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标准

王怀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刑事裁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9）刑复字第15号被告人王怀忠，男，1946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亳州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省九届人大代表（2019年9月 28日被罢免），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地委书记、中共阜阳市委书记。

住安徽省合肥市舒城路2号3栋102室。

2019年10月14日被逮捕。

现在押。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于2019年12月29日作出（2019）济刑二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1月15日以（2019）鲁刑二终字第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送本院核准。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

现已复核终结。

经复核查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1994年9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职务便利，指使原阜阳市长王汉卿等人，为涉嫌偷税犯罪的阜阳飞龙皮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杨晓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同年12月，王怀忠收受杨晓明人民币6万元。

1995年至1997年，被告人王怀忠先后利用担任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行署、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国银阜阳国际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在阜阳市开发的国际工业园、银海花园等项目，解决建设用地、减免银海花园二期工程城市建设配套费等。

1997年7月底，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相坤1万澳元（折合人民币6.1万元）。

1997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省阜阳汇鑫发展有限公司解决阜阳商贸城和敬贤山庄的开发用地、拆迁、安置等问题，先后4次收受该公司负责人姜旭、余永强、王忠人民币共计40万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例篇一：刑法论文——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点思考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思考内容摘要：1997年，我国在修订的《刑法》中加入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但这一罪名却屡受学界“诘难”，理由之一就是该罪名的最高刑期只有5年，因而它成为了某些严重贪污贿赂犯罪的“避难所”。

本文将我国《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其他国家对类似罪名的立法例相比较，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弊端与学界的争议，试着讨论了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的合理性与弊端，并对其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财产申报法定刑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和法治进程的逐步推进，反腐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有关严惩腐败的呼声也日趋高涨。

为顺应民意、适应反腐倡廉新形势的要求，我国于1997年修订《刑法》时，在第395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将其纳入反贪污贿赂罪一章。

1997年《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体现了国家严惩贪污、打击腐败的决心，客观上也对贪污腐败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遏制和预防作用。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的过于粗疏和过于概括，司法机关在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困难重重，突出表现为在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单独适用过。

作为一个独立罪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实践中俨然成了贪污罪、受贿罪的附带罪名。

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我国官员的财产还不在阳光下，我国还未建立详细的“财产申报”制度。

因此，只有当贪官的贪污、渎职等犯罪行为暴露出来以后，其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才会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另外，由于我国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其刑事责任远远轻于贪污罪、受贿罪，致使这一罪名在实践中成为了某些贪官的“避难所”，因此自其出台以来也颇受诟病。

以下我将对比国内外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方面的立法，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论述一下我对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看法。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概念《刑法》第39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

洪永林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案情」被告人洪永林，男，58岁，广东省东莞市人，原系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

1991年8月10日被逮捕。

被告人洪永林在任原惠阳地区行署公安处副处长和惠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于1983年5月至1991年4月，利用职务之便，亲自为李小明、陈子平等6人批准了75辆走私汽车入户，还指使下属人员为惠州市物资局汽车贸易中心、惠州市机电公司旧机动车辆交易部批准了一批走私汽车入户。

在此过程中，洪永林先后在其办公室、住处和香港等处，收受上述人员和单位的贿赂，计有港币635000元，人民币85000元，女装劳力士手表2只价值人民币45000元，人头马路易十三酒1瓶价值人民币4500元，家具1套共11件，价值人民币9604元。

1983年至1991年3月期间，洪永林还利用职权批准李小明、高元芳37人到香港定居，批准东莞市外贸部门的有关人员赴香港从事商务活动，收受上述人员和单位的贿赂，计有港币279000元，人民币29532元，男装劳力士钻石金表1只价值人民币16万元，山水牌音响1部价值人民币7000元，乐声牌彩色电视机1台价值人民币2800元，美能达照相机1部价值人民币800元，乐声牌摄相机1部价值人民币4700元综上，被告人洪永林收受贿赂含物品折价共计港币914000元，人民币348932元。

此外，案发后，检察机关查获洪永林的财产共计为港币2431958元，人民币含物品折价1271256元，美金1150元，英镑60镑，新加坡币50元，加拿大币8元。

从中扣除洪永林受贿所得及合法收入，尚有港币1444996元，人民币693799元，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审判」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洪永林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长时间、多次为他人批准走私汽车入户和批准他人到香港定居或从事商务活动，从中收受贿赂，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极坏。

我国香港与内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比较作者：李佳芮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5期摘要我国香港“刑法”中只规定管有财产来历不明罪,其与大陆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犯罪目的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以及刑罚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

本文试就这些差别做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香港中国大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比较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358-0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反贪污贿赂犯罪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抑制腐败、预防其他贪贿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该罪犯罪构成的特殊性,各国的立法模式也景象各异,这里试选择我国香港与内地立法情况作简要比较。

一、我国香港与内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概况《防止贿赂条例》第 10 条,香港刑事立法中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称为“管有来历不明的财产罪”,指一个现任或曾任官方雇员的人,如其维持的生活水准或控制的金钱资源或财产高于他现在或过去任公务员的薪俸标准,或控制的金钱资源或财产与现在或过去的薪金收入不相称,而又不能作出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即刻被推定为贪污或受贿所得的行为。

在内地,本罪最初的罪名为非法所得罪。

1993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认真查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的通知》,确定罪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从罪名上看,犯罪首先是一种行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仅仅指出巨额财产系来源不明的性质,而没有体现是怎样一种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中规定的“管有来历不明的财产罪”的罪名较为科学。

既说明了性质,又体现了行为。

二、我国香港与内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主体的比较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的规定本罪的主体应当是官方雇员,即政府雇员,亦即公务员。

所谓“公务员”,是指在政府中担任永久或临时受薪职位而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

它既包括现在担任政府雇员之职的人,也包括曾经担任过政府之职的人。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摘要近几年来，我国一直倡导反腐倡廉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建设更加关注，尤其是刑法修正案七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修订。

本文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适用主体范围、客观方面以及法定刑是否适宜等角度研究，对于立法中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来源作者简介：赵典明，山东雅君律师事务所。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为弥补立法上的漏洞所创设的。

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一直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争议主要存在于主体的范围、犯罪的客观方面及法定刑是否适宜等方面。

因此，应从主体、客观方面、法定刑等方面从立法上加以完善，同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如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等。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

这一修改使该罪再次引起法学界的热议。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发展在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早出现在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该罪的设立是对惩治贪污受贿等破坏廉洁建设行为的重要补充，对于建设廉洁政府，惩治腐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上述补充规定并没有对此罪的具体操作做出可操作性规定，为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这一罪名，1993年《关于认真查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的通知》中做出了具体规定，差额五万元即需说明来源。

1997年将该罪修订进刑事诉讼法。

1999年《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将该罪的立案标准提高至30万元以上。

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395条第1款又进一步做出规定。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根据刑法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而本人又无法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或者支出的行为即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是故意，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但理论界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犯罪客观方面，法定刑的设置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从刑法价值角度分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设置摘要：从刑法公正与效益的价值分析框架出发，在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设置法定刑进行惩处，能够极大地满足刑法效益价值的要求，因而，立足于效益价值，应当将该种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科以刑罚；但从刑法公正价值出发，由于该罪犯罪严重性轻于贪污、受贿罪，因而也就必然要求其法定刑的严厉性低于后两罪。

而同时结合公正与效益价值进行考虑，则根据公正与效益兼顾的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设置具有正当根据；但根据公正限制效益的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设置又必须低于贪污、受贿罪才具有合理性。

针对目前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所遭遇的尴尬，应当从调整该罪名陈述的逻辑性和增加其他附加刑等方面来加以解决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公正效益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没收财产的差额部分。

”1997年修订刑法又将其适当修改，纳入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中，罪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即我国现行刑法第395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如下：“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渊源及现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时新增加的一个罪名，但实际上，早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它就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单行刑事立法中加以规定。

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腐败现象日益严峻，而已有的刑事立法严重滞后，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罪不能罚的现象大量存在，因而，为是遏制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立法机关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吸取了国际社会反腐败实践中通行的贿赂推定原则* ，在刑法中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惩治腐败犯罪的一个“兜底”性规定。

【裁判文书选登】李国蔚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5)赣中刑二初字第4号公诉机关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国蔚，男，1956年5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赣县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系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局长，曾任抚州公路分局局长、赣州公路分局局长，住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北大道赣州市公路局直属分局宿舍一栋一单元401室。

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04年11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9日被逮捕。

现羁押于赣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何依群、李辉，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赣市检刑诉(2005)0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国蔚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2005年2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 宣判后,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189本案。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古华荣、张继田、代理检察员谢灯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国蔚及其辩护人何依群、李辉，证人詹皇增、李晓健、李赛奇，鉴定人熊其远、赵红苗等到庭参加诉讼。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

现已审理终结。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被告人李国蔚于1999年1月至2004年6月期间，先后利用担任抚州公路分局局长、赣州公路分局局长、赣州市公路局局长职务的便利，收受詹皇增、肖川、熊冬仔、谢建亮、李赛奇、李粹飞、李国良、黄承林、郑三省、胡建华、李晓健、钟骏扬、彭忠民、俞呈银、李声威、李典光、江卫新、郭瑞春、李文华、谢燕春、欧锦福、张南海、钟志键、徐晓天、陈彬彬、马树军、杨志明、杨荣、陈凤林、何祖林、杨祖滨、杨文、陈泽荣、邹小毛、邱三月、江胜英、邹茂林等37人的钱物共计206．0519万元。

(二)1987年至2004年5月期间，被告人李国蔚及其妻子拥有财产共计704．788064万元，同期消费支出为13．541928万元，合法收入为128．40236万元，债务为19．3855万元，违法所得为17．1743万元，尚有367．315932万元的财物被告人李国蔚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最新职务犯罪量刑标准是如何规定的？刑法条文：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是比较大的，故而容易发生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行为，国家立法机关为了防止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犯罪，在刑事法律规范中规定了各职务犯罪量刑标准，该量刑标准是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最新职务犯罪量刑标准是怎样的呢?现在就来一起了解下吧。

▲一、什么是职务犯罪?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针对公务活动制定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简称《刑法》)的规定，职务犯罪被划分为三大类，分别位于《刑法》分则第四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第八章贪污受贿罪以及第九章渎职罪，共有53个罪名。

▲二、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贪污罪：5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但情节较重的(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受贿罪：5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3)强行索取财物的;职务侵占罪：5000元～20000元以上;挪用公款罪：10000～30000以上(“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5000～10000元以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单位受贿罪：10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2)强行索取财物的;(3)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