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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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何谓“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
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
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影响社会稳定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
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
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
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
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
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
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新农村建设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
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
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
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
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
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
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
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
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当今社会的飞农业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
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
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编辑本段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
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
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新时代三农问题改革与发展读后感中国的农业历史悠久,从远古时代的刚萌芽的文明遗址上种植的各种作物,到今天的科技化与传统种植模式共存的农业,农业在中国一直占据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
即使今天农业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仍然是最基础的产业。
更为重要的是农业产业背后的农村发展情况,农民的生活条件,与中国社会息息相关。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下,伴随着经济转型发展以及体制变化,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
制度是左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从制度创新人手,通过加快制度创新,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农村的城镇化、农民的市民化。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人新阶段和加人的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确立的指导思想是首先是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政府应当成为主导力量,寄希望于农村自发的制度创新是不现实的。
因为农村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的发育等,单纯靠农村自身力量推动不可能成功,只有政府力量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营造一个全社会的公民和法人单位发展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目前改革的发展前景较好。
第一,我国农业发展显著,农业收入大幅增加,粮食总产与农业投入都有大幅增加,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我国三农问题矛盾依然,一是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差距在不断扩大,而是农业产业结构失衡,三是农业要素流失,包括土地用途不合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流失,四是转化落后,我国现在的农业的产品大多是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对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制约。
第一,城镇户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解决基本公共权益的均等化问题,而财产权益的城乡不平等问题是靠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来解决。
农村产权制度与农村户籍制度,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制度有关,具有相当复杂性,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农民宅基地与住房产权,农村集体经济收益与其他资产等产权问题。
公共权益的供给制度则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保制度有关,这一制度不仅存在城乡二元的特性,而且带有明显的地方化供给特点。
中国三农问题的具体分析第一篇:中国三农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具体分析一、具体分析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其内部因素又有其外部因素,既是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其现实的原因,对此必须持全面的视角予以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内部,而忽视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能仅仅看到导致三农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性因素,更要有宏观的历史性视野,从其产生的深远的历史背景予以全面的考察。
1、自古以来,中国便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祖先靠着耕作,养活了我们一代代的人。
或许是因为华夏文明历史上长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缘故,封建统治者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掩耳不闻、闭目不视,致使中国与西方后发国家的差距逐渐加大。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号称“金锁铜关”的清朝国门被轻易攻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的农业受到了十分大的冲击,生产日益萎缩,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农业生产有明显增长。
1936年前后,农业收成达近代史上最好水平。
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农村经济才能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农业生产已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2、今天,尤其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迅速,以有限的耕地养话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有关农业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主要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个问题,即“三农”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一旦离开了对当时农民状况的科学考证,就无法破解其中的缘由和奥秘。
关于“三农”问题成因及对策的思考班级:材科1102班姓名:余芳学号:0121101010232摘要:表现为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的“三农”问题的存在,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复杂性,这已成为了牵动全社会上下的一个无法绕开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人均收入低下、增长缓慢。
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其关键在以消灭小农经济,建立现代农业为目标,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小农经济;现代农业通常所讲的三农问题,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统称。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引起了从学术界到决策层的重视,目前学术理论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分析歧见纷呈,故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也就不尽一致。
那么,举国关注的“三农”问题,其成因究竟是什么?症结又在哪里?怎样才能解决?本文认为,有必要继续深化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认识,从而为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提供思路,要从机械的照搬他国成功经验转到紧密依托本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一、我国“三农”问题的起因在于殖民入侵、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回顾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就会发现,“三农”问题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
殖民入侵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国门,冲击着古老的农业文明。
由于自然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顽强抵抗,它的解体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但从此中国的农业经济就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虽然是被动的,甚至是不情愿的。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以及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式工业的兴起,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自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男耕女织,耕织结合。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欧美等国家扩大了对中国棉纺织品的输入,首先引起了在五口通商地区农民自给自足生活方式变化。
例如著名的棉产地长江三角洲,“松江利在棉布、梭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
三农问题与三农政策综述引言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
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
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
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
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
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
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
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
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关于“三农问题”的探讨(一)、什么是“三农”问题什么是“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
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
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
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
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
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五个关键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
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
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三农工作是指什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被统称为三农,研究三农问题在于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稳定的问题,因为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差距大,部分农民便选择外出打工赚钱,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导致大量农民工聚集在城市中,不仅影响了城市的发展,而且农村也无法发展起来,所以如何更好的开展三农工作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一、三农工作是指什么1、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通常三农问题,便是研究农业、农村以及农民这三个问题,其目的在于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稳定的问题,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不过因为这三个问题的侧重点不一,为了更好的展开工作,因此需要一体化地考虑这三个问题。
2、展开三农工作的背景在于城镇和乡村的收入差距大,部分农民认为种田无法带去更好的收入,因此便选择集体进程打工,但城市中并没有为农民准备足够的就业岗位,为此大量没有工作的农民工便集聚在城内,不仅导致城市无法很好的发展,而且对于农业的投入也开始减少,导致农村地区生产积极性下降,从而引发更多农民进城进城打工。
3、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因此农业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农民的总体生活情况是国人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农村,提高人民整体的幸福感,开展三农工作便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解决1、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1)需要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以及生产经营自主权,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省委以及省政府的实施意见,兑现减免农业税以及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和购买农机给予一定比例投入等不同的政策,同时要保证农民的补助资金要足额以及及时到位,禁止私自滞留或者挪用。
(2)目前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在持续上升中,对此有许多群众都在反馈,因此经委、物价和工商等部门要尽快采取措施,调控平抑。
2、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1)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等资源,依靠科技突出产业特色,并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以及优势特色产品基地的进程,壮大支柱产业。
加强“三农”工作,推进新农村建设【内容摘要】“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
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目标、新措施。
【关键词】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
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
只有近8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
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目标、新措施。
一、我国农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迈出较大步伐,农村改革稳步推进,“三农”工作的组织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三农”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
在看到“三农”发展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面小康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农业产业还不够强、农村发展仍比较滞后、农村困难人口还比较多等问题,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局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丝毫不能减弱,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丝毫不能松懈。
对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具体分析一、具体分析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其内部因素又有其外部因素,既是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其现实的原因,对此必须持全面的视角予以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内部,而忽视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能仅仅看到导致三农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性因素,更要有宏观的历史性视野,从其产生的深远的历史背景予以全面的考察。
1、自古以来,中国便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祖先靠着耕作,养活了我们一代代的人。
或许是因为华夏文明历史上长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缘故,封建统治者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掩耳不闻、闭目不视,致使中国与西方后发国家的差距逐渐加大。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号称“金锁铜关”的清朝国门被轻易攻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的农业受到了十分大的冲击,生产日益萎缩,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农业生产有明显增长。
1936年前后,农业收成达近代史上最好水平。
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农村经济才能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农业生产已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2、今天,尤其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迅速,以有限的耕地养话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有关农业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主要指农村、农业、农民这三个问题,即“三农”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一旦离开了对当时农民状况的科学考证,就无法破解其中的缘由和奥秘。
当前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如果不能恰当处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会在迷茫中徘徊。
解读中国的“三农”问题摘要:”三农”问题已经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
本文介绍了”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存在的背景,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以及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注意的事项。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农村发展1.“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三农”问题得以成为一个问题,其深刻的根源是现代化进程。
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村是主要区域,农民是主体成员,因此无所谓“三农问题”。
任何一个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都不得不重视农业,以农为本。
“士农工商”,农民的地位仅次于官员。
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农”的地位日益降低和边缘化,从而成为一个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政治社会问题。
现代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为产业基础,以城市为区域基础,以城市市民为社会主体的,这是产生“三农问题”的客观经济社会基础。
“三农”问题得以成为问题,还有其主观基础,这就是现代意识。
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意识的形成构建过程,这就是与市场化、民主化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的产生和传播。
由此就会产生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追求与事实客体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最为集中地反映到“三农”领域。
一方面,现代化必然带来工农、城乡、市民与农民的差别;另一方面,现代化又带来自由、平等、人权意识,由此就会产生“人生来平等,但又无不在差别之中”的焦虑和反抗,“三农”问题因此成为一个公共性的政治社会问题。
2.“三农”问题存在的背景“三农”问题存在的背景是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的并存和差别。
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
任何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一问题。
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其突出。
这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的,“三农问题”也因此在中国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三农”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
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 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 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xx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xx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xx年,城市集体和个人 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xx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xx年高达3.1倍。20xx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xx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xx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
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xx年进一步降到36.7,20xx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8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比较表年份农民收入 (元)市民收入(元)城乡比乡为1农民消费(元)市民消费 (元)城乡比乡为1农村市场()1985397.6739.11.86317.4673.22.1256.51990686..31510.22.20538.11278.92.4053.219951577.74280.02.711310.43537.62.7040.020xx2253.46280.22.791670.04998.02.9938.220xx2366.46859.62.901741.05309.92.9937.420xx2475.67702.83.101834.36209.93.2936.720xx2622.08472.03.231943.36510.93.3535.0 因此,我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 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 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使农民长期陷入贷款难的境地。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 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是,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们的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我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