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
赵学勇
消费主义浪潮正在大规模地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一系列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的蔓延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
消费时代“经典”的尴尬或面临的危机,缘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冲突。
如何认识“经典”在今天所遭遇的命运,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入手,从外部和内部审视“经典”在消费文化中的一系列矛盾,以便发现纠结于诸种矛盾中的“文学经典”所具有的持久生命力及新的生存契机。
消费时代文学经典的外在矛盾首先表现在: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强化的历史。
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的文学,历经时间筛洗,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
文学史的编撰,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
而公众接受和阐释经典的热情,只是从另一侧面证明了经典的特性和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随。
消费时代的文化构成是以最大多数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媒的参与下,普通受众成为了消费文化的主体。
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
增长的大众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要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来,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时代众声喧哗的景象。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大众自我表达欲望的方式,也是大众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
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
还有“Q 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自身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的影响。
另外,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观念和消费文化的多元价值观也存在一定的矛盾。
文学通过审美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经典作品,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
可是消费时代却是一个抵抗“思想”的时代,它打破了人们关于经典的种种幻想,消费文化的颠覆性在于依靠大众并且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当世情绪、即兴意识,于是,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消费时代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法则更是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了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
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
“经典”遭遇冷落甚至走向“非典”成为“现实的一种”,也还在于文学经典的意义建构和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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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本接受的过程,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丰富的内部意义信息的过程,文学经典所包容的意义信息更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
不同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对经典的意义进行不断地阐释。
正是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构成了其意义立体化生成的基础。
文学经典又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经典意义的土壤,这决定了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决定了其意义构成的复杂形态。
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
受众一旦进入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
但消费时代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的表现是:取消深度模式;追求文化消费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
其原因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
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在制造各种文化快餐以迎合受众的同时,也灌输给受众以各种时尚的消费观念,从而推动新的消费意识和消费方式,形成消费文化的循环方式。
其中值得重视的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性”及其结果。
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时尚潮流中,人们的文化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批量化和规模化要求。
而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高科技形成的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线上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历时性。
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
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
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
但,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
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使得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
影视界在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难逃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除了遭遇到难以避免的外部矛盾以外,其自身的悖论突出表现在:
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大众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兴起,使文学经典面临着价值失落的危机。
“大话”之中庄严感的丧失、“戏说”之中精神资源的贫乏、“颠覆”之中审美意识的迷失,种种现象都在呼唤着文学经典的价值重构。
因而,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坐标来建构经典和评价经典,成为当代文学非常迫切的问题之一。
特别是学界对经典问题的密切关注,显示了人们主观上寻求文学经典价值回位的努力。
但是,学界的这种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重危机。
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再一次迷失。
如此往复,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二,文学经典意义的解构与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整体意义结构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更不例外。
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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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
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是否定的。
应该看到,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
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经典文本的。
另则,虽然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
文学经典的意义构成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毕竟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
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
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
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三,文学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经典的贫困。
近年来,文学的生产能力突飞猛进,据有关资料显示,去年中国长篇小说的生产量达三千余部,这一数字令人喜中参忧。
无可否认,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诸如所谓的网络写手、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涌现,极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
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
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然而,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量”的基础,并不因此说明能够产生出更多的“经典”。
这种文学上的“跨跃”式发展,恰恰是消费时代最突出的文化症候。
众所周知,“经典”的生成无一不是作家几年甚至几十年燃烧生命的结果,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前就作了近二百万字的随军日记,创作过程中又九易其稿;梁斌写《红旗谱》从短篇到长篇中间锤炼了一二十年;柳青写《创业史》,为了弥补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举家前往皇甫村十四年,为研究中国最重要的“农民问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陕西老汉”。
这里,每一部经典都凝结了作家崇高的社
会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
而在消费文化肆虐的今天,由于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
一旦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综上所述,或许只有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消费时代文学经典所处的外部矛盾和自身悖论时,才不会陷入困惑与迷茫。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理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
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和大众接受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
因此,我以为,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尤其重要。
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
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互为依存的,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弭。
同时,如果我们把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契机,将会促进文学局面的改观。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因此,应充分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
在消费时代,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受众背景。
实际上,文学经典已经利用现代传播的科技成果拓展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围城》改编的成功,“电视散文”的走红,“百家讲坛”的效应,都有力地拉近了文学经典和大众的距离,更易于让大众进入经典,也为经典寻找到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这些经验,值得深思。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董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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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文学评论 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