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扼住腐败的“咽喉”

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原因中国近代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不堪回首。

因为中国的禁烟，给了英国一个借口。

1840年6月，英军首先进犯广州，遭到清军的抵抗后，转攻厦门，又被邓廷桢的军队击退。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击沙角、大角炮台。

中国军队仓促抵抗，伤亡惨重，炮台失陷。

英军进逼虎门。

琦善妥协求和，英国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

琦善的卖国行径激起清廷上下不满，道光皇帝认为有损天朝尊严，决定对英宣战。

英军先发制人，再次进攻虎门。

关天培亲自率军坚守炮台，以身殉国。

1841年5月，英军进攻广州，广州城外的泥城、四方炮台相继失守。

奕山等人丧魂落魄，举白旗投降。

5月27日，中英双方签订《广州和约》。

8月26日，英军攻陷厦门。

10月1日，英军再陷定海。

10日，镇海陷落。

13日，宁波陷落。

道光皇帝为挽回败局，决定第二次出兵，奕经率军到达前线后，贸然出兵，全军溃败。

1842年6月，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吴淞口陷落；7月，镇江陷落。

8月，英舰到达南京下关江面。

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内容如下：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主要内容：(1)割香港岛给英国。

(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

(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

(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1844年7月、10月，美国和法国乘火打劫，效仿英国，先后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之外，与英国同样的特权。

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构建国有企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几点看法作者：王华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48期摘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是新形势下推进反腐败建设的目标和要求，通过制度、教育、监督、问责和思想引导等方法推进国有企业反腐败建设，对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反腐败；机制；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次强调：“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目标要求。

国有企业是反腐败建设的重要阵地，新形势下，如何构建国有企业“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提升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成效，保障企业健康运营，结合工作谈几点看法。

一、必须不断健全制度体系，规范权力运行。

制度是保障工作正常开展的基础、是达到组织预定目标的保障，国有企业在反腐败建设中，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同样需要制度作为支撑。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监察法、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增强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层面的反腐败治理体系。

但从国有企业人员腐败案例来看，产生的原因是我国目前的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特别是企业内部缺乏对经营管理人员有效的权力制衡约束机制造成的。

所以，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应结合企业生产运营管控流程，建立健全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保障权力在规范、制衡、阳光的机制下运行。

“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经理办公会”以及党政联席会等是国有企业治理中已经明确规范的民主决策管理制度，是企业管理人员权力制衡的重要保障。

但依据上述这些制度还远远不能有效制衡领导干部的权力运行，比如企业的公车使用、公务接待、干部选拔任用、人员分配调整、采购及销售等等，还有很多细化的权力要通过制度来约束制衡。

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近年来，江滨农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把制度建设作为监督管理的有效抓手，有针对性地抓住关键领域、关键问题、关键环节，推进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工作，通过不断总结和积极实践，逐步健全完善了监控机制，让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有效实施廉洁风险防控，为促进农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为加强监督管理提供保证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我们在制度建设中，注意增强针对性、适用性、有效性，有针对性地抓住关键领域、关键问题、关键环节，推进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工作。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规范用权。

本着“既于法周全，又于事简便”的原则，我们及时完善、修订、废止有关制度，逐步建立起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切实解决无章可循的问题，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

先后研究制定了《江滨干部履职行为问责办法》、《作风建设专题研究制度》、《作风建设季度汇报制度》、《行风问题约谈反馈制度》、《干部离任审计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江滨干部监督管理办法》、《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干部监督管理制度，真正做到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约束干部行为。

二是强化制度教育，增强制度意识。

我们坚持把制度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领会制度精神、熟悉制度内容、增强制度意识，养成自觉执行制度的习惯。

坚持把制度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学习培训的主要内容，开办了“制度建设大讲堂”，已举办讲座3场次，230余名干部受到廉政警示教育。

全面推行了对新提拔干部进行任前廉政知识考试工作，在教育对象上，对领导人员，特别是掌管人、财、物重要岗位人员，重点实施分类教育，这些举措，有力地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制度法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强化了自我廉政意识。

三是建立横向联动机制，明确监督责任。

按照“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的要求，我们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总揽全局，党政齐抓共管的横向联动机制，由纪委、组织部、监察、人事、审计、信访等部门组成了干部监督信息通报和联系会议成员单位，各有关单位共同承担任务，及时联系通报情况，掌握有关领导干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面的情况与信息，形成干部监督合力，把监督关口前移，强化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使监督面得到扩大，监督更加深入。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旗帜是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

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

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

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