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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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文中说:“一个被实施了催眠术的主体,由于接受了(部分是无意地)信任系统的一个暗示,就

会按照那个暗示去认识现实。与此同时,如果人们被一种文化中的潜移默化的暗示所‘催眠’,那么

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将会有别于被另一种‘文化催眠’所影响的人们。”

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观看一根柱子或一个等腰三角形,而是面对人的思想、感情、价值判断这

类更为复杂的现象,移情作用就需要更多的前提条件。这种条件的满足与文化的浸染直接有关:我

们从小就被不断地告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值得赞赏的,什么是应予唾弃的等等。其潜移

默化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与催眠没有什么两样,能使人习焉不察地丧失了反思和质疑的意识;更有

可能的是,你尽可以在理性的层面上反思它,但在情感和无意识的水平上又会不由自主地顺从它,就象英雄美人(其西方版本是白马王子和灰姑娘)成了一个做不完的大梦一样。不过没长进的好象

不光是我们,西方的叙事结构分析以科学的精确性告诉我们说,他们的上百个故事,包括狄更斯的

全部小说基本上都是灰姑娘的现代翻版。哪里有压抑和不满,哪里就有宣泄和幻想的满足,在此意

义上,说金庸是一个梦境提供者倒也不为过。

问题是,对于金庸小说中的思想观念和人生理想,我们的理性和情感是否总能保持完全的一

致?比如说它的女性意识和情爱观念(大家可以参看陶慕宁先生的文章)。我想,对那些与此不同甚

至相反的观念,我们也许会产生更深刻的认同,给予更为肯定的评价,但奇怪的是,这并没有妨碍我

们与金庸世界的男女们同悲同乐。这个现象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读者心理的复杂多向的特性,这

使他在面对矛盾的现象时能够保持一种分化——如果不是分裂的话——的适应能力,其情形就象

一个灭鼠能手为小耗子杰瑞如何逃过老猫汤姆的毒手而操心一样。二是这种共时的分化有时也是

一种文化变迁的表征,其强烈程度可能使固有的文化催眠作用陷于失效,近来不断听到的质疑之声

(如“一个襄阳守卒的独白”)即属此例。这种变迁是否会使金庸小说的阅读心理基础发生彻底的变化,我不敢妄加推测,但是,它无疑将使读者以更为超越的观点来审视金庸的世界,而金庸的小说也

将因此面临新的考验——其实,其他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谓文学史即是接受史,讲的大体就

是这个意思。而读者也不会永远对作者言听计从的。谈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陶慕宁

侠义与爱情是金庸小说的两大主调,爱情在金庸先生所营造的多难江湖中显然起着推波助澜

的作用。一个个“侠之大者”的丰满动人往往得益于其人不仅有铮铮侠骨,更有九曲柔肠,很难想象,假如抽掉了金庸小说中的情爱主线,而任由那些江湖豪杰去打打杀杀,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事实上,金庸小说所以引人入胜,所以雅俗共赏乃至所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小说的文本在较深广的

层面上触及了人类普遍关注的生死与爱情的永恒话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庸所塑造的众多女

性人物超越了一般商业性看点的水平,成为富于结构意义与文化蕴含的一组群像。

金庸笔下的女子依其在小说中的表现约可别为六类:纯情,痴情,邪恶,乖张,端方淑懿,聪敏绝

伦又骄矜不羁。其间容有因果交叉之互动关联,如因痴情导致邪恶的李莫愁、叶二娘;聪明骄矜以至

性格变异的周芷若。故这种分类也只是就小说人物的性情大旨而言,还谈不上惬心贵当。

第一,纯情类:仪琳、小龙女(小昭近之),这类女子或因宗教原因,或由特殊境遇而不谙世故,思

维逻辑单一呈线性,情感至纯至洁,不涉一丝邪念。一旦钟情某男子,便倾心于彼,执着而任性,不计

利害,不虑得失,充满无私的奉献精神。・7・2001年第5期第二,痴情类:岳灵珊、李文秀、程灵素、马春花,此类容有同于第一类处,但用情更为专注,乃至

明知对方无意于己,亦不改初衷,心无旁鹜,全然失却个人主体意识与判断能力,故结局多不臧。

第三,邪恶类:李莫愁、叶二娘(梅超风近之)之属,此辈大抵由痴恋某人不遂,因爱成仇,迁怒于

世,乃大肆杀戮,人性渐失,堕入魔道。

第四,乖张类:哑婆婆、周芷若、郭芙、温青青、建宁公主等,此类女子多偏执奇妒,或以野心作

祟,导致性情乖张,不可理喻。

第五,端方淑懿类:此类女子往往作为奸狡诡诈之男子的陪衬,如宁中则适足彰岳不群之伪;双

儿适以配韦小宝之淫。

第六,聪敏绝伦又骄矜不羁类:赵敏、黄蓉(“射雕”而非“神雕”)、任盈盈,此类女子皆身世不凡,禀赋超人,始则介乎正邪之间,亦正亦邪,可正可邪,行事每出人意表,诡异不可方物,终因善根不

泯,本性真纯,乃能历万劫而成正果。以戏曲喻之,皆正旦也。

凡此种种,虽遇合不同,因缘各异,却在命运导向上显现出惊人的一致。诸女子之升沉荣辱,幸

与不幸,须视其所恋男子之取弃而定。黄蓉、小龙女、任盈盈、赵敏因为得到了各自属意的“男一号”

的专一的爱,遂能化险为夷,终得生旦团圆。而马春花因被福康安始乱终弃,岳灵珊因被林平之挟仇

利用(更重要的是她竟辜负了令狐大侠的初恋),李莫愁因单恋陆展元成痴,下场均极为悲惨。马春

花是在福康安知情的阴谋中被毒死的,岳灵珊是被自已苦恋的丈夫林平之亲手刺死,李莫愁则因恶

贯满盈终遭天谴,被毒死于绝情谷。倘若我们不是以简单的善恶标准来论人,就会发现这些下场悲

惨的女子身上都具有从一而终的传统美德,都抱有“除却巫山”的执著与韧性,其中李莫愁的处子之

恋也许更为动人,她们甚至可以不考虑那个男人对自己的感情,不要求对等的交流,只是一味的、心

甘情愿的要去充当爱情祭坛上的牺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们与前述“正旦”类的女子形成了性格

的差别,然而,在“女为悦已者容”的伦理指向上又与前者如出一辙,关键只在“悦”与“不悦”。

金庸的大部分小说在爱情描写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内容,为了贯彻这种

内容,作者甚至巧妙地从东、西方古典小说戏剧借鉴了一些不伦之恋的模式,如兄妹之恋、师徒之

恋、叔嫂之恋、父女之恋乃至同性之恋。作者并且对这些畸形的恋情倾注了许多宽容与悲悯,譬如在

《天龙八部》中最后让刀白凤出面,消弭段誉与木婉清、钟灵、王语嫣的乱伦危机;在《神雕侠侣》中,让武三通对养女何浣君的恋情始终郁结于心,而避免任何性侵害的行为。要而言之,金庸小说中的

女性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方面确实达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她们可以自食其力,可以随心所欲地

行走江湖,甚至可以自立山门,独撑一派(这当然也是武侠小说的格局所允许所需要的),但在最关

键的精神心理层面上,她们却并未获得自由,

她们的个人意识还只是为所钟爱的男子而存在,其亨

困穷达又全要视其所爱之男子是否肯接纳此情,实己自贬为“第二性”。

金庸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他写的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女性,而那个时代的女子是不可

能有什么现代意识的。这话说得很对,笔者也绝非女权主义者,要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讨什么权利。

只是觉得爱情题材、男女关系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已经表现得十分充分,有些杰出之作因其手法的高妙、意识的超前,业已跻身经典的地位,如《牡丹亭》、《杜十娘》、《聊斋》、《红楼梦》。西哲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的便是写历史的人不可能不介入自己的当代意识。事实上,金庸小说

就蕴藏着大量的当代意识,如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对善恶的解释,不一而足,这正是他的小说区别于

大量平庸之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还不够丰满,不够复杂,还未能全然消除“尤

物”的痕迹,还缺乏相应的当代意识的观照。因此,他的爱情描写倘若脱离了那些古墓、绝崖、荒岛、

大漠等等奇幻场景,就看不到什么新鲜内容了。・8・南 开 学 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