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对话与法律事实建构研究[1]

8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0年3月Mar. 2010第21卷第2期VOL.21 NO.2杜金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法庭对话与法律事实建构研究

收稿日期： 2009-09-30 *本研究为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JJD740006；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5K－04）、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GW2006-TB-00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英学院2009项目资助。作者简介：杜金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务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律语言学和语篇分析。二、相关研究综述法律事实建构研究 法律事实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有关法律事实的讨论常与客观事实相联系。客观事实指尚未经过法庭交际参与人处理的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法律事实则是“法律规范规定的，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情况或现象，是有证据证明、可以运用法律方法识别认定的客观事实”[1]。显然，后者是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在法庭上逐步确认的事实。法学研究者认为，庭审中的法律事实由庭审各方共同建构 [2] [3] [4]。诉讼主体基于自己的掌握和认识，将事实有选择地呈现于法庭；他人对所呈现的事实发表意见，如表示同意、质疑、否定、不置可否、予以忽略等，事实呈现者予以反馈，如此交互，直至话题结束。事实的认定可在事实建构过程中或结束时发生，认定包括肯定和否定，包括诉讼双方认定、法庭认定和庭审各方共同认定等。诉讼双方的认定较其他两种认定所涉及客观事实的成分多，而依据法律做出判断的比例小。法庭认定是指以法官为代表的法庭对事实的认定，法官自身利益未受到诉讼牵涉，能够居间裁判，认定事实过程中诉诸法律的成分骤然增加， 一、引　言法律事实是客观事实跨向裁判事实进而走向法律冲突最终解决的桥梁，是庭审中各方信息处理的核心之一。中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直接规定了事实的重要地位。鉴于庭审的条件限制，庭审中的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也不同于法官据以制作裁判文书的事实。法律事实是基于客观事实，在法庭审理条件下由各方交际者共同建构的事实，同时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是交际者在特定条件下对客观事实的甄选、表述和加工，受制于交际者的认识能力和利益指向。法律事实的处理主要依靠语言手段。在庭审环境中，语言情景可分为三类：独白情景、对话情景和问答情景。其中对话情景所占比例大，在法律事实建构中的作用明显，是研究法律事实建构的重要视角。对话情景按照交际者角色定位可进一步分为自述、交互和言他三个子类。各对话子类对法律事实的建构具有不同作用。本文以法律语篇信息结构模式为基础，以法庭对话的分析为视角，研究庭审中法律事实的建构过程，所用材料取自法律信息处理系统语料库（CLIPS）。内容提要：法律事实的处理是庭审的关键之一，得到司法界长期重视，也得到法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法律事实介乎客观事实和裁判事实之间，由庭审各方参与人共同建构，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较之客观事实和裁判事实都更为复杂。法律事实的建构除了借助非语言手段外，主要诉诸语言手段。其中，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部分，各方之间展开的对话是事实呈现和处理的主要手段，因此是从语言角度对法律事实建构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借助语料库，研究庭审法律事实建构的过程、特点和规律。分析从对话角色的三种方式展开：通过分析自述，侧重研究事实的呈现；通过分析交互，主要探究事实的共建；通过分析言他，侧重了解事实的认定。研究表明，庭审各方在建构法律事实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他们在处理语篇信息时也表现出不同特点。关键词：法律事实；建构；客观事实；法庭对话；法律语篇信息中图分类号：Ｄ９０－０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８４－０７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85法庭对话与法律事实建构研究对事实的甄选更趋全面。庭审各方共同认定不同于其他种认定，是指各方对所指事实无异议，最终达成共识，或虽有一定质疑，仍在法庭主持下达成某种确定意见。庭审参与人有关过去现实的不同感知，一旦作为目前现实的话题，将不可避免发生变化。Beach[5]在分析法庭会话时将过去划分为“事实过去”(factual past)、“感知过去”(percevived past)和“虚拟过去”(fictitious past)，他认为会话人实际上是在游历时间（timetraveling），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Pascual[6]则认为，会话人根据需要会将不同心灵空间（mental spaces）整合到一起，从而完成对事实的追述，“法庭诉讼是不同个人所经历的发生在不同地点和时间的事件大量压缩的结果。”Pascual 还进一步强调了法庭事实建构中所受的影响，例如，所建构的‘现实’、‘真实’或‘正确’的内容取决于他们所选取且用于解释世界的一套图式（schema）。“法庭交际和总体认知（overall cognition）具有合作和非合作的本质[7]”合作不仅表现在诉讼同一方或法庭人员一方，也表现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相互配合。非合作则主要表现于相互利益的摩擦和态度的对抗。Beach[8]认为“在法庭交叉询问中，通过分析参与者呈现和保持自己对过去事件的版本，可以揭示联合参与的对抗本质。” Gnisci & Bakeman[9]在交际顺应理论框架下研究了法庭会话中的话轮交替和话轮长度，并分析了法律事实建构中的策略运用，如趋同、趋异、保持等。前者指与他方寻求共同点，中者指寻求差别，后者指保持自己话语不受他方的影响。策略的使用对话轮结构的形成和改变具有重要作用，决定事实建构的效果。法律事实的共建包括对事实的肯定和否定。除了明晰的否定外，事实共建过程中交际者对事实的质疑并不一定是强势的，如Drew[10]所指出，他们有时会采用“不知”、“不记得”去避免不利的信息，减低对方事实陈述的可接受性。因此在进行法律事实建构认定分析时应一并考虑。社会关系决定了庭审中各方参与人的交际目标都有明确的定位，如争取利益、达成合意、减少损失等。交际者会根据情况确定和调整交际目标，并采用合适的交际策略和语言手段予以实现[11]。事实建构是庭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要受到交际者交际目标的影响。Mommers[12]提出有关事实的详细分类，如法律相关类和法律类。这是对一系列法律概念哲理分析的一部分。其中，有关事实的认定对于庭审中法律事实的认定具有直接参照作用。不过，在庭审法律事实建构过程中，尚需充分重视个人对事实的认定。此外，法律权威如法官的认定，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作用，判决阶段的法官认定与此前阶段的法官认定有显著差别，前者完全代表法庭，后者有时会带有个人身份特征。法庭会话研究 Gibbons[13]将现实分为两种，即第一现实和第二现实，前者指庭审活动进行时的现实环境，后者指由庭审参与者所表述的庭外现实。显然，后者主要牵涉参与者对事实的陈述。Gibbons从语言和非语言两个角度对现实的再现做了分析和讨论。有关语言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叙事在第二现实再现中的作用。Conley & O’Barr[14]通过个案分析，研究了涉及租房合同争议的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对事实陈述的差别，发现由于被告将诉讼看作一种社会关系事件，而原告将其看成纯粹的商务活动和合同争议事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视点导致他们对事实的处理截然不同。Shuy[15]使用两个案例对作伪证和唆使作伪证做了对比研究。他认为，如果事实对听者未知，很难确定陈述者是否做了如实陈述。在此情况下，用于确定事实的主要途径就是看该陈述是否具有“一致性”。以上研究都为研究法律事实建构提供了重要思路，可资鉴别事实并分析事实建构的特点和规律。事实建构通过语言交际活动实现。法庭语言交际活动按照交际情景可以划分为独白、对话和问答三类，对话则可根据角色定位进一步划分为自述、交互、言他三种[16]。对话交际情景有时会与问答交叉，但是作为单个类别，不包括问答，因为尽管两者都是在高度交互的状态下进行，问答中答者的角色要比对话中任何一方被动，对话与问答分开处理便于对交际角色的准确把握。自述指对话者一方主要对有关自己或个人所了解的事物进行表述，不涉及在场的对方或他方。涉及对方时属于交互，涉及其他人时属于言他。就是说，三种对话角色的划分基于所涉及的在场的人，例如，不管对话中涉及了多少人和事物，只要不涉及在场的人，就可归到自述而不是言他。以上分类基于交际情景和交际角色，是在法律语篇树状信息模式框架[17]下所作的划分，便于对语篇信息的深层分析。为了便于分析交际者所处理的信息与交际目标之间的联系，尚可将信息归入方便操作的有限功能类别，如：调控、陈述、确认、承诺、认同、阐明、要求、评价、声言、否认[18]。三、研究设计从此前的研究可以归纳出法律事实建构的三种模式，即事实的呈现、事实的共建和事实的认定。事实的呈现主要指庭审交际各方对原有事实的分别表述，由于各方立场不同，对原有事实的选择具有各自的倾向性；由于认识不同，对事实呈现的程度、方法也会不同。但此阶段的呈现主要是个人行为，是事实建构的初始阶段。事实的共建则集中体现了事实建构过程中的交互，不同“版本”的事实表述得到加强、质疑或否定，强势表述比弱势表述的效果显著。在该阶段中，法律事实逐渐成形，渐趋完整，为转向相关的甄选、取舍、推理、整合准备了充分条件。事实认定是事实建构的关键，涉及法律规范与规则，此前所表述的事实，无论真实与虚假，都将以法律的标准去鉴别和取舍，不过法律标准的运总第２１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86用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法律事实建构的三种模式常相互交叠，但是分别进行分析有利于把握各种情景中事实建构的着重点，有利于探知各方交际人的主要交际目标和意图，例如，单独考察事实呈现便于分析个人对事实的认知、态度及取舍倾向性；单独考察事实共建便于分析各方立场、利益关系；单独处理事实认定便于分析各方对于事实与法律规范、规则之间联系的看法、推理、态度的变化。对话的三种角色类别是自述、交互、言他，分别与事实建构的三种模式大致对应，事实的呈现较多涉及交际人对于事实的自述，自述情景分析可覆盖事实呈现阶段的大部内容。事实共建涉及交际人两方的交互，这与交互情景的特点相吻合。事实认定一般是对他人提出的事实表态，在庭审环境中，由于法官的调控，诉讼双方的直接交互较少发生，一般都以法官为交互对象，通过法官言及对方，因此，事实认定实际上主要体现出言他的角色特点，通过言他角度进行分析十分方便。基于以上思考，以下从对话的三种角色分类分析庭审中法律事实建构过程的事实呈现、事实共建和事实认定三种情形，事实呈现分析侧重于自述，事实共建分析侧重于交互，事实认定分析侧重于言他，但必要时将做交叉分析。分析基于各方交际人所处理的信息类型和信息功能。四、对话与事实的呈现事实的呈现指庭审交际参与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对原事实所做的追述、再现。事实呈现有时较为短暂，一方发言后，另一方可能立即获得机会做出反应，从而进入事实共建。有时则会得到延长，例如，发言人会获得机会较长时间占据话轮。由于交际目标的需要，交际者呈现事实需要做出选择，普通情况下，会选择有利于己方的事实进行细述。此外，事实呈现的可信度是交际者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唯有保证可信度，才能使自己的表述得到法庭甚至诉讼另一方的肯定。在此基础上，交际者会尽量采用合适的策略对事实进行有效的处理，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本节将从事实的选择、可信度、呈现策略三个角度分析对话与事实的呈现。例 1审判长：被告人，就起诉书指控……进行陈述。（调控）被告人：……发现了一封这样的信，我就粘到自己的邮箱……。 （陈述）审判长：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调控）该例及以下各例的材料均取自语料库，为节省篇幅，原标注符号均做了删减，仅保留了信息点类别标号。此例中的信息点类别是“何事实”（WF）和“何事”（WT）。其他类信息点分别是何据（WB）、何推断（WI）、何处置（WP）、何人（WO）、何时（WN）、何地（WR）、何方式（HW）、何因（WY）、何态度（WA）等[19]。为便于分析，信息的功能类别以圆括号标在信息的尾部。最后一个话轮中，审判长再次使用调控类信息为公诉人分配话轮，这也标志着被告人事实呈现话轮的结束。法庭对属于上层信息的事实进行选择便于对庭审进程的掌控，有利于庭审目标的顺利实现。对于具体的事实，法庭往往给予诉讼双方较大的选择权，请看下例。例 2审判员：再由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调控）被告：通过法庭的调查， （阐明）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次火灾是由孟某引起的。 （评价）且我与这次火灾没有任何关系， （声言）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否认）杨、柳树并没有在原告承包的土地范围内。 （阐明）原告代理人：村委会认可这23棵树是由原告种植并管理，已经形成承包关系。 （陈述）并且被告……也不否认。 （阐明）例中，审判员使用调控类信息授权被告发表辩论意见，并未对具体事实做出限定。被告提及火灾责任者、自己与火灾的关系以及杨、柳树与原告承包地的关系这些具体事实予以表述，目的是说明自己不应承担责任。原告代理人则选择了被告所举的第三点事实进行辩论，使用了“23棵树”这样具体的信息以保证说服力，此外，还附加了被告对相关事实已经采取的态度，以此加强其表述内容的真实性。可以看到，原、被告所选择的事实不同，即使对于同一事实，所表述的角度也不相同。正是这些不同表述的交叠，使得事实渐为清晰。可见，诉讼双方对事实的主观选择对客观事实的再现起着正面支持作用。事实呈现的可信度 事实呈现的可信度一方面取决于事实呈现者的信誉，例如，证人作证时，一般要对其身份进行严格的审查，法庭会告知应其如实陈述事实以及作伪证所涉及的惩罚，在此基础上，证人将获得作证的信誉，所做陈述将有可能被作为事实予以接受。另一方面，呈现者所表述的内容需符合事实的基本要求，如客观性、相关性、一致性、直接性等。例 3辩护人：被告人杨某某认罪态度好，坦白了基本犯罪事实；（评价）礼花弹不是杨某某自制的…..他只是……是竖着放的，不是正冲着木门……主观恶性较小；（阐明）爆炸的对象……不是不特定的多数人。（阐明）审判长：公诉人有什么不同意见吗？（调控）公诉人：烟花、爆竹等均有杀伤力，均系爆炸物。……方向不影响危害后果，……危害的对象均是不特定人群、公众的安全。（阐明 ）辩护人和公诉人表述时使用的都是“何事实”信息，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