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笔筒发展

明清笔筒雅赏笔筒是文房用具之一。

为筒状盛笔的器皿，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相对简单，没有大的变化。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

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

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笔笔筒笔筒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

其所说笔筒是否为今日笔筒，不得而知。

瓷质笔筒应该产生于宋代: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说"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

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

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清乾隆杨季初作宜兴紫泥彩绘山水人物图笔筒。

（香港佳士得2 016春拍成交价580万港元）清乾隆杨季初作宜兴紫泥彩绘山水人物图笔筒局部此笔筒为二十世纪初重要宜兴砂器藏家陈克立旧藏。

在《阳羡砂器精品图谱》的序中，陈克立自述因受到其叔岳、清末著名外交官及收藏家龚心钊（1870-1949）之启发而好宜兴砂器，并在战后透过荣宝斋收集大量宜兴精品。

本笔筒上印「杨季初」方款。

杨季初，清雍正、乾隆时宜兴名家，精通泥绘。

清人唐仲冕于《重刊荆溪县志》（清光绪刻本）卷四中记：「杨季初，菱花壶甚工，与陈汉文同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印「杨季初」款的宜兴彩绘山水图笔筒，同以紫泥为地，风格及构图与本笔筒非常相近，见2008年上海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藏大系 -紫砂器》，图版116号。

故宫另藏一件杨季初款堆泥彩绘笔筒，题材为梅轩晤阳图，见前揭书，图版115号；及一件风格相似但印「大清乾隆年制」款的例子，图版113号。

笔筒有“文房第五宝”之称，是文人雅士和收藏家的钟爱之物。

在收藏界，笔筒以高价成交的案例屡见不鲜。

收藏家马未都的代表作《明清笔筒》出版于1997年，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是现代对笔筒研究较为权威的专题著作之一。

《明清笔筒》图文并茂，趣味高雅，是较难得的结合学术性、知识性和观赏性的研究类书籍。

一、笔筒产生的论证形式因马未都认为笔筒是明代中后期正德年间才开始大量兴起的，所以该书直接以“明清笔筒”命名。

“就目前已知的实物论，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嘉靖朝。

”①7明代嘉靖朝即1522—1566年。

明朝实物笔筒生产时期多为明末的最后两朝，即天启和崇祯。

最早的文字著录见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文人屠隆的《文具雅编》。

作者论证的主要依据源于万历年间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该书不仅记录了古代世家居宅生活所用器物制式，也记录了与园林间接相关的书画、几榻、器具等，堪称晚明士大夫生活的百科全书。

作者两次引用《长物志》的记载作为论证。

第一次为论证明朝嘉靖时期的笔筒古制形式，其造型和使用方法与后期传统笔筒迥然不同；再依据存世文物，即至今已发现的古代笔筒，推断出传统造型的笔筒产生于明朝万历年间。

第二次则论证了被文震亨误认为笔筒的宋定窑竹节式样的筒型瓷器，同时阐明宣德款笔筒为明晚期的寄托款，又纠正了“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9年举办的“宋官窑特展”的出版画册中“官窑粉青笔筒”和1990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中“牙雕踢球图笔筒”年代都被定为宋朝的谬误。

从当前关于笔筒产生这一问题的其他学术文献看，其观点多与马未都保持一致。

对笔筒产生的论证，马未都积极发挥个人在收藏和鉴定方面的优势，以文物设定坐标，以著录作为参考。

二、竹木制笔筒的发展成因论证笔筒发展的不同历程，同样需要反复考证。

“以文献记载，笔筒应该是竹木制在前，瓷制在后。

”①8《明清笔筒》对于竹木制笔筒出现早于瓷制笔筒的原因再无他论。

从论证文字的表现形式中可以判断，竹木制笔筒与瓷制笔筒的相继产生是作者根据文献记载的推论。

占据重要文房位置的青花笔筒究竟有何特殊之处笔、墨、纸、砚是古代文人常说的文房四宝，笔筒是这四宝之外的几十种文房用具之一，由于笔筒在文房用品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及历史地位，也被冠以“文房第五宝”的称谓。

据史料记载，笔筒最早出现在汉代，盛兴于明代晚期。

到清代笔筒不仅是文人案头常见与必备的文房用具，又因其式样繁多，其精美程度饱含了中华文明艺术与文化内涵，因而使其在文房用具世界里有小器大雅的美誉。

明清笔筒质地有陶制、竹制、木制、象牙雕、玻璃料器、金属铸造等，门类多样，应有尽有。

瓷质笔筒的烧造应该不晚于三国两晋时期，但制作及传世量稀少，这主要跟古代毛笔笔杆多采用竹竿制作有关。

毛笔在书写后，一般都采用笔头朝下挂起晾十，这样避免笔头的水分沁到竹竿而产生开裂。

而笔筒搁置毛笔必须是笔杆朝下，笔头朝上，所以其只适合放置未使用或十燥后的毛笔。

明崇祯青花题记十八罗汉图笔筒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晚期笔筒占据了文房用品的重要位置，特别是崇祯时期的瓷质青花笔筒更受到文人推崇，很多绘画风格及题材加人文人参与的因素，因此，画片精美，纹饰清新，青花设色艳丽，器形构思巧妙，也成为了那个时期典型的时代特征。

康熙时期制瓷业进人了一个高度发展时期，无论从工艺上，还是数量上，都达到中国制瓷史的高峰。

康熙皇帝在位61年，其汲取了明朝兴亡的历史教训，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特别是康熙皇帝对制瓷业的重视，在继承古代工艺技术的同时，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康熙时期进人到中国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康熙五彩竹纹笔筒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时期的瓷质笔筒以青花、五彩为主，还有斗彩、单色釉、仿哥釉笔筒大量出现。

器形以圆筒形为多见，大者口径达到二十几厘米，小者口径以十几厘米居多。

康熙青花笔筒色调有早、中、晚之分，早期青花多使用浙料或江西、广东青料描画，呈色灰蓝。

中晚期青花使用云南珠明料，呈色鲜蓝青翠，无漂浮感，明净艳丽，艳而不俗，层次分明，有此呈宝石蓝色，俗称“翠毛蓝”。

文房新贵—竹雕笔筒作者：夏周来源：《今日中国·中文版》2013年第11期笔筒从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们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

竹制笔筒曾经被奉为最上品。

明清时期竹制笔筒制作量最大，但因其难以保存，传世精品不多。

谈起竹制笔筒，首先要从竹刻谈起，竹刻历史悠久，竹雕笔筒是竹雕制品中的一种，自明中叶至清末，竹刻艺术风格的变化可概括为由明中叶之质拙浑朴，发展为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再嬗变为清后期之平浅单一。

在技法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又由深复浅的过程。

深指浮雕、透雕和圆雕；浅即浅刻、留青之类。

明末，由于政权不稳，文人厌恶政治，逃避现实，大兴奢侈靡烂之风，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

笔筒作为案头文具中最具装饰性的代表，异军突起。

这一时期，文人自制成癖，工匠穷极工巧，许多精美绝伦的笔筒，“几成妖物”，令今人叹为观止。

据统计，最为常见的题材就是《竹林七贤图》、《高士赏游图》等。

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

”对此，郑板桥大为赞赏，称其为金陵派第一人，并吟诗颂之：“试看潘郎精刻竹，胸中万卷待如何？”由此可见笔筒的深邃内涵。

正是这些竹刻名家将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花鸟、亭台楼阁等章法结构再现在笔筒之上，表现出当时文人隐逸的思想情趣，使竹雕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兼备的类型转变，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

竹笔筒最受文人偏爱，可能与国人崇竹有紧密关联。

宋代苏轼寓竹为君子曰：“璧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当可消百忧。

”文同则称竹“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

竹在中国自古就是纯正、正直、谦虚的象征，竹为文人喜爱之物，所谓“宁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也。

竹为气节之象征，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爱竹成癖的古人，魏晋有“竹林七贤”，唐代有“竹溪六逸”，王维有“竹里馆”。

中国盛产竹子，中国人又特别喜爱竹子，故以竹子为雕刻材料是合乎古人审美心理的必然选择。

竹子其皮薄如纸，与肌理有色差，雕刻时可用来做文章（留青），技艺高超者能在竹皮上刻出“墨分五色”的书画效果；竹皮内有一层“篾青”，是竹子最细密、颜色最易变红的地方，打磨平整后，可雕刻浮雕或镂空及透雕；竹子剖开里面为竹簧，可以取下压成平板，做成各种器物加以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