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现代财政制度是最好的反腐篱笆

０ｌ　ｌ　羹地方政府在地产圈声名狼藉是因为　地方的土地财政政策，让地方政府成了房价上涨和　地价上涨的最有力的推手。而由于土地问题被查处　的腐败官员基本上都是窝案、串案，腐败资金又是　触目惊心，就像最近曝光的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　抚顺市的一个局长罗亚平，两个官职不大的疯狂女　人，让人们目瞪口呆。　土地财政的问题，却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这也带来了很多经济方面的矛盾，经常是按下葫芦　起来瓢的窘状，把调控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　土地财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２００９年杭州和上　海的卖土地收入超过千亿，北京的卖地收入也达到　９００多亿，卖地成为地方政府生存的基础。北京、上　海这样的超级城市尚且如此，那些小城市、边远城　市，那些没有多少工业基础的城市，对土地的依赖　就更大了。　土地财政就像一副“鸦片”让地方政府舍不弃、　丢不掉，成为地方政府生存和兴奋的依赖。同时，也　焕发出一些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就是想尽办法大做　土地的文章，甚至不惜一切做大土地的文章。　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一些沿海城市，以旅游　地产、养老地产的名义大范围地开发海滨资源，很　多不知名的沿海县城也一夜成名。　与沿海城市的天然优势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一　些内陆城市的发展就面临更大难处了。例如一些中　西部地区的三四线城市，苦于没有资金来源，但为　了提拉经济增长，就通过大幅度的优惠政策，引进　一些大品牌企业搞一级土地开发和新城市建设。这　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碧桂圆模式，地方政府认　为，这是提升形象、造福一方、发展经济、制造政绩　的万全之策。　但是，舆论不这么看，最近碧桂园在中部某县　遇到的麻烦就比较有代表意义。大规模违法征地这　项大帽子，把这个中部贫困的代表县推到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上。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地方”与“中　央”税收分配，以及城市发展模式的大讨论。　不管是廉价出卖国家土地，还是发展当地经　济；不管是大搞城市经营，还是要加速城市化建设。　碧桂园式的开发模式无论是对地方政府来说，还是　对大牌地产企业来讲，都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人认为，碧桂园模式就是企业替政府想做又　没实力做的事情。他们说，品牌开发商的进驻，就意　味着大型商业中心、高素质教育资源甚至是五星级　标准酒店的配套上马，甚至还有更高品味的诸如城　市广场、体育训练基地等提升人民居住文化水准的　配套设施。　如果要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抽身，就必须调　整现在的财税结构。当然，开征物业税也是一个补　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途径。　像纽约、东京那样减少政府编制人员，也不失　为一个降低财政压力的好办法，２００８年，由我国财　政供养的各类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大致有１１００万　人、事业单位４５００万人，加上由政府补贴的村官在　内的１２００万人，总体吃财政的人员多达６８００万人　以上，这些人每年吃掉国家ＧＤＰ的２８％。全国目前　平均６８个农民就要养活一个县及县以下干部，一　些城市官满为患，这些状况的改变，其实也是一条　拯救地方政府从财政困境中逃生的出路。日　９６决策Ｉ　２０１０．

４８　第４期ＮＯ．４　宜宾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ｉｂ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ＯＯ６　

“反腐”的根本在于“防腐”　

一个行为经济学范例的启示　黄秋霞　（西南大学政法学院，重庆北碚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腐败现皋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反腐败的根本措施是建立合理有效的防止腐败产生的预警机制。　关键词：反腐败；预防；行为经湃学；动机；制度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５３６５（２ＯＯ６）０４一ＯＯ４８—０４　

十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以权钱交易等为典型特征的各种腐败　现象滋生蔓延，严重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据　此，海内外各界人士在表示普遍关注和忧虑之余，纷纷建言献　策。其中，“究竟什么才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可　以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质已经直接涉及到如何制定“反　腐”的根本措施。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是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　腐败是为谋求个人私利而对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滥用。　腐败现象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　当前，对腐败的成因有着众多来自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分析和　论述。有人根据历史考察分析认为：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２６５　美元至１０００美元时期，是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巨变的阶段，也　是官场滋生腐败的阶段¨Ｊ。当前我国腐败现象蔓延，正是因为　我们处于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历史阶段。也有人从现实角度分　析，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腐败是源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时期。由　于经济管理秩序的不完善和法制的不健全，产生了许多体制的　空隙和真空，从而形成腐败滋生的土壤。腐败的主体是人。因　此，也有人认为，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的大量产生，反映了我　国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和个人素质较低；领导干部在“金钱攻　势”面前纷纷落马，反映了我们“两个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　现状，是党风廉政建设、廉洁自律教育不到位的表现。　总的说来，以上种种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都从各自的角度做出了有力的分析。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腐败　产生的根本原因？反腐败的根本措施是靠“法律的严惩”还是　“道德的呼唤”？下面，我想从一个行为经济学的范例出发，来　阐释自己的观点。　一、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对腐败问题的研究　（一）经济学对腐败产生原因的分析　从经济学的视野展开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始于２ｏ世纪７０　年代中期。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Ａ・Ｋｍｅｇｅｒ）发表《寻租社　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开始，西方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寻租理　论”，认为腐败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有权运用行政权　财　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这种干预和管制妨碍　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　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种超额收入被叫做“租金”，而谋　求得到这种特权以取得“租金”的活动则被称作“寻租活动”。　现代经济学普遍认为，一般条件下，腐败与寻租有密切的　联系，凡有“租金”的地方以及国家官员分配“租金”可以为　所欲为时，就可能产生腐败行为。腐败现象离不开公共权力的　运用，然而腐败是否最终发生，取决于官员主观的成本——收　益估算，只有当腐败的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有可　能成为现实。　然而，标准经济理论对腐败行为的研究过于简单化、雷同　化和程式化。其原因在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认为“人是　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的”，这导致了理论与实际的严重偏离。从　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其解释力和预见能力有待提高。　（二）从一个行为经济学的范例谈起　行为经济学是运用心理学原理和实验方法验证经济学基本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２６　作者简介：黄秋霞（１９７７一），女，四川泸．州人，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２００３级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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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２００９年全国　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２６７０　人，其中厅局级２０４人、省部级８人。　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要遏制腐败案　件高发的势头。必须依靠制度建设，加强对“一　把手”的权力监督，斩断腐败现象滋生的利益链，　用阳光预算阻击行政消费成本上升。　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决策一　张纸——如何圈定“一把手”权力边界　

“用人一言堂，让买官卖官有了市　场：花钱一支笔，让贪污腐败易如反掌；　决策一张纸，冠冕堂皇。”全国人大代　表、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给　“三一”干部画了张“像”。　去年获刑的安徽省巢湖市原市委书　

在晋江打工时，李光玲就已发现重　庆的陶瓷产品（西式瓦和罗马柱）市场　几乎全被福建企业占领。梁平本地拥有　品质很好的陶瓷原料高岭土矿，而李光　玲对西式瓦的原料配方、烧制技术和制　记周光全就是一个“三一”干部的典型。在他ｊ　任市委书记的５７个月间，先后收受近２０个希　得到提拔官员的贿赂，包括用人、用钱、决策　很多事情都是他说了算。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认为　对于“一把手”权力界限的模糊是出现“三一　干部的重要原因。虽然各地对于决策程序都有５　少规定，但往往只限于原则，针对性和操作性　强，过于宽泛。　一些代表委员反映，　“一把手”的特殊地１　也是造成监督“失语”的一大原因。班子成员５　

造工艺在福建打工时就基本掌握，当时苦于没有　资金一直没能把想法落实。　２００２年。李光玲和其他４名返乡农民工一起　合资１０００多万元成立了重庆富强陶瓷有限公司，　公司的西式瓦制造成本比福建企业每平方米要少　１５元．有很大的竞争优势。现在公司的年产值已　经达到了５０００万元，利润超过７００万元。　如今．李光玲已经习惯别人称他为“李总　他在２００９年报名参加了重庆企业干部培训班，ｉ　南大学的教授在课上讲解了企业管理艺术，如｛　将产品做优做强，如何降低运营成本等。李光ｊ　说，这些知识对他搞企业管理非常有用。　重庆国土房产・２ｏ１ｏ年第２期　三　■ｌ　三　一　三　

近日，93个中央部门集体“亮账本”，公开2018年度决算情况。大幅削减“三公”经费、花每分钱都要问效、账目要让百姓找得到看得懂……网友纷纷表示，一清二白才是好账本，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

财政透明度日益提升，“保密账”变成“明白账”。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日渐成熟，公民权利意识逐渐强化，要求政府公开收支，政务透明的呼声越来越高。自2011年首次公开“国家大账”，今年已是中央部门连续第9年向社会公开部门决算，也是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各新部门第一次采用新的经济分类科目晒“账本”。与以往相比，本轮决算公开的范围和力度持续加大，“账目”更细更透明、钱花在哪儿更清晰。从早年间的不公开到公开，从最开始的特例式公开到制度化公开，政府主动晒账本，让“阳光财政”近在眼前。

政府不断勒紧裤腰带，“明白账”是本“民心账”。2018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39.92亿元，比预算数减少17.14亿元。与此相对，扶贫脱困、发展教育、支持医改、上调养老金……所有与民生相关的项目，均能在部委账本中找到充裕的财政资金安排。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每一个数字都下牵民心，上连国家政策导向，政府坚持过紧日子，一一回应百姓关切，确保财政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让闻者心悦诚服。那些纵横交错的表格里的一条条记录，用政府收入的“减法”,做成了经济发展的“加法”,国富民强的“乘法”，构成含金量十足的民心账本。

花钱必问效，“民心账”成为反腐的“政治账”。人民政府受人民委托替人民办事，没有什么比公开账本更能自证清廉。决算表8张表格及分类详备的明细账目，从源头上给政府行为加了个“紧箍咒”，给公务人员上了个“安全阀”。知道花费无论大小都要向人民公开、受人民检查，使用起来无疑会更加谨慎、合理。同样公开的绩效自评，则督促各部门和预算单位对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完成效果进行全面梳理，有助于发现项目管理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成为项目执行情况的“成绩单”和“体检表”。暗箱是贪腐的温床，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中央部门带头记账交账本，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体现了对百姓、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和担当。惟心怀坦荡，制约也成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