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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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初的人,80后的思想。
到底是为了什么?和文化冲击有关。
我是80后的,对这个感觉特别明显。
我们这一辈出生的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发展,所有的东西其实依然和之前的那辈人差不多,但是已经开始了文化冲击的征兆,最有名的就是牛仔裤和卡拉OK的进入中国,当时居然在国内形成了争论的风潮,现在我们看来是很日常的东西,居然会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而且那个时候,我刚刚懂事。
当我上中学的时候,网络开始普及,电脑已经从X86迅猛发展到了视窗,而此间人们依然在为各种新生事物争论不休。
可以说80后的一代是在争论中成长的,我们在观念上继承前辈们的传统思维,同时又不停的吸收着外来的新鲜事物。
90后的诞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他们懂事开始这个社会就已经在高速运转了,所有的新文化新思想对他们而言只要接受就可以了。
这个时代的人往往不满足于纯粹的接受,因为没有经历过争论的时代,他们就开始开创自己的风格,所以在思想上,这两个年代的人其实存在着一个断层,文化的断层。
没有了前后传承的传统的贯穿,他们更快的接受着外界思想并不断发展着自我的个性。
我们那个时代的时髦是跟随着外来文化模仿着他们来渐渐熟悉这个社会,而90后的人已经生活在充斥着外来文化的环境中,于是他们在接受同化的同时也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但是这种亚文化缺乏传统的根基而更加显得苍白。
其实每个年代的人之间都有着一定的断层,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如同现在这样,断裂的如此巨大。
70后的那辈人可能还在回忆着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梳大飞头的时髦,我甚至还可以在记忆中能找到“燕舞”的广告(中国电视荧屏上的第一支广告,燕舞牌收录机,很大有两个大喇叭的录音机。
那个时候相当于现在酷睿地位的电器啊)但是现在,当初追逐潮流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潮流了,而他们的后辈们又在潮流中开创者属于自己的亚文化。
其实一个年代一个文化断层是一种悲哀。
现在文化部和宣传部又在阻止外来动画的冲击,但是没有优秀的本土文化,这种冲击真的能够挡住么?我是看着恐龙特急克赛号和奥特曼长大的,但是现在的孩子通过互联网可以选择更多,只是再也看不到《大闹天宫》那样优秀的作品了。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程的回顾与思考回顾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有三件大事:第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起。
第二,90年代初社会主义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国家解体。
第三,八十年代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这三件大事贯穿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表明了社会主义从兴起到低落又走向复兴的历史趋向。
纵看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一、落后国家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1.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条件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理论创造中,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看作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
我们在讨论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时往往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惟一的内容。
我认为这是不大妥当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这样的代表作中,我认为他们所讲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有这样三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这三个内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三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第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这一点马恩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讲得十分清楚,也为大多数论者所认同,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社会与国家分离,社会自治的程度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不断壮大。
社会主义的最初涵义是由社会而不再是由个人来组织社会生活。
马克思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就包含了这一原始的涵义。
这一点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法兰西内战》中讲得十分清楚。
第三,发达的民主政治。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就把争得民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政治条件提了出来[1](p293)。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把比资产阶级民主程度更高的巴黎公社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看作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必要的政治前提。
[2]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自组织程度和自治程度的高度发达以及社会民主政治的高度发达。
这三个条件都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有的(民主政治)则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后才能实现。
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与社会变革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坚定地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积极吸引外资,促进科技进步,使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经济改革与深化在九十年代,中国加大了对市场经济改革的力度,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具体成果,明确提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南方谈话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开设沿海经济特区,引进了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各国开展了广泛的贸易往来。
经济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在九十年代达到了1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这一增长带动了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消费市场。
二、科技进步与创新九十年代的中国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还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中国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发展,加强了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鼓励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在九十年代,中国取得了多项科技成果。
1999年,中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载人航天器——神舟一号,成功地将杨利伟送入太空。
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进行载人航天任务的国家。
另外,九十年代还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起步阶段。
中国政府推出了互联网发展战略,积极引导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普及。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信息获取更加方便快捷,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社会变革与生活质量提升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出现了从不曾有过的深刻变化:封建主义史学衰败,并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所代替;在激烈的革命、社会变革,以及科学进步和学科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成长壮大,得到迅速的发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还以其丰硕的成果作为珍贵的学术遗产,直接影响到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学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对历史进程或历史学自身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总之,回顾和思考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没有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就没有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史学理论发展的历史。
明确这一点,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对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
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
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
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
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
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值得探讨的一个领域,它的有关理念萌发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本世纪末成为中国历史学术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尤其是80至90年代社会史出现了复兴,对社会史的研究也全面发展起来。
在这期间,出现了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理论趋向,本文就这种理论趋向作一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一、“眼光向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对1930至1980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史学进行了一场结构性调整。
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非常积极地有意识地对社会史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
在这期间,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而大部分学者所持专史说,1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
相比起专史说而言,少数持“通史说”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
他们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即通史应“反应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貌”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
2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这也是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
对80 90年代的描述
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革和转型,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政策,逐步放开市场,引入市场经济机制。
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开始大幅度提高。
同时,中国开始吸引外资和技术引进,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80年代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如电子通信和信息技术行业,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90年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被称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这一时期,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和技术引进,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
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额都大幅增加,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同时,中国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的建设,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
80年代和90年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逐渐提高。
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80年代和90年代也是中国文化和娱乐业繁荣的时期,电视剧、电影、音乐等文化产品开始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总的来说,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历史上变革最为剧烈、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下是对该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系列重要方面的简要描述。
政治变迁:1900年至1911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政权斗争和军阀混战的时期。
北洋政府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但其政府权力受到各地军阀的挑战和削弱。
政治的不稳定导致了社会的不安定和动荡。
社会改革: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运动。
为了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秩序,许多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主张革除旧礼教,推动现代化。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妇女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新女性运动推动了女性教育和解放的进程。
另外,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也在一些地方展开,试图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经济改革:20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在1900年至1914年间,中国内地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商业、工业和交通业都有所改善。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许多外国资本撤回,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
此外,中国社会的经济差距也逐渐扩大,富人和贫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民族主义觉醒: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兴起。
中国人开始对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和剥削提出反对。
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人民要求终止不平等条约,并推进民主和现代化。
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一时期崛起,成立于1921年,它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
抗日战争:中国社会在20世纪前半期还经历了抗日战争。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侵略,随后占领了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战争,中国全国范围爆发了抗日战争。
在华三十年的观察和回忆点评【原创版】目录1.在华三十年的经历概述2.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3.回忆点评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4.对未来的展望和期待正文我作为一名中文知识类写作助理,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在华三十年的观察和回忆点评。
在这三十年里,我有幸见证了中国的飞速发展,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我想概述一下在华三十年的经历。
从 1990 年代初至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如何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变革,包括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建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这些变革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接下来,我想谈谈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
在这三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也逐年攀升。
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许多城市从过去的小城镇发展成为繁华的现代化都市。
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勤劳奋斗。
然后,我想回忆点评一下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
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在科技领域,中国在人工智能、5G 通信、高速铁路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文化领域,中国的电影、音乐等产业也在逐步崛起,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最后,我想谈谈对未来的展望和期待。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
在未来,我希望中国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发展,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
同时,我也期待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在华三十年的观察和回忆点评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1980年5月,中央决策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为标志,则拉开了城市改革的大幕。
邓小平理论就是指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中形成的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理论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理论形成过程理论的提出:1982年9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胡耀邦在十二大上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
赵紫阳在 1987年十三大上做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这个报告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一个重要形式,老百姓每年除夕夜的视听盛宴,更成了华人的年夜饭。
1983年猪年春晚是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晚,也是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里程碑。
首届春晚的青涩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是一台青涩得不得了的晚会。
表现在一是段落衔接松散,比例严重失调,“笨拙”的穿插。
二是演员服装遍地都是高领毛衣和不合体的西装,三是几乎成了李谷一独唱音乐会(一人演唱了《乡恋》、《春之歌》、《年轻的朋友》、《高山流水觅知音》等十首歌)引滦入津工程(Water Diversion Project from Luanhe River to Tianjin City)是中国大型供水工程,工程于1982年5月11日动工,于1983年9月11日建成。
整个工程由取水、输水、蓄水、净水、配水等工水厂。
输水总距离为234千米,年输水量10亿立方米,最大输水能力60-100立方米/秒。
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态势与现实思考——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刘锋【摘要】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失灵及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背景。
这一时期社会治理呈现多元混合的发展态势。
影响该时期社会良性治理的因素是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治理理论没有恰当地回应“中国问题”、不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社会成员法治观念比较淡薄。
因此,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建设善治型与服务型政府,破除体制性障碍;吸收国内外优秀治理理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回应时代关切;积极培育市民社会,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期刊名称】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6【关键词】社会变迁;社会治理;多元混合态势;制约因素;现实启示社会治理是指以公正、平等、人道为道德体系原则,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包括社会管理机制、社会自治机制和社会基础工作三个要素,其最终要构建善治社会,即“法治与德治并重的良序社会”[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治环境、经济形势、思想文化领域等异常复杂,发生了“微型的社会变迁”[2]。
在这一特定时期,主要围绕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突围国内外困境、中国共产党如何经受执政考验等问题,思想领域不断交锋,社会治理刻不容缓。
但由于高度集中的体制机制、不成熟的市民社会等因素,致使该时期中国社会治理的风险和难度增大。
加强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治理状况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有助于为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背景在改革开放与治理整顿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迁,社会治理的方式与态势也随之改变,这构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历史背景。
(一)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新时期伊始,鉴于十年“文革”的沉痛教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改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政府职能等成为人们的共识。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及启示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最突出的特征,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进行艰难的探索,在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中寻找适合本国、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问题采取不同的做法,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失败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认真总结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回顾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这些经验主要有:(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它高度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改造社会,这种自觉的能动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共产党正是有了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武器,才站得高、看得远,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四个主要时期(即苏联的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中国的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之所以能取得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各项成绩,首先是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科学总结。
以任何理由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岁月联盟"]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反复证明,如果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或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名词,把杜撰的理论随意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都会使马克思主义受到伤害、歪曲,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
教条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片面的、僵死的东西,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时代以及客观实际的联系,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作者: 赵世瑜[1];邓庆平[2]
作者机构: [1]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00875
出版物刊名: 历史研究
页码: 157-172页
主题词: 中国社会史;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历史学;年代;经历;复兴;学术;领域;理念;概括
摘要:社会史研究也许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中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领域,因为它的有关理念萌芽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世纪末又成为中国历史学术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社会史研究也是最难加以评价的一个领域,因为关于“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多有歧见,因此把哪砦研究成果归入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并对之进行概括总结,就变得极为棘手。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复兴开始,。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摘要]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
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份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
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份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
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
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由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且孝道也呈式微之势,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Key Words: modern China;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 society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balance to expla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becomes the dynamic for the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needs new intellectuals and peop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se people beco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first transformati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came the classe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se classes and bankers beca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ris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population was centered in cities, which forms the third transformation. Wh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underway, family system also began tochange, from the big family to the small family, and the virtue of filial piety declined. This is the fourth transformation.一前言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
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与中国社会史研究齐步前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也走过了20年的历程。
应该说,从社会史发轫之初,对于社会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同样,对不同时期社会史自身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成果也是接连不断,这种状况反映了社会史学界总结与反思的自觉性①,同时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愚自1982年师从乔志强先生学习中国近代社会史,1985年硕士毕业后成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算来也有20年的时光。
从学生到“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责任的承接。
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撰写这样一篇反思性的文章,权且作为一种“自我反观”。
不妥之处,尚请指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就笔者所见,难免挂一漏万,兹列举如下:论文有田居俭《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朱志敏、孔祥宇《199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理论研究概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蔡少卿、李良玉《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当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笔谈)》,《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常建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下),《河北学刊》2004年第1、3期;苏全有、李风华《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南开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20世纪80,90年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20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的全球化趋势。
主要表现:(1)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国际化的趋势。
(2)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起着主要作用。
(3)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和各区域性集团之间,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
(4)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麦当劳化”、“好莱坞化”、“迪斯尼化”、“商业连锁”等风行世界,影响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引发了世界性的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
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值得探讨的一个领域,它的有关理念萌发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本世纪末成为中国历史学术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尤其是80至90年代社会史出现了复兴,对社会史的研究也全面发展起来。
在这期间,出现了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理论趋向,本文就这种理论趋向作一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一、“眼光向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对1930至1980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史学进行了一场结构性调整。
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非常积极地有意识地对社会史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
在这期间,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而大部分学者所持专史说,1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
相比起专史说而言,少数持“通史说”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
他们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即通史应“反应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貌”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
2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这也是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
具体的研究可谓琳琅满目。
在社会生活史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10卷本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已发行4种。
另外,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也是这个领域不可多得的好书。
在社会结构研究方面,除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外,还有大量的有关社会群体的研究,涉及性别集团,如妇女史;身份职业集团,如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年龄群体如老年1参见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比较系统的论述见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及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论》(上卷),32-37页。
2前者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在纵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便融进了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说明;后者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之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则分为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社会阶层与阶级、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8章。
由此可知,他们其实是在讨论通史编纂的问题,而主要不是社会史的概念问题。
人、儿童的历史等。
在社会惯制史方面,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仍是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以及建筑在家庭基础上的家族、宗族制度。
通论性的家庭史研究以王玉波的一系列家庭史研究著作为代表,3其他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常建华的《中国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钱杭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都是这一领域的力作。
断代及地域性的家族史研究如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之作。
由此可见,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把目光从精英和政治事件逐渐转向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研究。
这种“眼光向下”的研究倾向是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研究旨趣的一次间断后的接续,但不管从规模,还是从研究领域拓展的广度以及有意识地运用多学科方法的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都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的带着某种优越感,“自上而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
这就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4这些问题在90年代以后有所改善,即在“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之外,一些学者开始体验国外学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这一转变对中国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下而上”看历史在中国的实践,是对前者概念体系的重大改进,有可能避免新旧史学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二、“自下而上”: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践总是在相互促动中进步的。
在重新反思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社会史的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史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若仍旧基于学科定位考虑的新学科、综合学科说,和否认社会史为历史学分支的方法说和范式说。
这些说法的出现既可以说是对以前看法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史理论认识的深化,表明了社会史研究界的学术多元化格局。
新学科、综合学科说开始出现于80年代末,如王家范就认为“不赞成目前认为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而提出自己对社会史的理解:“说社会史是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联姻而诞生的婴儿,虽然未必确切,但也不算离谱。
依据‘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现代思维模式,它只能被确认为一门新的学科,而不再归属于历史学或社会学。
”5集中反映这一派观点的还有由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编著者大量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认为“社会史虽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6新方法、新视野和新研究范式说出现在90年代以后,其中赵世瑜在90年代初就提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3包括《中国家长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中国家庭的起源与演变》(河北科技出版社,1992年)、《中国古代的家》(商务印书馆,1995年)。
4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5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6见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总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史学”。
7两年后常宗虎又在全盘否定社会史的学科化努力之后,提出社会史只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主要是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结构分析法以及新史料、新手段和技术的运用。
8此后,由于坚持“分支说”的学者在许多文章中对“非分支说”的理解有误,赵世瑜便将有关想法系统成文,提出“社会史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
9这种观点将社会史研究提高到取代政治史旧范式的新范式的地位,试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史在20世纪初的起源。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应打破研究领域的局限,使得任何史学课题在新的研究范式的关照下,都可以被做成社会史研究的作品。
与这种看法合拍的恰恰是“自下而上”看历史,正是因为后者不忌讳研究政治、研究事件、研究精英。
近年来许多国外汉学者的被认为社会史著作的名著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孔飞力的《叫魂》等不只是“眼光向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看历史。
当然,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对“下”就没有丝毫了解,因此“自下而上”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基础上的。
在进入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
它不仅是研究课题或对象的问题,而且是方法论的问题,它都集中反映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视野。
同时,正是由于它体现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学者10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新思路,使社会史开始成为多学科协同用力的领域。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而兴起的。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区域史并不等同于分门别类的叙述一地之地理沿革、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的地方史,因为“区域史属于社会史的分支”,10也就是说,区域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史的研究视野。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性差异大,因而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切实可行和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方法;同时,整体社会史的研究最可能的是在特定区域内进行尝试,也就是说,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这既是一种整体社会史在特定区域内的研究尝试,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于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的地域范围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个别区域,而是把研究目光投放到各级地区,大到包括若干省市的区域和省市,小到一个县、一个镇(乡)、一个村落,研究范围的扩大极大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整体的了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
二是注重地域社会“整体的历史”,即全方位地立体考察地域社会,从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方面,力图展现出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并且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加入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结构与功能共时性的分析,这对于向整体社会史方向的迈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学术界产生了相当一批区域史研究成果,如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系统描述了1840年以后的华北乡村社会的主要变迁。
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研究了明清徽商的土著化过程与盐业城镇的发展,以及与东南文化变迁的关系。
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重点研究市镇的经济问题的做法,也开始把视野扩展到整体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