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第32条实证研究
马忆南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上传时间:2008-4-3
关键词: 离婚/离婚立法/离婚率/有责主义/破裂主义
内容提要: 古今中外多数国家的离婚立法，对于离婚的态度都是由限制逐渐走向自由。自由离婚主义更加符合婚姻的本质。婚姻法第32条仍受有责主义的影响，在可推定夫妻感情破裂的五种情形中，前三种均为一方或双方有过错的情形，与审判实践中反映出的离婚理由很不相符，法律没有将实践中最常见、数量最多的离婚理由例示出来。中国目前的夫妻关系仍然具有高稳定的特征，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问题，远不像一些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从判决离婚的案件来看，双方均无过错但因性格差异无法共同生活的无过错离婚仍然占多数，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情况只占很小的比例。离婚立法兼采破裂主义与有责主义，而且将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等排在例示情形的重要位置，这种做法说明在当今中国，离婚仍然具有某种道德和道德批判功能。
一、离婚立法主义
古今中外多数国家的离婚立法，对于离婚的态度无不是由限制逐渐走向自由。
古代社会的离婚立法主义，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禁止离婚主义与许可离婚主义。禁止离婚主义并不是古代社会大多数国家经历过的阶段，只是在有些地区如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实行过。而古代社会的许多国家则是实行许可离婚主义，如在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第138条规定：倘自由民离弃其未生子的原配偶，则应给她以相当于聘金数额的费用，并应将其从父家带来的嫁妆还给她，然后才能离弃。在古代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古兰经》规定：“如果你们休一个妻室，而另娶一个妻室，即使你们已给过前妻一千两黄金，你们也不要取回一丝一毫。”这些国家也是允许离婚的。[1]在中国古代，“出妻”、“和离”、“义绝”等是法定的离婚方式。在古罗马，婚姻可以由于配偶一方死亡、能力丧失或婚意丧失而解除。优士丁尼法规定的离婚有四种方式：合意离婚、片意离婚（包括休妻和因一方配偶的过错而片意离婚）、无原因的片意离婚及“善因离婚”（指因不可归责于配偶任何一方的原因而离婚）。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服从夫权的妇女也可以提出离婚，并要求丈夫通过“要式退卖”或“解除祭祀婚”等行为放弃“夫权”。优士丁尼《新律》重申：“相互合意创造„„婚姻„„但婚姻缔结后，可以在不受处罚或受处罚的情况下解除它。因为人们之间达成的一切均可解除。”[2]
档案春秋︱
婚姻自己当家：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记
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
当时，参与起草这部《婚姻法》的都有哪些人？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发生过什么故事吗？
两封来信
2001年8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称是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的。而两个月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对上一封来信提出了异议。来信内容如下：
《人民日报》 海外版总编同志 ：
您好！
今年8月25日我阅读了你报“2001年8月24日”发表的《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一文，我认为文中有一部分是事实，但关于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部分不是事实。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作为原中央妇委委员、当时参与起草工作的成员之一，有责任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过程作出说明，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对于起草第一部《婚姻法》，虽然已过去50多年了，但这部法律的诞生过程，却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大约是在1948年秋冬，刘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和在该村的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谈话，布置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法律做准备。当时，中央妇委副书记邓颖超同志和大部分妇委委员刚刚从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回来，深切了解农村青年男女迫切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党中央的想法与群众的愿望正相吻合，中央妇委的同志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央妇委拟定出了《婚姻法》初稿。大约1949年3月初稿即从西柏坡带进了新解放的北平。建国后，邓颖超同志把初稿送交党中央。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后，由党中央转送中央人民政府。
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就是这样。当时王明是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看过这个稿子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起草，也没有参与讨论，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没有提意见，我不了解，但决不是他起草的。
两封来信，对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仅就两篇文章来看，罗琼是亲自参与者，应该说更可信一些。罗琼是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我国老一代的妇女活动家。她在青年时代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几十年来为妇女解放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 张成洁[1]作者机构： [1]湛江师范学院思政部,广东湛江524048出版物刊名：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页码： 34-42页年卷期： 2010年 第5期主题词： 1950年《婚姻法》;社会变革;社会问题
摘要：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更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从上至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以及严惩犯罪行为的活动,积极健康的婚姻新风尚开始出现。《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少地区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存在,甚至有不少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现代婚姻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
程。The 1950 ＂Marriage Law＂ and the SubsequentSocial Changes—Observ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the 1950 ＂Marriage Law＂
中国近现代离婚制度
中国的近现代离婚制度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
1840年至1900年间，中国开始接受西方国家的法律概念，并逐渐引入了近代属性的离婚制度。根据《大清律例》规定，夫妻双方都可以向当地政府提出离婚申请，并经过审查后获得批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政府开始制定新的婚姻法。1914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明确了离婚的条件和程序，包括重婚、通奸、虐待等情况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此外，女性也获得了一定的离婚权，可以在丈夫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提出离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来规范婚姻家庭关系。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其中规定了离婚的具体条件和程序。婚姻法强调了男女平等，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均有离婚的权利，但夫妻间的离婚程序需要经过法院审判。
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婚姻观念的转变，离婚率逐渐上升。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法律对离婚进行了一些修改。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颁布，进一步放宽了离婚条件，增加了一些新的离婚理由，如一方受家庭暴力、严重虐待等情况下可以提出离婚。此外，法律对离婚程序进行了简化，实行了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并行的制度，加速了离婚的办理速度。
总的来说，中国近现代的离婚制度经历了从传统婚姻观念到现代婚姻观念的演进过程。短短百年间，中国的离婚制度逐渐从严格的限制发展到相对宽松的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和法律制度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