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理念
别敦荣张征
在一定意义上,大学发展史是一部大学教育理念的演进史。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过程看,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就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而言,它往往体现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规律,是教育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也是其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为人类文化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社会文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精神支柱。我国正在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一批大学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毫无疑问,不论是西方古典大学还是后发的现代大学,其成功经验都值得我们汲取,尤其是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包括其教育理念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过程中所进行的不断调整、演变和创新。
一、“让每一个学生拥有才智以及具备成为良好公民和英明领导者的必备性格”
世界一流大学以培育杰出人才为使命,培育英才是贯穿其教育历史过程的主线。托斯顿.胡森认为,无论从社会地位上看还是从知识水平上看,大学都是一个教育英才的机构,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大学的人才培养职能与范围逐渐拓宽,大学承担着为现代社会培养多层次多类别高级专业人才的使命。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无法置身专业化教育的浪潮之外,但英才教育的传统却在这些大学得到了很好地传承与弘扬,尤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将其核心价值定位于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
在19世纪专业化教育的浪潮兴起之前,世界各国大学都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场所。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通过文法、逻辑、修辞等课程训练学生的心智,使他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行使教会的、政府的和社会的权力。历史学家在对中世纪大学进行考察后发现,在15世纪,学位被当做一种学术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教会和世俗职位的重要砝码。在增补重要的牧师和官员时,也会考虑学位的级别。这样,从没有学位到产生学位,大学教育成为从事拯救灵魂、法律实践、政府管理、医疗和教育等各类职业的精英们的显著标志。[1]一直到近代,大学都以培养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由人”为其目的,正如纽曼所言,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是培养“社会公民”的场所,大学教授的艺术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艺术,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适应世界。它既不把学生限定在特定的专业,也不创造或培养天才。大学就是要借助自由教育,通过知识传授来培育学生的理智,扩展其心智。大学的目的在于造就“良好的社会公民”,“训练他们更好地履行各自的生活职责,并把他们培养成更聪明、更能干、更活跃的社会成员的目的。”[2]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社会训练与“斯文”、“文明”或“文化”的规范相一致的“文人学士”或“绅士”。[3]这不仅是纽曼的大学理念,也是18~19世纪大多数大学竭力而为的教育目的。受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秉持“由科学而达致修养”的教育理念,对培养目标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大学是修养的机构,修养意味着通识性、全面性修养,心智的训练,而与职业性、实用性教育相对立。这一观念从19世纪初起,成为德国大学的基本信念之一。[4]这既是对古典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继承,同时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即要通过科学来达致修养。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经验的、专门的知识始终被看作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一般科学的知识、对世界和宇宙价值的理解和个人的体悟,或者说有一种世界观,它使人超越物质和感性的世界,理解人类各种知识和活动的意义和价值。[5]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展开,社会需要更多专业人才。此外,以古典文学和哲学为核心的学术系统开始分化,自然科学从哲学中脱离出来,极大地冲击了以哲学、人文科学为核心的知识体系,专门教育遂在大学中获得了合法地位。正如《1880年以后英国职业社会的兴起》的作者帕
金所说,在一个越来越被职业专家主宰的社会里,高等教育成了进入受教育精英行列的看门人。[6]在教育内容由以古典知识为主发展到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以后,一流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也相应地转变为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精英,如哈佛大学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
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对于英才教育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但都几乎一致地要求本校学生具有领袖品质。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1931年毕业典礼上讲到,“我们知道懦弱、自私和愚昧把世界带到了现在这种粗俗状态。为了抵制它们的影响,你们的大学为你们提供了那些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优良品质的典范。那就是领导者的品质。如果缺少领导者,整个世界都将处于绝望之中。如果像这样的大学里都没有诚实、勇敢、无私、善于发明创造、聪明的人,那么还有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这样的人吗?”[7]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蒂尔曼主张,普林斯顿大学要“让每一个学生拥有才智以及具备成为良好公民和英明领导者的必备性格。它们包括带着开阔胸襟、严谨思维的广泛求知欲,尊重我们的道德文化继承以及具备创新和改变的能力,欣赏所有人的共同命运和共同人性,具有责任、正直、勇气等核心品质。”[8]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理念都不能回避这个关键点。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受自身历史传统、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办学定位,其人才培养目标亦各不相同。例如,牛津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在于培养良好的公民,培养将要成为社会各界和学术界未来领袖的精英。[9]到现在为止,牛津大学为英国培养了4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6位首相、86位大主教和18位红衣主教。值得一提的是,牛津大学特别重视培养政治人才。据统计,在1900~1985年间,英国受过大学教育的972位部长中,有455位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在托尼.布莱尔以前的11位首相中,有8位毕业于牛津大学。在1951~1970年间,英国下议院受过大学教育的议员中,48%的保守党成员和30%的工党成员毕业于牛津大学。[10]再如,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虽然迟至1876年建校,但只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就成为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齐名的世界一流大学。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是这样陈述大学使命的:“培养有个性的学者,通过他们优异的表现促进科学发展,服务社会。”[11]事实上,霍普金斯大学建校不久就为美国大学输送了一大批学术领袖,当然这与它明确的培养目标有着密切关系。尽管一流大学对人才培养的定位各有侧重,但不难看出,注重培养英才是其教育的不变内核,在践行英才培养的理念上,世界一流大学呈现出大量共同特点。
第一,围绕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培养精英人才。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很多大学正是抓住了国家需要、社会需要的契机,适时调整办学方向,一跃而成世界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其教育质量毋庸置疑,然而直到20世纪初它还只是一所普通的技术学院,以培养工业化生产需要的技术人员为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宣布参战,时任校长迈克劳林闻讯后立即致电国防部,表示麻省理工学院将全力以赴支持国家打赢战争,随即,该校开办海军飞行员、航空工程师、无线电工程师及其他战争急需专业,一时间学校俨如军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麻省理工学院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承担的军事研发任务都要多;当时该校雷达等军工技术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激增,而注册其他专业学习的学生人数锐减。据统计,二战时该校在军队中服役的校友人数为8776人,占当时在世校友人数的近四分之一,其中包括98位陆军将军和52位海军上将,牺牲的校友有148人。[12]因此,有人戏称麻省理工学院为“战争学院”。这倒不是说它热衷于战争,而是说一旦国家需要,它就义不容辞地冲在前面。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02~1910)所指出的:“一所大学能在国家的历史上占一个位置,不是因为其学识,而是因为其服务精神。在我看来,大学如果要正确地服务于国家,那么其所有的课堂都应该有处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氛围……当国家走向成熟时,我们不敢超然物外,不敢自我封闭。令人兴奋的发展已成过去,我们的生活日渐紧张和困难,我们未来的资源在于精密的思考,审慎的态度和明智的经济;学校必须成为国家的学校”。[13]纵使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古典大学,在现代化的转型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