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新思路_1930年代的中国_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33卷第1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33,No.1　2006年1月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January,2006

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新思路———“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邓　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市660064)

收稿日期:2005209229作者简介:邓杰(1973—),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达县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讲师。 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8月4日至8日在四川成都望江宾馆召开。该会是四川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及《近代史研究》杂志社继2004年7月在宁夏银川成功主办“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举行的又一次以“年代”为论域的学术讨论会。“事不孤起,必有其邻”。以10年作为一个研究时段对近现代中国历史进行研究,是会议主办单位一个极富创意的设想,其初衷是希望以容量较大的“年代”替代相对单一的“事件”或“人物”,通过探讨20世纪初各具特色的历史时段内复杂的历史演变,对近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方面展开会通考察,以克服以往通行的主题单一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局限。“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宗旨。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和韩国的65位学者参加,收到论文59篇,内容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政治史19篇、经济史8篇、外交史9篇、学术思想史9篇、教育史3篇、社会史7篇、宗教史3篇、军事史1篇。大致说来,它们有以下几个特点:(1)普遍重视发掘新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材料,作为论证的基础;(2)采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视角,提出、分析和尝试解决新旧历史问题;(3)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一些过去被人忽略的问题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限于篇幅,仅就有关经济与社会史的相关文章综述如下。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经济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次会上,有关这一时期中央经济措施的论文中,有三篇重点讨论或涉及到民国上层人物的经济思想及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1930年代中国的财政与财政官僚》即其中之一。该文认为与民国初期北京政府的财政作比较,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可谓相当稳定,这与担任日常工作的技术财政官僚有很大关系。文章通过对30年代财政部主干官员的分析,认为这些技术财政官僚虽与国民党的关系有浓淡的不同,但在财经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方面都相当丰富。通过对民国政府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的个案分析,作者认为技术财政官僚重视国家财政统一,以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构想确立国家财政等思想,对1930年代国民政府经济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口号的提出及其实践》一文则着重从经济思想影响国家经济行为方面作了阐发。该文认为“统制经济”口号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由学界提出,与国民政府扩张国家资本势力的要求虽不谋而合,但学界的理论与政府的决策内容并非一致,目的更大相径庭,并认为战前国民

241政府对于全国经济的统制虽然未及全面实施,但却为抗战爆发后国家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并进而实施全面统制经济作了必要的准备,同时它更为加强国家对全国财经的全面掌控以及国家资本的进一步扩大与垄断奠定了基础。将此文与久保亨文相比较即可看出,虽然两文都谈到了在经济发展中经济思想作用的二重性,谈到了上层经济官员思想对政府作用的影响,但具体到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于其负面作用的程度,二者的估计是不同的。但是,就南京国民政府所依据的经济思想及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而言,政府虽有故意误解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之嫌,在其经济政策措施的实施方面,却也有尽情合理之处。台北“国史馆”卓遵宏根据该馆典藏的蒋介石档案写就的《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一文中就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稳定法币的重大经济措施进行了研究,认为银钱南运、制订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和海外售银、维持汇率稳定等应变措施,能因时因地制宜,稳定币值,控制金融市场,安定物价,成为支撑战时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由于区域政治的不平衡以及中央控制力薄弱,30年代仍有不少地区存在着与民国中央政府的经济措施不相协调甚至唱反调的局面。这在山西和广东表现尤甚。韩国韩世大学姜明喜《1930年代山西省的公营体系与国防经济建设》一文对1933年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公布《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山西省的“十年建设计划案”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利用公营体制,着力发展国防经济建设的试验。并由此分析了山西省政府为此采取的为筹集建设资金而发行省币、实业公债等流通货币,统制省内外交易,实行鸦片专卖、建设同浦铁路、成立“西北实业公司”等一系列措施,探讨了在当时状况下,山西省的国防经济建设获得了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的缘由。作者认为,这主要应归因于山西省公营事业体系的成立及运营、有计划的预测和筹备工业建设的长远需求、重工业的比重高、民需产业正规发展及军需工业的持续发展等“非资本主义”因素的积极利用。与此相应,韩国国立庆北大学姜亚《1935年的汕头事件:1930年代广东地方关税和日本》一文则对广东“专税”进行了考察。该文考析了在南京政府实行关税自主的同时,广东省政府为保存财源,对进口到粤省的外国商品征收地方关税,由此引发了1935年的“汕头事件”。作者以此为中心,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地方商人与日本之间围绕地方关税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在本次讨论会上,学者对农村经济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虞和平《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农改造模式》一文针对学界于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村改造模式缺乏深入研究的现状,通过对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三农”改造模式的研究,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是试图对旧有的农村、农业和农民进行现代化改造,即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合作社建设,对农民实施知识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从而显示出当时便引人注目的“三农”改造模式。作者认为,虽然19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改良主义的政治出发点、依赖地方政府和国内外社会力量资助的经费来源、取得实际成效的微弱性等缺陷,不能成为近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其影响也极其有限,但其改造“三农”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值得深思和认真研究。日本静冈大学今井骏依据刘湘从刘文辉地盘中割取的(新)防区和前此刘湘的(旧)防区的有关统计资料,对以前学界认为两防区所辖各县的田赋“苛重”问题重新展开研究,认为如果考虑到嘉庆年间以耕地面积为基准而准备征收田赋,其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非课税的存在等因素,则四川省的田赋并不是很重,修正了既有的学术观点。在提交的会议论文中,尚有若干论述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如李玉刚的《章乃器货币金融思想述论》。该文认为,章乃器金融学理论包括统一中国金融市场,建立国家金融中心;首倡“信用统制”,抵制列强经济侵华;建立中国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等主要思想。其货币学理论包括坚持中国货币统一;坚持中国货币的独立权等思想。作者认为章氏金融思想有二大特点:始终将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封建压迫两大因素作为基本研究前提以及对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敏锐观察。还有多篇论文表现了学者对于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关注。具有功名的绅士是传统社会精英的主干,既有研究较多,而广大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也并没有逸出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美国德341 邓　杰　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新思路州大学王笛《吃讲茶:1930年代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一文对30年代成都人特殊的“吃讲茶”形式进行了考析。该文认为成都人不仅将茶馆作为娱乐和休闲之地,作为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舞台,亦作为社会信息传递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中心。当地人的社会经济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而是先在茶馆进行社会调解,亦即“吃讲茶”。作者认为“吃讲茶”存在的韧性和持续性,对深刻理解中国地方社会、日常生活空间和地方政治空间的关系不无裨益。国货展览会是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主体,也是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学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这一状况在这次学术会上有所改观。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洪振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展览会述论》一文通过对1928—1937年间形式多样国货展览会的研究,总结出此时期国货展览会的若干特征,并审视了这一时期国货展览会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认为通过国货展览会显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虽然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但已经脱离了抵货运动奉行的经济绝交的消极策略。这种民族主义正视中外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反差,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追赶意识的催动下,主张采取更加积极的对策,发展自身以振兴民族经济,缩小与西方的差距,因而具有更趋理性的价值取向。马敏等学者对国货展览会的开拓性的研究与他此前所作的万国博览会的研究相互发明,从国际与国内两方面,丰富了学者对近代博览会的研究。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博士研究生GuannanLi通过对1929年浙江省政府在杭州召开西湖博览会的研究,独辟蹊径地揭示出博览会对作为文化象征空间的西湖的重新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关水患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此次会议也有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提交。韩国延世大学朴敬石《1931年长江水灾和湖南省的水灾救济》通过对1931年湖南省救济水灾过程的考察,着重分析了国民政府救灾会和湖南省政府当局的关系,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以“救济水灾”为目标而达成了协助关系,与政治和军事的对立无关,但双方在互相协助的同时,又有相互牵制的一面。1931年长江水灾虽给南京政府增加了很大负担,但也减少了由于政府统治权的扩大而产生的地方抵抗力。电影、音乐与旅行为近代以来新兴的娱乐消费方式,其生产与消费牵涉到社会甚多方面,亦成为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汪朝光通过对30年代中期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从成立到具体运作的个案研究,认为中央电检会的成立,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建立后,在左翼电影勃兴的现实威胁下,由于其党内右翼之推动压迫,其电影政策更趋保守与右倾的反映。这无疑是极富创见的研究成果。美国密西西比大学何稼书从聂耳日记的检阅出发,勾勒出革命音乐先驱者聂耳在30年代的创作生活,认为聂耳的作品成功地将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与西方的音乐技巧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革命艺术的新范式。通过对聂耳的个案研究,作者为重新评价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影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韩国延世大学白永瑞通过对30年代中国人香港旅行的考察,揭示了近代国人赴港旅行时所经历的超越另一文化境界线的文化经验世界的体验。总之,通过会议的举办,与会者对“1930年代的中国”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讨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本实现了会议主办者吸纳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共聚一堂,促使不同学科理论方法交叉融汇,推进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初衷。在近代经济与社会研究领域,情况尤其如此。尽管以年代来确定论域,有时难免出现缺乏“共同话语”的局限,但这样的学术讨论会,能够提供比单一主题的讨论会更大的信息量,往往更加有利于在学术交叉点上产生学术新见。循着这一学术思路行进,我们有理由相信,拟于2006年召开的“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必将取得更大的学术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