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庆之前东北农产品的输入与输出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清代嘉庆之前东北农产品的输入与输出 作者：张士尊 来源：《商业研究》2008年第04期

摘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东北一直是农产品的输入地区，这种情况在康熙三十年前没有什么改变。康熙三十年后，随着移民的涌入，土地的开发，农产品的产量不断提高，东北终于从一个农产品的输入区转变为输出区，从而与全国的市场密切联系起来。

关键词：清代东北；农产品；输出 中图分类号：F329．0 文献标识码：A The Northeast Agricultural Imports and Exports Before Jiaqing′s Sovereign(Qing Dynasty) ZHANG Shi-zun (Anshan Normal College,Anshan 114005,China) Abstract:In history the northeast has been the source of argricultural imports,which was not been chaned until Kangxi′s sovereign. Afterwards,with the influx of more immigrants into the northeast,the land was much more cultivited so that the increas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de this area a source of exports. Thus the northeast began to be linked to the whole 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 the northeast in Qing Dynasty;agricultural products;export

东北平原，土地肥沃，适合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粮食短缺一直是个大问题。历代中央政府，为巩固边疆，不得不从中原大量输入农产品。以明代洪武年间为例，每年至少海运粮食60万石，棉花20-30万斤。清朝入关以后，由于移民的迁入，土地的开垦，东北逐渐从农产品的输入区转变为输出区。

一、清朝初年东北粮食的输入

后金占领辽沈地区以后，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辽河以东地区建立了众多的官庄，利用从各地掠夺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生产急需的农副产品。清朝入关以后，东北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粮食供应出现困难，不得不靠海运来解决。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见于记载的东北海运活动开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与清朝反击俄罗斯对黑龙江地区的侵略密切相关。当时，黑龙江屯垦刚刚开始，军需必须由盛京供给。可盛京“居民鲜少”，又不得不由关内海运。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制定海河联运计划，即由天津等地海运粮食到辽东，从牛庄南溯辽河而上，到铁岭以北的等色屯，再由等色屯陆运过松辽分水岭，到达伊通河上游的伊屯门，再顺水下运到松花江和黑龙江。[1]为保证运输，清朝政府特建造粮船数百艘，组织水手上千人。据《盛京通志》记载：“其辽河用运丁满兵三百人，盛京所属各州县分派水手六百名，每名月给银一两，仍免其丁地。易屯河及混同江水手俱由宁古塔将军分派，岁以为常。”由于黑龙江和吉林屯垦的发展，大约在康熙三十三年（1693）河运基本结束，但直到乾隆初年，松花江和黑龙江还保留运船256只，辽河保留运船100只。

海河联运，农产品除来自关内外，还有部分来自盛京。联运开始，盛京将军就“奉旨设仓四处”[2]，以储运本地粮食到黑龙江。可见自顺治年间东北移民政策实施后，盛京地区人口增加，粮食在基本满足本地区需要的前提下，开始有一定的剩余。

就康熙中期东北人口和土地开垦的状况而言，解决本地的粮食应该说没有问题。但是，遇到歉收，仍要靠海运来补充。康熙三十二年（1693），盛京地区歉收，“粮价甚贵，来年春夏恐粮价更贵，必致窘迫”。清朝政府特派遣“盛京户部侍郎亲身由海前往山东，会同山东巡抚将附近地方米石多多发出，由海运至三岔河，赈卖与无粮之人。”据《御制创兴盛京海运记》记载：“癸酉冬（康熙三十二年）盛京谷不登，民艰于食，乃发山东滨海郡县常平仓米二万石由登州运之三岔河，海运之役自兹始。明年二月，（康熙皇帝）亲幸天津，访海道，自大沽口达三岔较便。三月，命部员截留山东漕米二万石，用商船三十，连樯出津门，海若效顺，三昼夜即抵三岔，因建仓辽阳、开城诸处储峙之。又分舟运至盛京，米价顿减，饥困以苏。” [3]盛京原来有运米船百只，因为工部侍郎星安等人具题拆毁，“以致山东、天津所运米石乏船转运，遂至迟误。”结果星安等人受到革职处分。

康熙三十五年（1696）后，清朝继续向盛京海运粮食。此年二月，康熙亲自过问向盛京海运粮食之事。“从天津海口运米，但以新造船与商船转运，尚恐船少，应遣人往福建将军督抚处，劝谕洋商船，使来贸易，至时用以运米，仍给以雇值。其装载货物，但收正税，概免杂费。”[4] “丙子春（康熙三十五年）复截留山东漕米五万石运至三岔河如故。其秋，谕截留漕米六万石，遣部臣偕督抚造新船二十，加运二万石。既又谕增造船十，来岁可运至十二万石，犹虑运船少也。明年春，谕福建将军督抚劝导商船泛海贸易，至则给以运直。所赍货物止征正税，一时商贾靡不踊跃趋事，海舶大集，于是截留河南山东漕米共二十万石用天津浙闽船前后转运以达盛京者共数十万有奇。”[5]这些粮食除了赈济盛京本地旗民外，还要解决吉林黑龙江地区旗民粮食不足的困难，甚至有时要满足朝鲜政府的请求。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鲜发生饥荒，向朝廷求援，康熙批准，前后共海运4万石前往支援。海运粮食到盛京也好，还是由盛京转运吉林黑龙江科尔沁或朝鲜也好，都说明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盛京人口数量不多，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粮食供应能力还十分有限。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二、康熙到嘉庆时期东北的农产品输出

土地的开垦数量与粮食供应有直接关系。据谈迁《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辽东移民招垦政策刚刚出台，“粟数百车，庾数千石，诸贾走集，俱贩自义州者，出关所仅见也。”[6]此时义州属于蒙古察哈尔部。清朝入关以后，辽沈地区人口锐减，但义州没有受到影响。在辽东一片残破的情况下，义州这个过去的落后地区成为粮食的主要产区。随着移民的不断进入，土地的大量开垦，农产品供应量必然不断增大。事实上，在政府向辽东海运粮食同时，民间的粮食输出就已悄悄开始。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二月，康熙在一份上谕中提到：“闻有运盛京粮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粜于山东者多有之。粮米所系最为紧要，况今防戍官军，人口众多，粮糈可以足用，不致缺乏耶？未可必也。”因此要求对盛京粮食输出进行限制。[7]盛京粮食通过陆路进关，通过海路输出山东这样的消息能够传到最高统治者耳中，看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清实录》中再次出现盛京粮食输出的记载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此年署盛京将军唐保住请求把“盛京近海锦州等处米运之直隶山东发粜。”[8]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有近三十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辽沈地区土地开垦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其粮食输出量一定很大。鉴于盛京地区粮食剩余，康熙六十年（1721），清朝政府正式批准盛京地区粮食输出。“盛京地方，屡岁丰收，米谷价值甚贱，民间或至滥费，著令盛京米粮，不必禁粜，听由海运贩卖。”[9]

雍正乾隆时期，盛京地区农产品输出的政策时有变化，清朝政府曾试图对盛京的粮食输出进行限制，但由于盛京农产品剩余问题越来越突出，山东等地人口增长，对盛京粮食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特别在灾荒时期，没有盛京粮食接济，几乎难于过关，结果最终使政府的限制流于形式。

雍正七年（1731）九月，盛京连续八年大丰收。“谷价之贱，自昔罕闻。”为此雍正皇帝特发上谕：“向来盛京居民，有以米谷饲养豚豕之陋习，此极暴殄天物之一端，已令地方官劝谕禁止。”“至于谷多价贱，难于出粜者，著大臣官员等即行奏闻，朕当发官价籴买，或从海道运之京师。俾积谷之家实获利益，必不使有谷贱伤农之叹也。”雍正八年（1732）十月，因山东水灾，清朝政府鼓励民间商船运盛京粮食到山东。“是东省小民，今岁三冬粮食有资，可以无虑。但恐明年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或至昂贵，不可不预为筹画。朕思盛京连年丰稔，各州县仓储及庄屯收贮，皆极充裕，且与东省一海之隔，顺风扬帆，一日可达。应趁此时北风之便，将盛京近海州县存贮米粮，送二十万石至山东海口，交与地方官，俟明年二三月间，照市价平粜，于小民甚有裨益。”[10]

乾隆初年，民旗争地矛盾突出，有人提出要限制盛京的粮食输出。乾隆二年（1737），直隶总督李卫派天津商船到盛京各海口购买粮食，由于数量较大，盛京将军博第奏请停运。但是王大臣会议只部分接受博第的请求，禁止在锦州府商贩粮食，而辽河以东的奉天府则照常商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贩。[11]第二年，即乾隆三年（1738）七月，因为直隶米价较高，盛京收成较好，米价较低，商贩前往盛京等地贩运粮食，但“地方官员，因向有禁米出洋之例，未肯任从民便。由是（皇帝）特颁谕旨：盛京山东沿海地方商贾有愿从内洋贩米，至直隶粜卖者，文武大员勿得禁止。”[12]乾隆四年（1739）十月，朝廷干脆废除盛京米船的海禁。 “嗣后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登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13]乾隆五年（1740），朝廷批准苏赫德提出的东北封禁政策，但东北粮食输出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在政策上更为宽松。乾隆八年（1743）十月，因为直隶、天津、河间等府夏天旱灾，直隶总督高斌奏准：“盛京米谷丰收，请弛海禁，俾商民贩运，米谷流通，接济天津等处。”当年乾隆到盛京东巡，“目睹收成丰稔，米价平贱”的情况，特批准高斌的奏请，弛禁一年。[14]乾隆九年（1744）八月，盛京海禁宽展一年。[15]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因山东各地有灾，清朝政府决定开放海禁，准许从盛京运米10万石。[16]乾隆十五年（1750）十一月，天津等地受灾，海禁已弛，但盛京各城地方官为谋利在陆路设卡严查，对此乾隆大为不满，命令盛京将军把各卡撤回，“俾商贩无阻，粮价渐平，庶于民食有益。”[17]说是有禁，实际是例行公事。正如署盛京将军朝铨奏报：“盛京所属海口，商船云集，于民用有裨。”[18]乾隆二十八年（1763），盛京将军图肯奏准：“盛京遇丰收年，不准外运，则谷贱伤农，请嗣后停止海禁，即欠岁价不过昂，亦准载运，但不得过多，以致谷贵伤农。”[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