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反思和探讨

论文摘要 减刑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它可避免刑期过剩，节约司法资源，具有调动和促进罪犯积极改造的作用，对于稳定监管改造秩序起着促进作用。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其运作得不够完善，致使减刑运用的目的产生偏差，在减刑程序上的运作也与立法初衷不符，存在减刑权力归属不当，罪犯减刑考核标准不统一，刑罚机关对呈报减刑后监管缺位等问题。笔者针对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全面浅析自己的看法，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理论研究，健全减刑制度体系，发挥其真正效能。

关键词：减刑制度 减刑程序 考核制度 刑罚执行目 录 引言：1 一、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状况及存在问题1 （一）减刑制度执行的目的性存在偏颇1 （二）减刑程序的运作与立法初衷不符2 （三）减刑裁定权的权属之争3 （四）罪犯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标准不统一3 （五）呈报减刑后服刑人员难以约束4 二、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建议4 （一）明确减刑目的和意义4 （二）完善减刑程序4 （三）明确减刑权力归属，完善权力监督5 （四）健全公平、公正且符合刑罚要求的考核制度6 （五）设立减刑考验期6 三、 结束语7 四、参考文献7 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的反思和探讨 引言：减刑制度的概念及意义 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明确规定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由于能够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因而将其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减刑制度不仅关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且直接影响到包括罪犯和被害人在的一般公民对法律尊严的认同以及司法公信力的树立。我国在减刑制度的司法实践中，减刑制度存在减刑目的发生了本质的偏离、减刑程序的规定过于粗疏、权属不清、减刑实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的减刑制度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迫切需要在理论研究，为我国实现法治的文明社会有所裨益。1 一、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状况及存在问题 我国的减刑制度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无论在改造罪犯还是维护监管安全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减刑制度亦面临了新的挑战，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现今越来越突出。如减刑的目的意义已经偏离轨道，多次立法未能完全体现公平正义，考核制度未健全，监管难度大等问题。只有解决新发现的问题，分析对策，填补漏洞，形成完整的减刑体系，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减刑制度不仅关到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且直接影响到包括罪犯和被害人在的一般公民对法律尊严的认同以及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对减刑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疏，减刑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导致执法尺度宽严不一。随着社会法制化的发展，减刑所发挥的作用也偏离了最初设立的初衷，权力归属也出现明显的问题，监管秩序亦面临着新的挑战。现行的减刑制度既不利于刑罚最终目的的实现，也容易导致刑罚偏离司法公正的轨道，甚至滋生司法腐败现象。我国减刑制度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一）减刑制度执行的目的性存在偏颇 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误区： 1、减刑泛滥偏离刑罚初衷。刑罚实质是对犯罪人进行惩罚使其遭受一定的痛苦，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来达到阻止社会上的其他人犯罪的目的。减刑过度使用使犯罪人没有完全服满原判决所确定的刑罚，有可能没有使犯罪人得到其应有的惩罚而失之过轻。据了解，市女子监狱自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罪犯减刑率达到30%以上。一般监狱新收监的也差不多这个比例，换而言之，真正服满全部刑期的罪犯相对而言则少之又少。难道呈报减刑的犯罪人都是“确有悔改表现”的？从高的重新犯罪率可以得出否定答案。 减刑制度被单纯地利用，只为监管秩序安全服务，只是被当做某些领导在汇

1王作富、但未丽：“关于减刑制度的正当性思考”，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 报时“某某监狱多少年未发生脱逃或重大安全事故”的汇报词语，当成其政绩。熟不知，正是因为减刑制度执行的目的性出现偏差，刑罚机关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未能改造好更人，这一点从更高的重新犯罪数据可以知道。2 2、罪犯对减刑制度的错误认知。改过自新是社会对罪犯的根本要求，但狱改造中，减刑新生成为罪犯的唯一追求和动力。在监狱生活枯燥，人身自由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罪犯的第一思维是尽早离开这个地方，正是这种思维使得罪犯认为离开监狱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假释和减刑。所以在剩余刑期的改造生活中其唯一目标就是减刑，至于减刑的条件就是拿到足够的考核分数，而不知“确有悔改表现”是基础。这就导致很多罪犯在警官面前是认罪伏法、悔过自新，在会见教育时为不能尽孝道而疼哭流泪，一旦呈报减刑后则是翻身农奴做主人般肆无忌惮。这是偏离了刑罚改造的最初目的，也偏离了减刑的制度最终意义。 （二）减刑程序的运作与立法初衷不符 减刑程序运作的立法初衷是确保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早在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国劳动改造条例》中即有减刑制度的规定。1979年刑法完善了减刑制度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法律制度确定下来。1994年《监狱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减刑程序作了一定规定。为了保证减刑的合法性和严肃性，1997年新《刑法》增加了减刑的程序性规定。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通过司法解释或法规将减刑程序进一步细化，比较重要的有2003年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如此多关于减刑制度的法律规定和修改，在减刑程序上的相关立法应该相当完善，但减刑程序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依据较多的则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实践中纷纷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台各自的《细则》、《实施意见》、《通知》等有关减刑的具体操作办法，甚至还有监狱部自行制定的实施细则。这不但会使减刑程序的运作偏离立法初衷而且会使减刑程序有较大随意性，容易滋生司法腐败，丧失刑事司法公正，主要问题反映在以下几方面。3 1、 立法不够完善。虽然我国在立法层面上不断地完善减刑程序的规定，但 减刑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有关司法解释以及部门规章之中，但这些规定及规性要求较为原则，不能完全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2、 参与程序缺陷。4在我国的减刑程序的运作未出现罪犯、被害人。罪 犯只能被调查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没有权利申辩自己是否悔改，一旦减刑审批驳回，由于文化素质因素、法律知识的匮乏、畏惧监狱的权威维权的难度可想而知。被害人的参与只能停留在“谅解书”的层面，对减刑程序的运作一无所知，这显然也违背了正当程序对参与主体的对等性要求。

2 宋鑫春：《中国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法律出版社1994年03月第1版，第32页。

3 孙琳：《减刑假释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01月第1版第37页。

4 王祥磊,金瑞方：“减刑和假释过程中的程序缺位和补正”，载《新疆社科》2008年第3期。 3、审理时存在盲目性。减刑案件的审理一般都是各地中级人民法院书面审理，法院只对材料进行盲目审理。由于法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使其只能忽略对罪犯主观改造成果的审查，仅就刑罚执行机关所报的减刑材料进行形式化审理，其审查结果难以反映罪犯改造的真实情况。实践中，监狱的减刑建议一般都能够被人民法院采纳，法院只能充当印章功能。 4、监督程序缺陷。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这种事后的程序性的审查实际上是剥夺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全过程进行实质性监督的权力，造成检察机关对减刑全过程进行实质性监督缺乏法律依据，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利虚设。同时监督的主体也较为单一，如果检察机关未发现减刑程序存在错误，那么错误将无人知晓，有违刑罚的公正。 （三）减刑裁定权的权属之争 我国刑法的规定刑罚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由人民法院作出减刑裁定，也就是说减刑权归属于人民法院。但是刑法理论界对减刑权的归属提出了质疑。关于减刑权的性质和归属，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减刑权是行刑权，减刑的实质是对刑罚执行方式的变通，并非减少原判刑期，也不是对原刑事判决的更改，而是减少了原判决的执行，因此减刑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进而主由刑罚执行机关来行使减刑权。其二，认为减刑权是审判权，如有学者指出减刑的实施，是一项审判上的司法行为，它与西方国家相似赦免性质的善时制度不同。 现行减刑制度中减刑的裁定权是归属法院，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遇到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法院对减刑罪犯的个体考核不了解，对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事实不清，对裁定的主体的了解只停留监狱呈报的纸质材料上；监狱呈报减刑的文件一般都会被裁定通过，只起到“橡皮”公章的作用；法院审批裁定，运作时间难于把控，浪费司法资源。但如果纯粹将裁定权归属行刑机关，那么必然会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缺乏有效地监督，这也必然会滋生司法腐败，妨碍司法公正。明确减刑权力归属，完善权力监督，将是我国减刑制度的改革之路。 （四）罪犯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标准不统一 1、目前我国对罪犯的考核是减刑量化标准，即是罪犯劳动、生活、思想、教育学习等计算改造得分。其中劳动改造占重中之重，原因就是行刑机关也存在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5其弊端是不容忽视的，导致“分数”不代表其“确有悔改表现”，造成的罪犯为减刑不得不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而忽视其他方面的改造。 2、罪犯考核最终的裁定审核却是法院，法院对罪犯的改造情况只停留在分数，纸质材料上，对罪犯的悔过表现无从掌握，只能落得个纸上谈兵之名。

5 陈永生：“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载《法商研究》200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