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从古代文化母体中突围

城市精神从古代文化母体中突围

摘 要：古代文化孕育了扬州城市精神：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当下培育和践行城市精神，必须汲取古代文化的精华，扬弃古代文化的糟粕，从古代文化母体中突围，创新思路、多措并举、整合古今文化。

关键词：城市精神；古代文化；扬州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9-0163-04

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本质和灵魂，它孕育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在现实中得到体现并将为广大居民认同和接受，同时又具有凝聚共识、激励向善、批判丑恶、向外辐射等面向未来的功能。当下扬州用“崇文尚德、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仁爱爱人”来概括城市精神，如果把这十六字的“扬州城市精神”比作一棵健壮的树苗，那么，扬州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便是为它呵护根系、给它提供养分的优质土壤，不仅如此，扬州城市精神的产生、培育、践行，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扬州古代文化。

一、扬州古代文化是孕育扬州城市精神的母体

（一）“崇文”与扬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及文化精品

扬州自古以来文气勃郁、风雅甚盛，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扬州高才俊彦荟萃、文化名人迭出。文学名家从曹魏起即绵延不绝，他们用不朽诗文为扬州以及他们与扬州的不解之缘生动写照；艺术名家则从隋唐贯穿至清；学术大家有西汉大儒董仲舒、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清代学术大家阮元、杂学家焦循、晚清著名学者刘师培等。扬州不仅拥有各个文化领域的佼佼者，而且涌现或输出致力中外文化交流的文化传播大使多名，“日本文化之父”鉴真大师、“扬州总管”马可?波罗皆属此列，在韩国被尊奉为汉文学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美称的新罗留学生崔致远也是在扬州这块文化热土上累积学养、历练成才的。上述名家或生长于扬州，或定居于扬州，甚至仅只在扬州“解鞍少驻初程”，匆匆一瞥之后又继续人生旅程，却无一例外都为扬州文化添上了极富个性的一笔，给扬州的历史留下了深深的风雅印记。其次，扬州的文化精品资源极其丰富。文化名人与文化精品素来密不可分，前者的络绎不绝带来了后者的精彩纷呈。运河沿线和瓜洲渡口留下了一长串古代文化名人的诗文名句；李白一生数度游扬，“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浪漫之所便是当时的消费名都扬州，其浩繁的诗作中与扬州相关的亦甚多；刘禹锡那首脍炙人口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也是在扬州为酬答初次相见的白居易而作。诸多关于扬州的歌吟辞赋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佳作、传世精品，也将扬州与辉煌的中国诗歌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类文坛诗坛佳话，政复不少。像诗文作品一样，扬州的书画家群星灿烂，书画作品亦享誉世界。最著名的当然还数清代画家群体“扬州八怪”，这个非正式团体历时近百年，其绘画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流传之广，皆令人惊叹，且对后世绘画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扬州古代文化名人和文化精品早已挣脱“古代”和“扬州”的范畴，而把它的神韵印刻在了“历史长河”和“中国”的版图上。

众多的古代文化名人与密集的古代文化精品为扬州城市精神的“崇文”价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尚德”与扬州古代文化中的浓郁“古风”

有学者认为，扬州古代文化应划归商业文化范畴，但无论农商本末，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交融互补构成了彼时中国文化的生态大环境，其中儒家文化又占据主要地位，这便是“尚德”精神赖以产生的基本背景――人文文化。同时，扬州古代文化中还凸显着一抹格外耀眼的忠义色彩，为中国历史塑造了诸多足以垂范后世的儒家伦理典范和道德楷模。作为过客的文天祥、宋末抗元的“双忠”李庭芝和姜才、明末抗清志士史可法都用鲜血或生命书写着扬城的忠义传奇。同样体现忠义精神的还有清初聚集于扬州近郊地带的明遗民。明遗民是指时空层面已由明入清、情感归属和心理认同却始终指向明朝因而拒应清朝科举、拒仕清朝的士人。在扬州，明遗民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他们有的来自他乡，用一技之长在扬州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市场谋生，却自觉与新朝政权保持距离；更多的遗民是当地士人，如范荃夫妇，王玉藻、王方岐、王方魏父子等，他们在躬耕陇亩之余埋头学术或著述，“不入郡城，不授徒，不游，不酒食，往来浑浑穆穆，以全其天，精研易理。”①以归隐的姿态交上了一份忠义的答卷。

“忠义精神”亦可理解为“国族认同”、“国族意识”，或表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从陆游、文天祥、李庭芝、史可法到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这个群体或用文字、或以生命、或凭自主选择的半生惨淡，见证了“也是销金一锅子”的消费之都扬州的另一面――“古风犹存”的伦理道德实践场所。

（三）“开明开放”、“创新创造”与扬州古代商业文化

隋唐以降，扬州古代文化表现出迥异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征，有论者名之为“亚细亚羊圈的异兽”。正因其特异，非议和批判始终相伴。实际上，扬州身姿绰约的古代文化可归入中国封建时代罕有的商业文化类属。古代中国一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而历来的政策导向则表现为“重本抑末”。到明清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本末观念有所松动，封闭、保守的农业文明中逐渐嵌入商业文化因素。在扬州，商业文化让本来死水一般的社会阶层流动起来，带来一股开明开放的新风。扬州的盐商主体包括来自徽州的徽商和来自山陕地区的西商，徽商“虽为商贾，咸近世风”，“贾而好儒，多才善贾，左儒右贾，以贾代耕”，西商中也不乏业儒并成功转换身份者，如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孙枝蔚，其先祖为移居扬州的西商，明亡后孙枝蔚只身走江都，僦居董相祠，折节读书，肆力于诗古文。其举其志大获主流社会认可，王士祯任职扬州，不仅对他称奇赠诗，还像寻访其他世代书香的遗民诗人一样，特地寻访并交订莫逆。康熙十八年，商人出身的诗人孙枝蔚举鸿博，特旨授内阁中书。既定的界限和壁垒被打破，伦理的僵化规约被破坏，这种破坏恰好给开明开放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质素呼之欲出。 相对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是一种更需智慧的后发文明，所谓“富者必用奇谋”，致富需要奇谋异略，需要出人意料、克敌制胜，司马迁也强调商业经营者须“设智巧，仰机利”、“运筹策”。②当商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财富的积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从物质困局中解放出来，其审美精神得到发育，自由个性得以舒展，精神产品的创造成为他们迫切的需求――艺术和艺术家应运而生。而艺术散发的精神感召力量和人员群聚效应则直接促成了清代扬州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市场的形成。由是观之，扬州古代商业文化不仅关系着“开明开放”，于“创新创造”也有孕育之功。 （四）“仁爱爱人”与扬州古代文化中的文人政治和商业活动中产生的慈善意识

古代社会的官宦通常经由科举途径选拔，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政治可谓文人政治或曰人文政治。而这种政治的人文色彩在扬州表现得尤为充分。宋代扬州两位著名的“文章太守”欧阳修、苏轼堪称文人政治的典范。《宋史》谓欧阳修“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知扬州期间，他同样宽简利民，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仁爱爱人”的为政理念，其《论救赈江淮饥民子》奏折便是明证。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的苏轼任扬州知府仅半年时间，却也不遗余力地减轻民生疾苦，表现出其“仁爱爱人”的精神。他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而且“每屏去吏卒”、务求真实、以防干扰。此后，为宦扬州的文人官员如王士祯、孔尚任等，亦皆以欧、苏为宗，秉持儒学精义，效仿欧苏宽简利民的政策措施，继承欧苏的人文情怀，得仁爱之精髓、施爱人之仁政。

扬州重商，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带来开明开放的包容胸怀和创新创造的文化活力，另一方面因着财富与儒家文化的结合，较为自觉的慈善意识在成功的商人中逐渐产生并蔚为风气，而这正是“仁爱爱人”的另一种有力的表现方式。由于12―15世纪黄河改道南流，扬州周边地区动辄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繁华的商都扬州自然成为灾民首选的投奔之处。彼时的商都一个习见场景便是：“饥民数万，屯住扬州四郊寺观，或搭席棚，或借小船，居沿河住。”[1]广大盐商和巡盐御史一起积极组织或参与救助灾民的活动，在城墙外设立多处施粥点，每日为饥民提供果腹之物，又施衣于饥民，帮助他们度过江淮一带严酷的寒冬。据统计，在1640年的饥荒中，仅盐商郑元勋家族就捐出了超过1 000石粮食；1672年的赈灾活动中，大量的粮食和上万布匹被运往兴化、泰州等水患重灾区，救济成本达22 670万两白银，也主要由盐商承担[2]。这些赈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固然有赖于扬州商人的雄厚财力，更是他们仁爱精神的生动表达。

二、剥离扬州古代文化中的不良因子，优化扬州城市精神的培育环境

意大利著名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主张以当下情怀思考历史，并将之视为“活的历史”与用抽象词语记录的“死的编年史”的区别所在。毋庸质疑，扬州的古代文化极其丰富后重，持续地为扬州社会提供着精神养分和力量支撑，时至今日，扬州城市精神仍然深深植根于扬州古代文化。但在培育城市精神、推进文化强市战略的语境中反观扬州古代文化，我们必须以当下眼光检视它，本着避短扬长的原则，剥离其不良因子，保留和汲取其菁华成分，净化和优化扬州城市精神的培育环境。

关于扬州文化的优劣长短之争，一直以来不绝于耳。挺扬派认为扬州文化细致入微、精致见性、优雅从容、天人合一；贬扬派则指责扬州人奢靡好利、轻薄浮夸、俗不可耐。“越是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越可能藏污纳垢”，这种论断未必准确，但认真搜讨，扬州古代文化中蕴含的缺憾其实也是十分明显的。

扬州商业文化中首先有必要剥离的是奢靡逸乐因子。与扬州的商业文明如影随形的，是扬州这个温柔富贵乡的“钱刀驵侩”之气，亦即逐利市侩气。著名遗民魏禧在关于平山堂修复的序文中有言：“扬俗五方杂处，鱼盐钱刀之所辏，仕宦豪强所侨寄。故其民嗜利，好宴游，征歌逐妓，炫衣??食，以相夸耀。”“扬州有两个，一堕一英豪”，新闻界前辈范长江以打油诗形式表达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把扬州分为明暗两个侧面，商业文化中奢靡享乐的成分被归入堕落晦暗的一面。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追求得到广泛认同，“好利”、“逐利”的世俗气已经为当今社会所接受，但“广陵自古繁华地”，在财富的魔力之下，如果对扬州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一面强调过甚，很可能走向奢靡逸乐。如“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方式本身有其合理性和价值意义，它举重若轻地将生理、心理与精神三种需求融为一体，在经济窘迫、物质匮乏的年代为市民保留了一个舒适安逸的角落，推开了一扇精神的透气窗。但如果将精致安逸奉为宗教，则很容易滑向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庸俗人生观。举目四望，当今扬州城中的沐浴城、洗脚屋、推拿室无论如何显得过于密集了，这种“消闲消费”的定位对于消费之都而言或许自有其合理性，但与扬州城市精神并不十分合拍，当属剥离之列，至少，可以将这种消费氛围控制在一定区域，而不是遍地开花，满城共沐闲适雨、四时尽吹消闲风。

扬州古代文化中另一个有必要剥离的痈疽是“扬州美女”。在中国古代社会，商利辐辏之时往往伴随着奢靡逸乐之风，文人云集之处则常常美女如云。扬州为商业之都、文化之都，自然盛产美女，美女成为扬州的一张标签。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把扬州称为“妇女之城”，这里的妇女除了极少数在易代之际等同于忠臣的烈女，①大多可归入性经济对象一类。朱自清说得明白：“提起扬州这地名，许多人想到的是出女人的地方。……不过从前人所谓‘出女人’，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那个‘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苹果的‘出’字一样。”②一个“出”字准确界定了多数“扬州美女”交易品、标的物的性质和被消费的功能。古代文化中的“扬州美女”并非良家妇女，而是约略等于瘦马、小妾一类畸零人的集合。当然，弱势女性作为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和性经济的消费对象，本身罪不当诛，但负面的历史形象已然铸就，“美女”群体、“美女”称谓皆已成为扬州文化中的不良因子。为优化扬州城市精神的培育环境计，这一文化痈疽有必要加以剥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女经济”、“眼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