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从中国文化要义中领略中国社会的变迁
付钊
这本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我受到任文启老师的影响，于2016年5月开始着手阅读的，前前后后总共阅读了三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和见解，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对于了解中国历来社会发展状况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历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这本书对于整个中国民族从古至今文化发展做了全面阐述，并结合国外文化比较分析，指出中国文化在发展历程中所缺失的部分，总而言之，本书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见解，值得每个人去阅读。
很多人称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他是当代第一位新儒家，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也是本着自己思想而行动的人”这本书充满这问题意识，自序中作者提到“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而作者后期投入社会农村建设，正是对本着他思想而行动的体现。
梁漱溟在绪论中提出和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即：广土众民、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中国文化富于和平精神、历史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家庭生活是中国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民主，自由，平等一类不见提出，法制观念不见形成、道德气氛特重、中国为一特殊之事，不属于普遍国家类型、中国无兵，即流氓当今，兵匪不分，军民互相仇视、“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作用大，地位高、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有相当关系。从中国文化特征便可以概括出中国文化的成果，即：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韧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到老。
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一无逞强，但却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能面对强悍的日寇能持久抵御，对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与西方是有很大区别的，宗教淡薄的中国人，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治众人的思想呢？书中说西方是个人本位，而中国是社会本位，但对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公德心，又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向着科学，民主的方向发展，换而言之，并没有批评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认为中国只是缺乏现代西方式的法制，民主思想，没有向着科
学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注重家庭生活，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无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还是为官，各行各业之间没有限制，而不如欧洲界限之严，只能世代为商，但是在中国，这代是农民，通过积累财富变成商人，也可以通过考试而做官。相反，你父亲为地主，你游手好闲，也会变成农民，你父亲为官，你就不一定当官，这样而言，我们中国的文化还是相对的具有公平性，寒门出贵子。但大多数还是依赖于科举考试。前面说到依靠伦理本位来维系社会，我们没有法律，但是作者却认为我们本来就没有一个国家的概念，我们有家庭生活维系，社会由无数个同心圆构成的，它没有团体生活的影子，用伦理约束。各自守各自的底线，谁也不侵犯谁，政府侵犯农民，农民起义借机推翻封建王朝，然后新政府上台要轻徭薄役。农民不服从管教政府便会苛政，以期达到平衡，一旦暴政，农民依旧会起义，中国的历史是就在一治一乱中转变，所以我们能以家庭为单位，大大言之便是天下，而中国在对待异族过程中，你认同我，我就接纳你。
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而中国却已非宗教的周孔狡猾作为中心，外国的民主政治体现的是一种进步的团体生活。而我们的中央集权制变成了一个人统治社会。无论从中国农业生活还是商品经济生活中。外国却不像中国那样，一家人各自生活。正是如此，近代至十七八世纪以后，外国工商业者大都解体，我们以个体和家文化为单位，文化5000年长流不止，对于近代社会萌芽说。古希腊罗马文化皆以城市为中心，由此过渡后，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从此欧洲文明大肆向前，随着制度革新迅速走上强国之路，而中国则不然，城市兴起便是对封建诸侯和平的无力反抗，结果便为镇压，正如此说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我们以家庭为单位，而家庭与团体二者不相容，外国和基督教为外国开路，使外国生活向集团化发展，而中国的家庭却严格。制约和中国集团社会的形成。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梁漱溟总结出宗教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予以安慰。冒力为其事务，而且对于人的知识方面之超外背反，立其根据，宗教盛行，使西方科学发达，征服自然的威力大增，富于理智的批评精神，生活物质竞争中，一切均可模糊混过，费尔巴哈宗教之本质一书中说到“依赖感乃是宗教的根源”就中国而言，孔教伦理成为了我们的主流思想，并逐渐形成了尊天，敬祖，两天多年的儒学文化，在这里是我们对孔子的尊重，尽管在这种伦理中，我们变成了安于现状，信天由地，相信神
灵的思想，使我们的科技文化滞后于外国几百年，但诚非如此，我们没有宗教，却使儒家思想成为了民族信仰，没有信仰的社会必然崩溃变形，但是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却奔流不息，这对今天我们也是一种警醒，
除此之外，理性实为人类特征，亦是中国文化之所寄，理性始于思想和说话，但是人之所以能思想，能说话，亦正源于他的理性，通俗点来讲，所谓理性者，亦不外吾人平情通达心理而已，也就是两人彼此说话最说的通的时候，文中说，西洋偏重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中国人常说读书明理，中国的古典一书中偏乎人世间的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等，而西方所讲的是科学之理，或者抽象的数理和伦理，前者为人情上的理，后者为物观上的理，比如学校考试，学生考题答错，是知识上的错误，如果考试舞弊，则是行为上的错误，前面的错误属于理智问题，与理智有关，后者属于品性问题，与理性有关，今天科学日益发达，智虑日周，而我们日后考虑发展给人是否带来毁灭问题，就属于行为问题，不是知识问题，即为理性问题，而非理智问题，后者是中国人的精神所在，借用日本学者所言，在儒家，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的胜利，儒家尊称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子，不是国家权利，亦且不是多数人民，而是将天，神，君，国当做一种理性的代名词，儒家才尊崇它，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便是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中国人出口便是请教，赐教，便为之体现，我们有科举造贤，用人唯贤，很大程度上让贫苦子弟走上仕途，但也不乏有九品中正制，察举制，这些都使中国形成阶级，但却只能停留在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尽管中国理性开始较早，却只能是为世界所有阶级中增添了一种阶段，并没有形成现代化的阶级，这一点上便与西方差距拉开。
纵观以上，中国社会与西方大不同。西方社会分为沙漏型社会，分为两个阶段。互相又难以跨越，阶级矛盾自然突出，会促使矛盾越快解决，中国为金字塔型，而每一层都保留了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通往上一层，有希望就会麻痹人，阶级矛盾也就不突出。很多人认为中国官吏不世袭是保障秦至清两千多年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外界力量干扰，此体系会一直存在，我觉得现在表面上社会形态变了，骨子里的这种体系依旧很牢固，并不是梁老所言，中国阶级不明确。大家仅仅是职业不同，如果有一天真如西方国家，极大部分官员一旦卸任再不涉及政治了，才勉强可算是一种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