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中国放弃日本赔款的来龙去脉

当时的中国政府，真的是一面抗战，一面向日本赔偿庚款吗？本文导读：当时的中国政府，真的是一面抗战，一面向日本赔偿庚款吗?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公开宣布继承并偿还晚清、北洋时代所欠下的一切外债，庚子赔款也包括在内。

因为如果政府不承认、不偿还庚子赔款，就无法重建国家的财政信用，无法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获得借款和投资。

如果国家无力走出财政崩溃的困境，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不过在战前，国民政府一面向各国偿还庚款，一面推动各国“庚款退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继续偿还了7月份和8月份的对日庚款，至9月份才改变既定政策。

7月份的偿还，与中方高层对战事的判断有很大关系。

7月份，中方尚无意对日全面抗战。

在蒋介石看来，卢沟桥事变并不意味着日本有意全面侵华，中方若表现出强硬立场，有可能逼退其蚕食野心——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判断日军“志在华北局部而不敢扩大”，“战争最多限于局部”。

蒋的判断不能说错，卢沟桥事变时日方志在华北，确实没有对华全面战争的计划。

然而，蒋寄望于用强硬立场逼退日方;日方也同样认为，只要足够强势，按以往惯例，国民政府必会屈服。

如此，迟至8月4日，蒋才下定决心全面抗战。

7月份的庚子赔款已偿付给了日本。

8月份的偿还则是一种避免更大损失的权宜之计。

国民政府本拟停止偿付8月份的赔款，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在8月26日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请求允许照惯例继续偿付庚款。

梅乐和认为，在两国并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如果国民政府率先毁约，停止偿还庚款，日军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出兵直接占领、掠夺沦陷区的中国海关。

所造成的损失将远超过对日偿付的款项。

27日，孔祥熙复电，指示“月款可照议暂付”。

梅乐和从英国利益出发希望能够将这种偿还变成一项长期的政策，所以在9月7日，他又给财政部关务署去了一份函电，希望以后的对日偿付仍按月照拨。

鉴于8月份的偿付已引起了国内舆论的不满，国民政府拒绝了梅乐和的意见。

9月28日，关务署指示梅乐和，从9月份起，应拨交给日本的庚子赔款一律自动拨存至开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备付日本庚款”专用账户。

如何看待中国放弃日本侵华战争赔款？山东陈静阿森──又一位走进我视线的被关注对象。

此生个不甚高，体甚瘦，搞不清楚是发型还是神情总让我想起多年前影视上的陈真。

总之给我的印象很思考、很含蓄、很深邃、很爱国。

呵，你说我以貌蔽之也罢，我还是固执地相信着我的第六感。

果不其然，认识不久一段时间后，该生一脸严肃，断然问道：“中日战争一战十四年，老师如何看待中国放弃赔款事件？”我低眉轻扫他手中薄纸一张，只见上面写着：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越南3900万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又是日本问题！又是钱的问题！这两者结合我感觉无奈，感觉无言，或者说不想打起精神说什么。

但我是老师，我应该给阿森一个看法，最起码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客观的事实与看法：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

之后，盟军在日本赔款方面遇到了难题。

由于日本国库早已被战争掏空，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

日本自然资源又极其贫乏，只好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

从1947年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几千余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美、英、荷兰，苏联则自行将“满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国。

不过这些机器价值实在不足作为战争赔偿。

可当时的日本就像输个精光的赌徒，再也无利可敲。

1949年，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停止这种“实物”赔款。

1951年，美国主持召开了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这次会议上，美国代表提出：由于日本资源和经济现状，各战胜国不得不面对日本无力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一事实。

如果对日本战争赔款强制执行，将会导致日本经济无法自立。

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处理。

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

由于当时中国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两个政权，中国并没能够参加此次会议。

其实早在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就已经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

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22.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01年庚子赔款的12.6倍(庚子赔款为4亿5千万两白银)。

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

其中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得到了战争赔款。

具体数额是：(均为当时价格) 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越南：3900万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此外，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的国家，通过对日“斗争”也得到了赔款。

具体数额是：韩国：3亿美元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泰国：150亿日元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四个二次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

具体数额是：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比较复杂的是蒙古，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

但后来经过交涉，日本同意向蒙古提供50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

中国当时放弃了战争赔款。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略过的地方有：东三省，东部沿海地区，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等全部被侵略过。

最远打到贵州，其后就不再向前了，所以四川没有，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地理偏远，也没有。

东三省，东部沿海地区，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全部受到过侵略。

二次世界大战使得61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亿人口被卷入战争。

其中日本侵略了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等国;并和诸多前殖民地的宗主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开战;和苏联在外蒙古和中国东北也进行了交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的战争赔偿与国际地位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战争，于1945年胜利结束。

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战争赔偿负担。

本文将探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在战争赔偿方面的努力以及其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

一、战争赔偿谈判与处理作为胜利国之一，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接下来的战争赔偿谈判。

1943年，中国与美国、英国、法国等19个盟国签署了《开罗宣言》，明确宣布了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同时规定日本必须无偿归还中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台湾和南海诸岛上的一切领土、岛屿以及其他一切权益。

此外，中国政府还主张日本应该进行经济赔偿，以弥补抗日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1945年8月，中国政府参与了在波茨坦召开的国际会议，就战后事务与盟国进一步磋商。

会议决定对于日本的赔偿事宜将由中美、中英、中苏等联合委员会决定。

中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努力，最终于1946年与日本签订了《中日战争赔偿协定》，确立了日本向中国支付战争赔偿的责任。

二、战争赔偿的金额与分配根据《中日战争赔偿协定》，日本政府同意向中国政府支付5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支付的金额相对较少。

根据国际社会对于此次战争赔偿的认可，截至2005年，中国已经从日本获得了总计731亿美元的赔偿款。

在战争赔偿的金额分配上，中国政府主要将资金用于重建战争破坏的基础设施，恢复生产力和发展经济。

此外，一部分赔偿款还用于向烈士家属、伤残军人以及其他抗战英雄的遗族提供救济和抚慰。

三、战争赔偿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经过抗日战争的努力和战后战争赔偿的谈判，中国政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战争赔偿款的到手为国家的重建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同时，这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

战争赔偿的实施使中国逐渐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困境，为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发展经济，中国不仅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也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形象。

1945年后国民党对日索赔：从半数归己到一分不要2010年06月12日 16:50来源：北京档案作者：袁成毅字号:T|T44人参与03条评论0打印转发核心提示：再次，是关于中国在日本赔偿总额中的份额问题。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提出争取50％以上份额的要求，其依据是中国受害最深、损害最重、对抗战贡献最大。

这本来是一项极为合理的要求，但由于美国的反对，国民政府只好提出40％的要求，即使如此，远东委员会仍未形成一致意见……在美、日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对菲律宾总统特使说：我们一个钱也不要。

本文摘自《北京档案》2005年第11期，作者：袁成毅，原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日战争索赔始末》战争赔偿是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政策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变化。

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还是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的，想通过对日索赔来达到削弱日本赖以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同时也想通过此举来增强中国工业的复兴能力。

国民政府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确定了如下几项重要方针：日本的重工业应保留在1914年的生产水平；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必须列入赔偿范围，由中国予以拆迁当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即着手进行战争损失的调查，以备在战后作为对日索赔之依据。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也同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到过日本战后的赔偿问题。

蒋介石当时主要想让日本对中国进行实物赔偿，即把日本的一些工业设备和车船设备等移交中国充作赔偿。

当获知苏联方面在着手研究战后德国的赔偿问题时，蒋介石也曾指示国民政府参事室对苏联的方案加以认真分析，以便将来为中国借鉴。

1944年3月，国民政府参事室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初步提出了对日索取军费赔偿和经济赔偿的若干原则。

抗战胜利后，对日战争索赔问题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国际委员会与行政院、内政部、经济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就对日索赔问题多次开会讨论，并组建了专门负责对日索赔的机构。

南京大屠杀：战后的赔偿与和解谈判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在南京城内对中国平民实施的一系列暴行。

数十万中国人民遭受了残忍的杀戮、强奸和劫掠。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南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成为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疤。

战后，随着日本的战败，中国政府开始寻求南京大屠杀的赔偿与和解谈判。

这是一个需要在历史记忆与国际政治之间平衡的复杂议题，其中既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正义诉求，也有国际间对于和平与稳定的追求。

赔偿方面，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提供补偿。

这包括道歉、赔偿金和其他形式的赔偿，如设立纪念碑和修建纪念馆等。

道歉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它不仅能够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带来心灵安慰，也能够为两国和解铺平道路。

赔偿金的数额需要根据受害者的损失和伤害程度进行合理的计算，并由日本政府支付。

此外，纪念碑和纪念馆的建设可以让历史得到铭记和警示，避免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

然而，和解谈判不仅仅限定于双方之间的协商，还需要面对国际政治的复杂环境。

在和平与稳定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也有其政治考量。

尽管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了，但日本政府仍试图缩小其程度，以减轻国家形象受损。

这就需要在和解谈判中进行谅解和妥协，同时平衡双方的正义诉求与政治现实。

为了实现和解，除了赔偿之外，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通过教育来加强两国人民对历史的认知，并在教科书中正确呈现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可以帮助减少误解和矛盾。

同时，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化交流、学术研讨和民间组织的合作可以加深相互了解，构建更加稳固的友好关系。

南京大屠杀的赔偿与和解谈判需要长期投入和耐心，双方需要展开坦诚而严肃的对话。

双方政府必须展示对历史真相的认同，并采取实际行动，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家属表达慰问和歉意。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应该加强监督和推动，为中日两国的合作与发展提供支持。

最后，只有通过赔偿与和解，中日两国才能真正走向友好与互信。

二战后战争赔偿与日本反省战争的态度王哲申晓若战争赔偿，即战胜国对战败国在战争中给对方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灾难的一种惩罚性补偿。

二战结束后，反法西斯盟国（苏美英法）即根据波茨坦会议所拟定的处治德国及其附庸国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规定了取自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的赔偿数目、年限、分配办法等［①］。

而二战后对日本的战争赔偿，则由于美国推行“冷战”政策，在“遏制”战略的影响下，美国改变了最初对日占领的初衷，致使战争赔偿最终以前无所有的特殊方式加以解决，从而对日本战后反省战争的态度影响深远。

１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美国背弃先前盟国共同占领日本的原则，单独对日本实行占领，战后的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也由此而产生。

战后初期，美对日占领政策的立足点是彻底消除日本成为再次威胁的可能性，永远根除日本的战争能力，赔偿问题的处理乃是为这一方针服务的。

同时，美国战后远东政策的变化，也制约着战争赔偿问题的走向。

当时，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是扶植蒋介石集团，想通过蒋介石政权把中国纳入战后美国的势力范围，以遏制苏联对东亚的影响。

那时美苏在朝鲜半岛的矛盾还未充分展开，美国把宿日的死敌日本作为未来的战略支柱的构想也未提上议事日程。

另外，太平洋战争既是美日间争夺亚洲霸权的战争，同时又是盟国间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因而美国不能不正视先前盟国间共同的作战目的和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基于以上原因，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２日，美国政府发表《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一文，提出了使战后日本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发展和平经济、以实物支付战争赔偿等基本原则［②］。

关于战争赔偿，一是日本在海外的所有财产应按照有关盟国当局的决定移交；二是日本本土的财产应依据经济非军事化的原则实行工业拆迁，赔偿给被日本占领或破坏的有关国家［③］。

为了推行上述政策，也为了缓和因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所引起的盟国间的不满情绪，再者战争赔偿也需要协调彼此意见，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决定建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负责处理战后有关日本的事务［④］。

《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放弃了什么？——基于条约解释理论的批判再考【原文出处】清华法学【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102【原刊页号】130～144【分类号】D416【分类名】国际法学【英文标题】What Has China Waived by the "Renunciation of Requests for War Reparations" Clause in the 1972 Sino-Japanese Joint Communiqu é? ：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reaty Interpretation【保留字段】本文的写作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度后期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08JHQ0014）和985项目的支持）。

【作者】张新军【作者简介】张新军，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民间索赔/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条约解释/自行解释从国际法的解释理论上看，单方解释本身并不被国际法所禁止。

这样的解释虽不对中方构成约束但也不会必然导致非法无效的后果。

不仅如此，基于《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的批判也是无力的，究其原因并不在于解释规则不具有义务性和约束力，而在于解释过程的复杂性和灵活性。

解释过程的复杂性允许解释规则运用的灵活甚至赋予解释上一定的裁量，但绝不意味着可以背书肆意的解释。

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解释，在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中对判决都是致命的。

日本最高法院“4·27判决”对中国单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一条款，扩张解释到放弃对象包括日本在交战过程中强奸妇女、虐待奴役俘虏等违反武装冲突法的责任相关的请求权，难以说明为什么战胜国的我国要单方面做出这样的放弃，而在理论上战败国日本也有可能拥有的由中国违反武装冲突法而发生的请求权，日本却不需要放弃。

这样的解释违背了条约解释中诚实、善意解释的一般原则，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果，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 曾景忠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出版物刊名： 抗日战争研究
页码： 181-202页
主题词： 战争赔偿;台北和议;日本;国民党政府
摘要：从根本上说，二次大战结束后盟国放弃对日索赔．是出于美国的决策．而于1951年9月由旧金山和会乒式决定的。

1952年日本在与国民党政府举行的台北和议中，则进一步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状况逃脱战争赔偿。

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一个因素就是盘算到国民党政府“无权请求赔偿”，故而可以逃脱战争赔偿责任。

和议开始，日方规避和平条约的实质．也是为逃脱赔偿。

谈判中日方拒绝条约中写进中国享受旧金山和约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两项条款。

国民党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谈判双方接近达成协议后，日方又变卦，推翻已表示接受的条款。

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急于要抢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签约的心理，拖延时间，逼迫对手接受自己的方案．终于得逞。

和约本文“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

刍议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问题
李事明
【期刊名称】《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年(卷),期】2007(000)004
【摘要】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在近代世界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了解当时的背景,理解中国政府当时决策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历史事件性质的正确把握.本文回顾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史实,分析其性质和意义.文章认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表现了中国政府的战略远见和泱泱大国的高尚风度,有利于世界局势的和平发展.
【总页数】2页(P36-37)
【作者】李事明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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