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萧萧》《丈夫》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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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小说《萧萧》《丈夫》浅析
撰写者:谢兴华 导师:熊岩
【内容提要】小说《萧萧》《丈夫》中,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和平等的民间立场温和地去看待湘西的“人和事”,描绘了湘西世界奇异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批判了传统道德和城市文明对人性的摧残,表达了人性回归的主题。平静中透出悲哀与忧愁。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世界;人性;艺术魅力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范例,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文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沈从文作为孤独者在文学上踽踽独行,逐步为他人理解。由于创作时代的限制,他的才华和光芒被长期掩盖。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沈从文热”,而如今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显得弥足珍贵,“时光改变了,沈从文的价值就像一只绩优股,每天都在上涨”目前,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已得到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其独具特色的“沈从文体”在中国现文学史上享有盛誉。固然,这源于沈从文作品超越时间空间的生命力,具有永恒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其小说《丈夫》《萧萧》作一番分析,试图解释其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和艺术魅力。
一、沈从文其人其文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苗族,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沈从文在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
沈从文精心构建的“湘西”是一个风景优美、人民淳朴,与都市世界相对的,未被现代商业文明完全浸染的世界。他以一个湘西人的视角看待乡村和城市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和自然的对峙,反映现代文明的发展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以舒缓柔和的笔调,把故事放在湘西边陲。这块风景如诗如画,人性单纯善良的土地展现出与都市截然不同的美与和谐,诠释人与自然和谐的道理。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沈宏富曾任贵州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鼓励下自学写作。特殊的家庭背景、落后和进步激烈冲撞的文化思潮,以及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汲取了儒家那种积极入世、修身立人的精神,不断做着以文学改造社会、重建民族道德的努力,汲取了庄子哲学中相对自由的观念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从而具有了强烈的自然观念和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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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角度上看,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一种风格迥异的文笔开拓出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合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1] 他一方面受到湘西自然山水哺育,使他具有宁静朴素的心灵,另一方面受到湘西文化起源中浪漫色彩和神秘气氛的影响,使沈从文对神圣和浪漫有一种追求,内容上体现文明和自然的矛盾,社会进步和原始文明的对峙。作为湘西世界的描摹者,沈从文用细致的笔触精心勾画出一幅幅湘西风景图和风俗图;用温和的笔调,创造出一种温柔淡远的情调。然而优美清新的文字时时浮现出他的沉郁和伤感,使湘西世界被隐隐的悲剧色彩笼罩。无法左右的命运、微小脆弱的生命、无法预知的生活、忧患沉痛的历史,所有这一切都通过他的文字缓缓流出。
二、小说《萧萧》和《丈夫》
《萧萧》作于1929年,沈从文主要通过萧萧命运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中影响萧萧命运发展的人性与制度的矛盾冲突,来探讨乡下人的“人性和人情”这个主题,以此来歌颂人性和人情的胜利,揭示偶然和变数改变不了整个生命循环的自然规律。其中,乡下人对萧萧失身的反应是小说的高潮。
小说《萧萧》向我们介绍一个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唯湘西才有的民俗风情,浓浓的诗意后隐藏着淡淡的悲痛。沈从文不仅描绘湘西秀丽的自然景色和湘西的人性美,还能把人物的曲折命运和湘西的自然景致融合一体。萧萧每天都生活在大自然中,挑野菜,捡狗屎,就是嫁人后,还是在村前的柳树下玩,摘南瓜花和狗尾巴草逗耍小丈夫,夜晚看星星,唱自己编的四句山歌,用大红大黄木叶为小丈夫编小笠帽玩,小说正是通过描写乡下人生活环境的恬静自然,来刻画人物的淳朴,也正因为如此,萧萧这类人“对自身可怜命运的毫无意识”,[2]他们臣服与顺从命运的安排。《萧萧》的结尾饶有余味:“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没有任何一句主观评判的语言,但留给读者很大的“空白”。我们可体会到这最后一段进一步强调小说悲悯的基调。萧萧对自己不幸的命运浑然不觉,可是在唢呐声中,又一代萧萧进了门,体现一种轮回,酝酿与萌芽着新变数,一代又一代继续着她们悲凉的人生。这怎不令人油然产生一种沉痛的悲哀、怜悯之情?萧萧戏剧化的命运表现出湘西人顺应自然、接受命运、被动消极的生活态度,而生命的悲剧在不断轮回,根因就在乡下人的愚昧和麻木。虽然在生命本能意识的冲动下造成的罪恶后果并没有把自己送上绝路,但萧萧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受这种封建习俗的摆布,到最后萧萧不仅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甚至做了这种封建风俗的维护者和传承者,为自己的儿子也安排这种古老的婚姻形式,把又一个女孩子拉进了“萧萧”的行列中。这是萧萧这类人缺乏自我意识的悲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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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文中的萧萧没有强烈的贞洁观,也不反抗她的婚姻。在花狗的山歌声中,她变成了个妇人。变成妇人的萧萧,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贞洁而痛悔,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倒并不使她恐惧,可是她有了孩子,具体的身体变化让她害怕,她也明白这是切实的罪证,萧萧被弃后想方设法堕胎不成,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可是没有动身,就被发觉了。乡下人碍于前人那套“子曰”的说法,要对萧萧的惩罚,于是给萧萧的伯父两个选择,一则沉潭,二则发卖,伯父不忍将萧萧沉潭,而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丈夫与她还是像姐弟一般。家人依旧对她好,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以上可以看出,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以于礼法,家人以农人纯朴的天性来对抗。乡下人生活中不断出现的“规矩”,即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礼法制度,萧萧这类纯朴善良的女性,最终还是没能冲破礼法制度的束缚。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萧萧》在描述女主人成长的过程时,作者在对主人公痛惜的背后,揭示的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在发现自己怀孕以后,萧萧曾萌发过逃走的念头。这一念头产生于祖父口里所听出来的城里女学生一些“自由”的议论。虽然逃走的意图被发现,萧萧不再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行动。但是女学生追求自由的观念,慢慢渗入湘西人“顺其自然”的愚昧意识中。虽然这种念头很模糊,但不可否认的是,萧萧此时已经开始有对命运反抗和觉醒的意识。
沈从文的《丈夫》于1930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卷第4号,《丈夫》的故事很简单,写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一夜的遭遇。作者用平淡朴素的口吻描述“丈夫”一日一夜的所见所闻,细腻地表现出“丈夫”在无法抗拒压力的残酷社会而使其尊严在城乡冲突中慢慢蚕食,又由细微感伤到无法忍受的心理巨大转变,写出了城乡冲突中乡间男女自然人性的复苏。
《丈夫》中人物的行为和价值观、道德观都带有浓郁的湘西地域特色。文中无论丈夫、老七、大娘、五多甚至是一个杀人的水上一霸水保,都保留着善良淳朴的品性,健康善歌。小说开篇就絮絮叨叨地用两千多文字详尽介绍故事的背景和黄庄的特有风俗: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平常的事情。并说: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那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人们已经习惯地接受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丝毫的怀疑,甚至认为理所应当,是“极平常的事”。那些来自乡下的大乳肥臀的乡下女人,为了讨生活,得那么半元到五块“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热忱而切实的服侍男子过夜”。 作者在开篇的叙述中就指明当地人本来对性就不存在禁忌,所以人们把这些来自乡下栖身于吊脚楼下河中乌篷船上的妓女当成“都是做生意而来的”那样自然。“船上人,把这件事也象其余地方一样,叫这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可见沈从文推崇的乡村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它是与大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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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不相干的。
《丈夫》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表现出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作者对乡村的感觉和印象没有铺展渲染,而是在不经意处提到,隐隐表现出作者对自然与人的和谐,农村淳朴善良的坚守和怀念。乡下男子身体强健,“诚实耐劳”,安分守己,又会拉胡琴,又会唱山歌;女人“大臀肥身”,细致多情,有着“乡村纯朴气质”。人与物之间也宛若有亲密的感情的:在丈夫看来,小鸡小猪亲近如朋友;提到屋后栗树上的栗子,说它们“乖乖的从刺球里爆出来”,“近于提到自己儿子模样”;说到小猪捣乱的脾气,称小猪为“乖乖”;那把心爱的小镰刀会像“躲猫猫一样”的“躲在屋梁上饭箩里!半年躲在饭箩里!它吃饭!一身锈得像生疮。这东西多坏多狡猾!”丈夫对失而复得的小镰刀更受珍爱,那么精巧,不舍得用它割草,只是“削一点薯皮,刮刮箫”。不仅如此,沈从文在讴歌湘西人性美的同时也凸显了人性的矛盾。丈夫既害怕水保,又情不自禁地和他聊乡下的事,既把他当成是老七的主顾,欢喜老七得了他许多好处,又忽然感觉威严受损,认为水保那“极讨厌的神气,保留在印象上”;既生气要回转乡下去,可是看到媳妇的神情又讪讪回到船上;一开始还认为自己丈夫的权利并不曾失去,到后来发现根本无法拥有自己的媳妇,权利已多次受到了威胁;由第一夜躲在后舱睡,可以理解自己和媳妇之所以在这船上的理由,到后来对大娘所说巡官要再来仔细考察老七的不理解和愤慨,皆发生在这个丈夫身上。丈夫一开始麻木冷淡,之后又是一次次的失落和寂寞,到最后,丈夫觉醒,终于爆发,转折性的改变给小说增加了意蕴和内涵。老七出来卖身挣钱是丈夫的本意,而当老七把自己挣的钱交到他手中时,“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抛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面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掷钱于地,说明钱对他来说已不重要,而那“莫名其妙的哭”也正是其心灵压抑下的感情大爆发。连日来的遭遇压抑了他的失落、痛苦和悔恨,无数思绪堆积成山。“莫名其妙”的哭是他感情的宣泄和无可奈何的痛处。“掷钱于地”表现丈夫对命运的觉醒和抗争。直至最后的两夫妇返乡,丈夫在人格上已经达到了自我实现,也就完成了自然人性的觉醒与修正。文中人性的多样性也在矛盾中不断得到延伸和发展,人性的力量在矛盾中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