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材比较分析（一）农村题材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处女作应该算是《一个和八个》。
作为第五代电影的开山之作，体现了第五代的创新，开启了中国电影的新纪元。
当时中国刚迎来一个黎明，历经激流暗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以知识分子的情怀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在这种传统文化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借助电影这门艺术来再现人们的生活。
在题材方面，理所当然的就从最底层的农村着手，各自延伸他们的思想理念，也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点。
1.陈凯歌的电影——文化反思《黄土地》是陈凯歌导演的处女作，也是第五代及其中国新电影最早的开拓性作品及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它的出现给了观众惊喜，给了中国电影震撼。
《黄土地》将目光投向了黄土地，探索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人生底蕴，从而引发人们对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以及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的反思。
“黄土地”称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它决定了当地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
它既养育了人，也毁灭了人。
《孩子王》的故事，让人们理性思考了教育、文化的缺失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它延续了文革后“反思”的传统，并且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人既是生命的依存，又是文化的代表。
人与其他生命的差异，就在于人有文化的特征，被文化的规范和传统所制约，但是却又参加文化的创造。
人的生命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化活动的过程。
人是有生命的，但也是有文化的。
人通过文化来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又制约着人的发展。
《边走边唱》的主题是中国人的个人崇拜、理想追求的盲目性。
它延续了文革批判的思路，将电影与哲学思想纠缠在一起，进行文化的反思，试图找寻在这种盲目生活状态下人们活下去的意义。
陈凯歌的这三部早期电影都是从代表着中国文化的黄土和贫瘠的西部来反思的，具有浓重的文化和哲学意味。
围绕着文化来浇铸自己的思想艺术。
2.张艺谋的电影——中国民间风俗影象不同于陈凯歌电影在农村题材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考察人的生存状态，进而以自己的经验来反思历史和社会，张艺谋则借助农村题材的电影来表现人，再现人，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试图在农村题材的电影中展现民间风俗来打造中国的文化符号。
在他的几部农村题材电影中，民间风俗都是贯穿整部电影，是其农村电影的重要部分，缺了它就等于缺了整部电影的灵魂。
《红高粱》的故事背景是在边远的宁夏地区，一片广袤的高粱地，高粱地呈现的是粗犷的红色。
片头我奶奶嫁过来的时候，婚嫁仪式和颠轿仪式就散发出一种原始的张扬与放纵之感。
我奶奶在上轿之前是老妈子念词祝福，然后盖上红盖头。
嫁娶过来的一路上，在尘土飞扬的黄土地中被一群大男人一边颠一边抬着走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一整个故事是伴随着挂灯、点灯、灭灯、封灯这一套仪式来推进情节发展的。
红灯笼寄托了人的欲望和感情，借由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仪式来道出对传统文化的质疑。
《菊豆》中的大染坊和《我的父亲母亲》中的那两上的一抹红都是点睛之处，并且都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的道具。
（二）都市题材1.陈凯歌的电影——人文关怀《和你在一起》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生，真正把普通人的真实情感摆在了显著的位置，不再用含蓄而冷峻的手法来对洞察和批判人性，而是在宣泄一种人世的情怀。
在《和你在一起》中，陈凯歌一改之前深沉而象征化的影象风格，用极为通俗、流畅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平民化的故事，和以往的《黄土地》《霸王别姬》形成完全不同的风格。
影片宣扬的是为爱而追求，倡导的是一种人文关怀。
从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惊喜，看到了不一样的陈凯歌，看到了温暖的普通人的爱。
只是陈凯歌这样类似的电影作品偏少，只此一部。
2.张艺谋的电影——主导纪实张艺谋的都市题材着重表现的是与现实贴近的故事，尽量表达出城市和故事的真实性。
（三）武侠题材两位导演都拍过几部武侠类的电影，可以看出他们解读历史的角度不同，他们武侠电影的艺术风格也完全不同。
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浪漫主义。
1.陈凯歌的电影——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复杂人性陈凯歌一共有三部武侠类的电影，即《荆轲刺秦王》、《无极》、《赵氏孤儿》。
他的这三部电影都备受争议。
在陈凯歌的武侠电影世界里，陈凯歌以他独特的现实主义手法，以他的文化思维和思考方式展现复杂的人性。
虽然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或历史时空或架构的虚假时空，但在这类武侠题材中，陈凯歌注入了人物的多样性特点，纠结在一起的爱恨情仇，描写了他对人性的现实生活状态的思考。
2.张艺谋的电影——以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侠义江湖张艺谋在他的武侠电影中对于历史的解读是明显贴近正统主流价值体系的。
他的武侠电影以天下苍生为主题。
他有三部武侠类电影，即《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
从这里我们可以说，张艺谋的武侠电影是好看的武打片，而陈凯歌的武侠电影是贴近史诗化历史片的。
这是他们对于历史不同角度解读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二、人物形象比较分析（一）陈凯歌的电影1.性格矛盾复杂陈凯歌影片中的人物是复杂的，许多种情绪纠结于一身，矛盾而又复杂。
《荆轲刺秦王》除了赵姬外，每个人都行为偏执乖张、性格分裂变态。
秦王呈现出焦虑的神经质人格，外表厉害圆滑，内心却有着传统的制度规矩。
他的行为是来自于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把自己的生父吕不韦刺死，生母流放异地，为了把知道他身世的人都杀死，他违背了对赵姬的承诺，攻打赵国，并且滥杀无辜。
他原本是为了统一天下，可是为了维护加在他身上的制度，滥杀无辜。
2.角色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三种基本形态：脸谱形象，性格形象，典型形象。
其中典型形象是形象塑造的最高形态。
它不仅作为个性鲜活的形象而吸引人，还能使人从它身上找到某种思想启示。
陈凯歌就善于塑造典型形象，他把思想寓于人物的个性之中。
《无极》中若干个男人形象各有不同。
身穿鲜花盔甲的光明威严庄重，粗布麻衣包裹下的昆仑单纯多情，满脸鬼画符的鬼狼则永远阴暗诡异。
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北宫爵无欢。
导演大胆地把这个性格小生打造成了深邃多变、凶狠毒辣的谋反佞臣。
阴险的北宫爵身着银白色的盔甲，造型繁杂，眉目间隐藏杀机，同时无欢的造型里也运用了很多鸟的标志。
鸟的含义就是飞，就是完结，没有什么根。
这种“无根之美”传达了导演对角色的理解——这个看似权倾朝野的佞臣无欢其实不过是个被命运无端摆布的人物。
（二）张艺谋的电影1.单一片面的性格张艺谋电影中的人物是单一的，单纯而美好。
《我的父亲母亲》中我母亲对我父亲的深情与纯情。
她一路上穿着小红棉袄在路上追赶着我父亲，对于爱情的执着，在雪中一直等待父亲，在路上一直寻找丢失的发卡。
影片中留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母亲在雪地的影象。
少女的矜持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使母亲表现出了独特的爱情追求方式。
母亲在父亲经常出现的场合、经常行走的路上造成偶遇的假象。
为了能看见父亲，母亲走的路都是迂回的，在父亲出现的周围远远地奔跑，一直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追随着他。
后来，母亲为了给回城的父亲送一碗饺子，竟然追着马车跑过好几个山头。
2.类型化张艺谋电影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女性形象，每一个形象就像一张脸谱，执着的表达一种性格，表现一种精神。
在注重一种性格表现的同时，也升华了影片的主题，用一种类型的性格来打动观众。
《活着》里的福贵，名字就带有中国味，中国人一生就希望平安有福气富贵。
福贵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人小国寡民智慧的生存之道。
在时代与政治的夹缝中求生。
张艺谋电影塑造的形象是中国人的形象。
他们代表着各种类型的人。
这种类型化的形象更能集中体现影片本身的主题，升华电影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三、电影艺术表现形式比较分析（一）剧本的改编方式陈凯歌执导的张艺谋担任摄影师拍摄的《一个和八个》是根据郭小川的诗作改编的，《黄土地》是根据柯岩的散文《深谷回声》改编的。
而这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每部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虽然两位导演的众多影片都是改编而来的，但是两个人在改编剧本的方式上却有不同的手法。
1.陈凯歌的电影——文化思辨的工具《霸王别姬》是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霸王别姬》算不上是一部优秀的小说，它基本上是照着通俗故事的套路去构思的。
它只是大概的讲述了一段梨园弟子的江湖人生，而对段小楼、程蝶衣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没有多少力道。
它缺乏一种人性深度和真正能震撼人心的力量。
解放后到“文革”中的岁月意念化的表述。
陈凯歌是经历了“文革”的，他用他独特的体验和多年的反思对这一段历史做出了个性化的诠释。
2.张艺谋的电影——增加物象符号张艺谋对于原著改编的一个典型就是增加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物象来点睛整个影片，并且成为影片思想的维系之物。
《大红灯笼高高挂》把原名《妻妾成群》都改了，是为了适应电影的特点，使影片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
红灯笼不单单只是背景，而是关系到故事发展的剧情因素。
它和几个女性的命运和故事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没有红灯笼，故事就不能完成。
大红灯笼这个物象符号的增加，既增加了视觉造型的感染力，也增加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感，升华了影片主题。
（二）视觉造型1.陈凯歌的电影——象征性陈凯歌的电影场景往往隐藏着他复杂的电影语言。
他的场景设计常常带有舞台化的夸张与美感，充满了象征意义。
《无极》展现了梦幻宏大的场面和东方意境之美的奇观。
陈凯歌给观众呈现了一场磅礴大气，瑰丽雄美的视觉盛宴。
影片中很多场景设计可以让人感觉到象征主义的神秘。
“魔幻王城”用一圈圈的圆形设计，是每个人都很难走出命运的迷宫，脱不掉生命的不息轮回。
“海棠精舍”宁静而自然，海棠的飘飘落落浪漫唯美，忘记尘世的纷纷扰扰，只顾着相爱。
鸟笼，让人觉得，内心的不自由才是永远的禁锢。
2.张艺谋的电影——影象铺陈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到《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饱满瑰丽的色彩一直在影片中华丽的铺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