效果而违背定罪量刑的法律规定。
所以如何加强对媒介的监督与管理，进一步规范媒介的行为，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独立，保证我国司法体系良性与完善，成为新闻法学界面临的一个课题。
本论文通过涉及“媒介审判”话题的典型案例，分析媒介审判对案件审理过程的影响原因、后果，从而提出一些合理客观的意见与可行性的建议。
第一章“媒介审判”的释义(一)“媒介审判”的来源“媒介审判”源于美国，由“报纸审判”（trial by newspaper）演变而来。
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
它起于西方国家的法律审判实行的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制度。
如果大众传媒在开庭审判前就对案件或涉案的当事人做过多的报道和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公正投票，从而间接影响判决的公允。
例如，1965年，美国法院推翻了一起指控诈骗案的判决，理由是，关于庭审过程的电视录像对被告作了含有偏见的报道，损害了他在诉讼中应当享有的权利。
以后，人们就把这种凌驾于法律之上、干预和影响司法的新闻报道，称为“媒体审判”。
一、有关媒介监督与媒介审判定义的界定(一)媒介监督的定义媒体监督，是指大众媒体如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和刑事案件等进行报道、揭露以及评论，并对整个事件解决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进行跟进、监督的过程。
由于媒体在对社会事件的报道中影响力较大，传播范围较广泛，所以对司法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对司法的公正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也被提上了重要的日程，呼吁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的声音愈来愈响，加强媒体对司法的有效监督成为了当下非常紧迫的任务。
(二)媒介审判的定义媒介审判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是一个舶来词，又称“媒体审判”和“新闻审判”，在国内学界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
多数学者认为，媒介审判即是新闻媒介越过司法程序对刑事案件的正常审判过程，直接对刑事案件进行一个“审判预设”。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不少媒体为了抢新闻、争热点，利用其报道和评论对司法审判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
新闻传播法学家魏永征教授对媒介审判做出过较完善的定义，他认为媒介审判即是新闻媒介越过了司法程序，先对涉案人员进行了定性、定罪和定刑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司法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两大越权。
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技术赋权给予受众和网民话语权，人人手持麦克风，可以对公共事件进行评论，平台将网友舆论聚拢，形成公共意见。
新媒体环境下，相较于传统媒体，网友的舆论对司法审判和媒体报道的导向均能产生影响。
二、从“赵宇案”和“药家鑫案”看媒介监督和媒介审判(一)“赵宇案”反映出新闻媒介对司法起到了监督作用2018年12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一所公寓内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
事件起因是当晚一男一女李某和邹某饮酒后共同回到邹某住的公寓，李某意欲在邹某家留宿，但邹某不同意，便将李某挡在门外，李某趁酒劲踹开门对邹某实施暴力，住在楼上的赵宇听到楼下邹某的喊声后下楼制止李某的暴力行为。
其间，李某揍了赵宇两拳，当过兵的赵宇随即将其推倒在地并反手打了李某两拳，准备拿起凳子砸向李某时被邹某拦下，随后赵宇被其妻子劝离现场。
“媒介审判”的个案分析媒介审判的个案分析：以李某某诉张某诽谤案为例在当今社会，媒介审判越来越引人。
本文将以一则实际案例为例，对媒介审判进行深入剖析。
通过分析李某某诉张某诽谤案，我们将探讨媒介审判的现象、过程以及对案件的影响。
案件背景2019年8月，李某某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博文，指控张某对其进行诽谤。
该博文迅速引发广泛，吸引了大量网友的评论和转发。
由于涉及知名人士，该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成为了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
媒介审判过程在李某某诉张某诽谤案中，媒介审判经历了以下过程：案件曝光：博文发布初期，由于涉及敏感话题，文章迅速发酵，引起了各大媒体的。
初步报道：各大媒体纷纷对该案进行初步报道，呈现了案件的基本情况。
网民热议：网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该案进行热烈讨论。
不少网友表示对李某某的支持和对张某的谴责。
深入报道：随着案件的发酵，媒体开始对案件进行深入报道，呈现了双方的证据和观点。
舆论影响：由于网民的强大压力，以及媒体的广泛，该案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媒介审判的效果媒介审判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舆论压力：媒介审判通过媒体的力量，给当事人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在本案中，张某由于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最终公开道歉并同意赔偿李某某的损失。
媒体曝光：媒介审判使案件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曝光，提高了社会的度。
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案件的公正解决，还可以对潜在的不法行为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然而，媒介审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例如，在本案中，虽然张某最终同意道歉并赔偿损失，但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
而在这种压力下，可能会导致案件的真相被忽视，从而影响公正审判。
同时，媒介审判也可能导致“媒体审判”的出现，即媒体和公众的意见对案件的判决产生过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通过对李某某诉张某诽谤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媒介审判在本案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舆论压力和媒体曝光，促使案件更快地得到解决。
浅析媒体审判与司法的关系摘要：中国内地网络文化繁荣发展,颠覆传统的媒体形式一次次将司法领域的案件推至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成为普通民众茶余饭后的话题。
近年来，媒体监督司法审判的现象逐渐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的案例也逐渐增多。
表面上来分析,公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民间冤情也可以不用上访便有可能获得更为高效的处理;民众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更为彻底,遇有不平只需敲击键盘即可带来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热烈讨论,成为人尽皆知的事件。
不容置疑,这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社会文明进步。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如此强大的社会效应也给司法审判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于焦点案件法官是否还能坚定地捍卫法律人的理性而做到审判独立与公正,这成为我们欢喜背后的隐忧。
任何社会问题一旦持续存在,必定暴露某些制度的缺陷。
关键词：自媒体公民知情权舆论监督前言：一、媒体审判的简述媒体审判(trial by media)一词出自美国,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
更细致的描述:即所谓“媒体审判”,是指传媒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涉案人做出定性、定罪、定量性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以煽情的语言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同情,诸多传媒单向度地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
在中国,媒体审判已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今年来媒体审判逐渐成为业界、学界热议的一个现象,这正是媒体审判对舆论、民众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结果。
媒体审判通过媒体对事件有倾向性的报道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影响媒体受众,从而将受众导向至媒体所希望的方向上来。
媒体审判所产生的舆论合理是巨大的,尤其是多个媒体(同质媒体与异质媒体)共同的报道。
在现代社会媒体是影响舆论的主要力量,对于司法审判来说会产生强大的外在舆论压力,甚至可能影响到司法审判的最终结果。
二、引言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
摘要：在媒介无孔不入的多媒体传播时代，媒介审判现象屡见不鲜，“药家鑫案”、“李启铭案”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媒介审判案例。
随着央视播放陈永洲道歉视频这一事件的发生，尤其是陈永洲以囚衣、光头、手铐的典型罪犯形象在全国观众面前认罪致歉，媒介审判现象又一次引起了受众的广泛关注。
本文以陈永洲事件为切口分析媒介审判现象，未审先判、媒体暴力、媒体越位是此次事件的典型表现。
媒介审判影响司法独立、与媒体社会责任相违背、不利于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破坏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和谐共处，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通过分析媒介审判产生原因，从媒体、新闻从业人员、受众的角度分别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有效杜绝媒介审判现象。
关键词：媒介审判媒体司法陈永洲事件陈永洲事件在媒体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是可以预见的——2013年10月26日早上，央视在《朝闻天下》播出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而被刑拘在押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录像，当事人向警方坦承自己收受他人钱财，连续发表多篇攻击中联重科的失实报导。
很多观众都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央视采访正在刑拘中的陈永洲的新闻节目。
节目一出，顿时成为当天社会舆论议论的热点。
媒体先于法庭按照司法正常程序审理直接将陈永洲扣上罪名，并在全国观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郑重道歉，这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未审先判。
媒介审判是一个老话题，但此次央视对陈永洲的报导方式暴露出当下中国媒体对于媒介审判的含糊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媒介审判的发生也有其必然性。
故此，笔者结合这一事件重提媒介审判，以期引起媒体尤其是官媒对该问题的重视，并为重新审视我国媒体的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视角。
一、我国媒介审判的现状及特点（一）什么是媒介审判媒介审判的定义最早起源于美国，西方新闻界对媒介审判的定义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
[1]媒介审判的界定主要是指媒体超越司法正常程序，贸然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案情分析、定性、定罪量刑等一系列问题先于法律条文相关规定自行定罪，作出公开的判断和结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受众，形成足以影响司法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有失其公正、公平性。
网络“媒介审判”产生的原因（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言论自由化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发展打开了言论自由的魔盒，网络让普通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借助微博、博客等“个人媒体”就热点案件直接发表观点。
一般情况下，网民在互联网上注册的身份多用假名、匿名，有了这个保护伞，网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无需担心是否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
这使得他们在对舆情案件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缺乏自律和自主意识，缺乏冷静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因此网络舆论存在非理性的一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些现象心有愤懑但是由于害怕遭到压制或者报复很少在公众空间将之表露。
在网上人们可以没有顾忌，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热点事件常常成为他们宣泄情绪的出口，网民通过对当事人的讽刺、谩骂和攻击来发泄心中的郁闷，进而有可能对这些事件进行“审判”。
网络交互性、裂变式、即时性的信息传播特征，又使得敏感或者重要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传播的范围越广，形成的舆论压力越大，就越容易对司法的审判造成压力。
（二）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再加上环境污染、医疗纠纷、就业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造成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社会不满和冲突现象日益增多。
在这种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的情境之下，某个特定的司法案件如果触碰到社会公众心中“紧绷的那根弦”，使得事件反映的问题在网民内心深处形成共鸣，往往会点燃或加速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
在对互联网的日常使用中，这种不满和愤怒感就自然而然地在网络空间内得到流露、集中表达和相互传递。
而舆论是公众意见的集合，如果公众对某一案件特别关注，意见特别强烈，倾向性基本一致，就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众口烁金”、“众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氛围下，司法为迎合民意就可能作出偏离法律的裁判。
（三）网络传播--信息发布的便捷性与低门槛化网络传播中信息发布的便捷与低门槛化弱化了媒介组织把关者的权力，社会精英、领袖人物和权威媒体的话语霸权被消解。
如何看待媒介审判摘要:“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违反司法程序～在法院的正式判决未做出之前～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这是一种违法的和无效的裁判。
然而～舆论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众口铄金～铺天盖地的媒介报道势必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从而影响到公众的正确认知和司法公正。
媒介审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对策也是多元化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绝不能因噎废食～媒介审判和合法的舆论监督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合法的舆论监督不可少:关键词:媒介审判司法公正舆论监督角色错位1“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这个词语是舶来品，是一种不依据法律程序而对被告和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
从理论上来讲，媒介审判在以英美法系为主的国家更容易形成，因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新闻法制以判例法为主，法庭审判实行审判陪审制度。
如果媒介在审判前对案件或当事人做了过多的渲染，就会影响陪审团的投票及至判决的公正长期以来，人们对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独立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问题争论不休。
中外的很多案例，由于媒介在其中的狂轰滥炸，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事后，在业内外却落得个“媒介审判”的诟病。
譬如号称震撼全美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譬如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无不是这一现象的明证。
例如，在对“张君案”的报道当中，有一家全国性的大报以此为标题;《重庆满街声讨魔头》。
应当声明的是，这篇报道刊发在法院正式宣判之前。
首先，它对张君已经先法院一步作出“判决”:张君“早就该枪毙”，“该杀”、“不杀，天理、国法不容”、“杀一儆百”等字眼充斥着整篇文章。
显然，这是违背“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得认为有罪”的无罪推定原则的。
令人瞠目的是，在文章的小标题上，“张君该千刀万剐”几个字眼刺眼至极，诚然，张君是坏事做尽，然而作为一家全国性的大报，公然宣扬“凌迟”这种封建社会的刑罚，煽动民愤，显然既没有法理依据，又毫无理性可言。
写到此，媒介审判的危害和暗藏的渊源是不言而谕的。
“媒体审判”指的是：媒体因为具有很大的传播影响力，其对案件的预测性报道可能造成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其一，影响舆论，并通过舆论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案。
比如，1998年曾任郑州市某公安分局局长的张金柱因情节极为恶劣的交通肇事罪而被判死刑，这一判决是否受舆论影响，至今还争议不断；其二，就是媒体的不实、不公正报道在法院判决之前和判决之外，直接给案件当事人造成不良的社会评价，或者伤害他们的隐私权。
后者的例子更多。
在实践中，媒体"代替"法院给嫌疑人定罪的情况非常普遍，如媒体对蒋艳萍一案的报道就是典型的“媒体审判”。
有的媒体发表文章说：“一定要看到女贪官的下场！”蒋艳萍是否“贪官”，只有在法院审判之后才能确定。
中国法律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任何人都假定无罪，这种乱给嫌疑人定罪的行为，难道仅仅是一般的媒体侵权报道吗？“媒体审判”与“法院审判”的区别“媒体审判”是因为媒体把本该由法院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不是说它有“法院审判”的效力。
媒体终究是“批判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的“审判”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法院按舆论代表的所谓“民意”办案，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加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并不意味着可以进行“媒体审判”。
媒体审判，并不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而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
因为媒体舆论监督是宪法原则，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而“媒体审判”是违法行为，两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
把“媒体审判”看作媒体舆论监督，是在为“媒体审判”寻找合法依据，为媒体干涉司法提供借口。
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国际法律反对和防止“媒体审判”，维护司法独立和公正，在国际新闻界和法律界是有共识的。
1948年，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第三公约》把“妨碍法庭审判之公正进行”的新闻列为禁载。
1994年，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审判的效果。
如果预期可能出现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
媒体的报道，媒介审判随着庭审日期的日益临近，媒体所追踪的蒋的“犯罪情节”越来越朝纵深发展。
蒋艳萍张扬着“财色双送”，“肉弹轰炸”，“与４０多个厅级领导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贪污数额千万余元”，“三湘女巨贪”、“三湘头号女巨贪”的狰狞面目扑面而来。
种种评判至公审开庭已演化到极致。
相当数量的媒体都在行使“审判职权”，都在为蒋作出定性定罪。
省会一家新创刊的媒体在庭审第二天的报道标题中，甚至出现了枪毙还少了的字眼，似乎本案已无需法庭审理，只待一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媒体的“指控”与检察机关的指控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公众造成信息混乱、无所适从：究竟是该信媒体的，还是检察机关的？媒体的报道与审判机关的出入蒋艳萍，女，42岁，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曾经是湖南省知名的“女强人”、头上罩着“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干部”等光环。
因为涉嫌受贿、贪污、介绍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特大经济犯罪，于2001年1月16日被检查机关提起诉讼。
2001年3月20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公开审理蒋艳萍一案，直到7月24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方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蒋艳萍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庭审的4天中，51家中央、省市新闻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到现场采访。
新闻媒体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深度报道此案件：3月20日——《湖南最大女贪官蒋艳萍发迹史》（庭审第一天）3月21日——《湖南女巨贪庭审直击：蒋艳萍据不承认犯罪事实》（庭审第二天）3月24日——《女巨贪蒋艳萍终认罪——我本来很纯洁我现在很痛心》（庭审结束后）除了冠以《湖南第一女巨贪》、《女巨贪狱中卖色相》、《湖南将公审首名厅级女贪污犯》等标题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
而《一定要看到女贪官的下场》、《枪毙了还少》之类的标题，似乎也在法院尚未判决之前就提前昭示了该案的最终结果。
在蒋艳萍案件审理之前，法院就对当地媒体提出了书面要求，在法院还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媒体不能大肆渲染，进行“炒作”，而媒体却置之不理，一些媒体仍以结论性的方式报道着该案，甚至个别媒体在报道中还提出了检察院并未指控的犯罪行为。
媒体置法律责任于不顾的表现方面：（1）媒体：蒋艳萍是“女巨贪”；检察院：指控蒋涉嫌贪污罪。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法院把蒋艳萍定为嫌疑人时，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时，媒体的一些报道已经给蒋艳萍扣上了“女巨贪”的名号。
（2）媒体：蒋艳萍财色双送；检察院：并未指控蒋艳萍行贿。
某报一篇题为《美色铺就升迁路：湖南今日审判厅级女巨贪》的文章中说，蒋艳萍是靠财色双送，得以步步高升的。
而在法院的《起诉书》中，检察院除指控蒋艳萍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未指控她涉嫌行贿。
（3）媒体：蒋艳萍在法庭上狡辩；律师：被告人有辩护权。
某报庭审纪实写道：“4天的庭审中，蒋艳萍对公诉人的指控、指证一直采取不承认的态度。
在法庭调查中，蒋艳萍及其辩护人屡屡就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及关联性以外的东西进行长篇累牍的陈述、辩解、否认。
蒋艳萍还巧舌如簧，将公诉人对她的受贿指控说成‘是正常的人情往来’、‘是承包应得的提纯收入’，或者干脆予以否认”。
蒋艳萍的辩护人之一北京贝格律师事务所刘星红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她解释，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被告人有权提出反驳控诉的事实与理由为自己辩护，还可以聘请辩护人为自己辩护。
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不仅是诉讼公正的要求，更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性的重要体现。
如果一个人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都丧失了，还谈何法制建设”？在此案报道的整个过程中媒体为了制造“卖点”，频繁地使用“女巨贪”、“艳贪千万”、“财色双送”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迎合受众对此案件的猎奇心理，严重地侵害了被告人的人格权，隐私权，是一种对法律不负责任的行为。
此案也是媒体大肆报道，并有一些不详实夸大的报道渲染了舆论，虽然审判结果不置可否。
但是体现的媒体跟风，不实报道的现象和媒体强势影响力，司法受其影响的结果值得我们深思。
审判机关的后顾之忧显然更大。
媒体定性定罪“言之凿凿，铁证如山”审判机关何需一审再审，冗长反复，相伴而来的定夺难的问题则更严峻：媒体早早盖棺定论――“枪毙都少了”。
审判机关似乎别无选择，倘若蒋艳萍不被判处死刑，审判机关又如何向社会公众交代？蒋艳萍案辩护人赵湘宁、刘星红两律师庭审首日休庭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一些媒体“夸大事实、杜撰情节”、“定性定罪”的报道表示强烈异议。
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与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及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是不相符的。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
目前，本案尚处于庭审阶段，蒋艳萍的法定身份仅是被告人，她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有待法庭判决。
但是，一些媒体在本案的报道中，却把蒋认定为“犯罪人员”，甚至在检察机关侦察阶段，就把蒋的所谓“犯罪事实”像判决书般不容置疑地公开传播，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媒体竟然以《枪毙的还少了》为标题，对本案盖棺定论，凡此种种做法与我国刑法、刑诉法“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的原则是水火不容的，这不但因此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而且有碍司法诉讼程序和司法公正。
这种不正常的舆论导向，也是与我国新闻主管部门关于对末决案件的报道不得擅自定性定罪的新闻纪律格格不入的。
（一）法律措施1、新闻法新闻法的缺失是新闻违法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是降低新闻恶性事件发生频率的关键。
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新闻法，所以媒介的很多行为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参考界定，很多行为都得不到约束。
所以要根据已经发生的新闻违法案件，制定相关有法律效力的新闻法。
2、司法的进一步加强司法部门对案件的审理重要的是要公开审判，欢迎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从此捍卫独立司法。
公民有知情权，立法机关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信息公开有法可依，在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寻求突破。
在面对媒介错误报道，或不当行为的时候，政府应从善如流，及时修正偏差，整改不足，以正确厚实可信的声音引导正确的舆论。
从案件审理看，各种公开审判案件的审判过程应当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
鉴于法官不得接受采访，司法部门应建立新闻发布机制，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作为与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
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以便于新闻报道和评论。
公开审判结果时，必须保证内容的完整和真实，要详细公开每个参审法官对其参审案件的意见，（判决以多数法官的意见为准），并予以公开，接受社会评判。
（二）新闻界1、媒体审时度势的正确做法媒介在尊重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与政府共同肩负起维护稳定、推进进步的社会责任，因此要对即将进入传播通道的新闻信息进行科学取舍。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要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确保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而不是单向的炒作。
在报道公众关心的案件和关系地区公共利益焦点问题争论的时候，要将所有当事人的所有事实告诉给读者，甚至还可以表达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既向与自己新闻立场相似的人士开放，同时也要刊登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观点。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让受众和相关决策人士掌握尽可能全面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能够充分表达各方观点和利益的双向度信息，为最终做出决定提供相对全面、平衡的信息环境。
加强同步报道和连续性报道也是媒体走出“媒介审判”有效措施。
2、完善媒体的相关制度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11]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但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效能。
新闻监督是新闻自由的内涵的核心。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部分中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审判之前作定性、定罪和案情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符合司法程序。
”这是我国新闻媒体介入司法的现行规范依据。
此外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提高记者编辑等媒体人员的法律素质。
3、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不同，面对不同的案件要有面面俱到的分析能力，要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分析事件，而不是一味地凭着直觉或是别人的见解片面地报道新闻，要客观地叙述事实，不能过多掺杂个人的喜好情绪与言辞。
此外，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道德素质，明确自己的权利权限，遵守不得公开报道的事项，遵守客观报道的原则，要时刻牢记事事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要先入为主进行“媒介审判”，更不能以牺牲司法独立为代价进行“媒介审判”产生媒介审判的原因：（一）司法的缺位：目前的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自律意识比较弱，因此需要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他律”来监督，因此公众希望媒体能够遏制司法腐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新闻媒介也就成为了救济司法缺乏和司法不公的一种特殊的救济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