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文/戴鑫随着当今社会发展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元化、科技的越来越进步，使得当今世上几乎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的自我意识、法律意识在不断的加深，使得新闻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在如此的大环境下，新闻媒体应该怎样看待自身的社会责任，值得我们再一次审视。
新闻媒体享有着采访权、报道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权力，受众也有着知情权和不受侵害权。在一个文明和健全的社会中，权力和责任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是采用率极高的关键词。权力和责任是彼此相伴而生并且相承而行的，不负担责任的权力是极端危险的，没有权力的责任则是不牢靠的，这是周知的浅显道理。社会中的个体的人、个体的组织，概莫如此。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独特的社会组织，同样拥有着独特的权利，所谓“第三力量”、“无冕之王”等等的形容或称谓，大致就是这样的指向。现代新闻传播理论对于媒体的权利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当然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使用的词汇是“权力”，不过实际上，权力与权利基本上是分不开的。新闻媒体的权力被认为有三个方面：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通过这样三个方面的权力，通过媒体自身握有的、看似先天的话语权，通过自身握有的舆论和传播工具，新闻媒体成为了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组织。并且，新闻媒体通过这些重要的、并且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权力而“获利”。
尽管新闻媒体相对有其特殊性，但它也不可能离开社会制度的环境、离开政党与群众的要求而单独存在，它的权力更不可能游离于这样的大背景以外或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来自于它所代表的政党集团或社会阶层，是这样的政党集团或社会阶层赋予了新闻媒体的话语权。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联系党和群众利益的桥梁和纽带的中国新闻媒体，其权力来自于党和人民的赋予，离开这一根本，一切权与利都是奢谈。不对民族和社会利益负责的权和利，也背离了责权利相对应的基本原则，更背离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权力赋予的初衷。
新闻媒体具有怎样的社会责任
2007年3月，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至此海南香蕉被谣言缠身。一则“香蕉被加工化学剂催熟”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在报道中，作者把香蕉生产过程中正常的生理催熟环节人为地演绎为：存在安全隐患的化学加工过程；广州《信息时报》曾推出广州香蕉感染“蕉癌”的重头报道，把香蕉生产中一种叫“巴拿马”的病害比喻成蕉癌；广州日报曝光了12种常吃的“毒”水果，香蕉也赫然列入其中；一则“香蕉用氨水或二氧化硫催熟”的报道更是违背事实。面对突袭而来的一系列冲击，海南香蕉的命运可想而知。6月2日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仅仅因为一则不负责任的手机短信，导致种植香蕉的农民亏损5000万元。
2007年7月8日晚七点，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深度调查新闻“纸做的包子”，节目一开始援引“业内人士马先生”爆料称，用废纸制作肉馅“已经成了行内公开的秘密”。这则“纸馅包子”的虚假电视新闻，在社会上掀起了更为巨大的波澜，其影响甚至广泛散播于海外。这一事件不仅为国外所谓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加剧了矛盾，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近些年来，由于我国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人群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需求，新闻媒体也面临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困境，因而有一些媒体以淡化社会责任，用低俗来换取“眼球”和利润，甚至像“包子事件”、“香蕉致癌”那样不惜以造假来博取所谓的轰动效应。许多评论都指出了现实当中媒体责任淡化的主要表现，例如严肃新闻娱乐化、娱乐新闻低俗化、弱势人物妖魔化、反面人物人性化等等。而对于此，一些媒体又常常以“这
是媒体走向大众、走向通俗的努力，同时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适应市场的客观需要”等等说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些说辞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现实，但绝不能成为媒体忽视自己社会责任的理由。因为正是由于报刊、电视、图书、网络等媒体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报道活动中才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所谓的“眼球效应”、经济利益忽视甚至彻底放弃承担这种责任。
媒体不是不讲经济效益，关键是要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出现严重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确实面临着选择。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需要生存和发展，通过类似于广告这样的经营手段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应该说无可厚非。因为，媒体具有双重属性的特点，既有其社会属性，也有其产业属性。各媒体不是都有广告等经营活动吗？但是，这些经营活动并非无章可循，随心所欲；而是有一系列“游戏规则”，需要严格遵守。可是，有一些媒体却无视规则，在新闻传播和广告经营过程中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发布虚假新闻，刊登虚假广告，把赢利作为重要目标，甚至于第一目标；为了争取广告客户，采取一些不妥当的做法以提高收视率、收听率，甚至不惜靠一些低俗的“噱头”，迎合一些观众、听众，淡化甚至忘记了媒体舆论引导的作用，节目娱乐化，娱乐节目低俗化，偏离了寓教于乐的原则。更有甚者，有些媒体出现了新闻娱乐化的现象。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倾向，它不仅危害了整个媒体，同时也在危害它自己。虚假广告也许能使一个媒体短期内收到一些效果，但是如果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最终将被社会所唾弃，整个老百姓身边的市场也会远离它，而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媒体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这等于自掘坟墓。责任和利益也绝对不是两相决然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责任和利益追求之间，媒体完全可以两者兼顾。在西方发达国家，最有社会影响、销售得最好的还是那些严肃类媒体，在中国，目前经济效益最好的媒体也都是那些内容非常讲究的严肃媒体。事实上，媒体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两者并非对立的关系。
鉴于中国新闻媒体制度及媒体性质的特性，中国新闻媒体的责任主要是定位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强人们的信心，保证中央的决策和措施能够落实。
新闻媒体怎样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新闻媒体要通过学习和教育，通过制度约束和媒体自律，都能够达到目的。难的是始终不渝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这就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探索总结，甚至是反省反思。从理论上说，新闻媒体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立场报道新闻、传播信息。而新闻、信息特性和传播规律又要求媒体的责任不仅要表现在传播的一般理性和道德层面，而且要自然地蕴含和体现在所有的传播行为之中，并通过遵守基本的传播原则得到贯彻落实。这些原则包括核准事实的原则、公开透明的原则、主流传导原则、审慎报道原则、科学监督原则以及和谐关系原则等等。实际上，这些也都是新闻媒体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一些基本法则，媒体的责任都是透过这些具体的操作体现出来的。而在指导思想上，有几个方面则是必须牢牢记取，并且用以指导上述的具体操作原则。
具体地说就是，新闻工作者要认识到自己的重要责任，新闻界的领导者要把教育队伍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而且，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要经常化，不能只在员工进新闻单位时进行教育培训，以后就不管不问了。要教育新闻工者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像范长江、邹韬奋、穆青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把党的事业和新闻事业结合在一起，从党的新闻工作角度出发，写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优秀作品。我们在做报道时，既要考虑到普遍的新闻规律，又要照顾到新闻媒体自己的特点，所以说要潜心钻研宣传报道艺术，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高超的业务水平，拿出无愧于时代和受众的作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