囹圄思过

拦街告御状 文言文

“黄王两造有干人等听判——今查：王松亭、王瑞英，兄妹玉洁冰清，实无苟且通奸之事。兄系仕宦之后，诗书门第，世居乡里，为富施仁，素播善名；妹是名门才女，闺阁小姐，贞洁刚烈，向有美誉。然他兄妹二人受奸佞之害，蒙不白之冤，遭无妄之灾。生者身陷囹圄，饱受荼毒；亡者含恨九泉而死遭肢解，经三验之扰，受蒸骨之痛：令闻着侧目，见者伤心。当今，皇恩浩荡，恩泽四海，上体天意，下应民心。经本部堂奉旨勘问，查实王松亭清白无辜，受人诬陷。无罪开释，并还其举人冠戴，仍为孝廉之名；如愿入仕，可着吏部量才定职委以。小姐王瑞英，本系白玉无瑕，闺门待嫁，然为流言所伤在前而验血受辱于后，肃宁大堂拒辱自尽，直隶省城三验其尸。堪称烈女，虽死犹生。着家主将尸首领回，从厚安葬；本部堂另行请旨旌表，敕建‘千秋节烈’牌坊一座，以慰王氏族人祭悼之思、乡邻桑梓感念之意；令后人敬瞻，流芳千古。王月蓉，本年幼天真柔弱女子，然浑身是胆，冒死上告。总督府据理力争，刑部堂击鼓鸣冤，北京城内惊拦圣驾，告下御状。今上念其年幼无知，况其替父鸣冤孝可感天，蒙圣上降恩免其犯上之罪，并敕建‘忠孝节义 四美俱全’牌坊一座，着当朝首辅、大丞相张居正亲笔书写；另赏才女冠戴全副，白玉如意一支，点翠头面壹副，以资旌表。他日成人，既即婚嫁，着肃宁县国库支领嫁妆全份。查：直隶总督、恩赐金吾右卫统领付额庆，身为一省藩镇封疆大吏，玩忽国法、草菅人命；下属徇私，卖法贪赃，实有失察放纵之过；妻妾受贿，暗通人情，难逃贪墨独断之名。又查：任职期内，假公济私，牟以暴利；通外邦丧忠君之举，贩军马涉投敌之嫌；克扣军饷以为挥霍之用，滥支库府充作储秀之资：事关军机，有碍吏治，即日撤委查办，着锦衣卫解京交大理寺拘讯。其家眷无论男女老幼讨保待审，无由不许擅离省城。家财造册，充公待查。所属布政衙门以下各司道尽行撤委查处。查：河间知府张昌，老朽昏庸，抗上傲下；刚愎自用，武断专行。今错断命案，应引咎自责，上表辞呈。本应重责，以儆效尤；念其为官多年尚属清廉，准其辞呈，革职为民，永不录用，即行离任；三代内不可入朝为官。河间府一应公务由府城暂理，行文吏部另委员继任。查：肃宁知县朱继求，两榜进士出身，实放七品县令。身为民之父母，理当体恤民意；职在朝廷命官，就应报效皇恩。今食裕禄难正国法，知刑律而不顾王章。审理黄王两造一案，逼死人命事出无心，抵换女尸却属有意；暗室内密谋欺心，公堂上虎狼施刑；铸冤案，污良善，纵歹人而罪昭彰。夺去七品前程，即行革职，永不复用。处流徙之罪，发往边塞充作苦役。恩准其原配相从。又朱继求之子朱少庆，身入黉门为豪门秀士，既读孔孟之书，就应答周公之礼。不该夤夜之间协同歹人抵换女尸，制伪证于堂上而令良民受屈。念其年少无知，况且父命难违、身不由己，其罪可免。恩准其闭门思过、刻苦读书，求指日升发，报效朝廷，替父赎罪。查：肃宁县恶绅黄文登，曾捐监生以搏功名。向为富不仁、阴险狡诈，仅凭他人信口之言就妄告亲亲，欲毁婚讹财。诬良为盗血口喷人于前，买凶杀人行贿有司在后。今三罪俱发，拟处斩监侯，秋后问斩。妻小充军，所有家私即行查抄，造册入府。王松亭、王瑞英、王月蓉等人一应损失并建房补偿之资，皆由此项拨发。查：肃宁县恶吏皮顺，刁奴惑主，以小欺大，以下反上；杀妻灭子，丧失人性；换尸作伪，包藏祸心。受贿卖法，见利忘义；挟持官长，目无纲常。实此案元凶，不诛之不足以平民愤。拟处斩立决，即日施行。又直隶总督府仵作王亮、按察院仵作王明、河间府仵作董宪、肃宁县稳婆刘氏、肃宁县常纪庞迁、解万，皆为墨吏。贪不义之财，通同作弊；丧人伦天理，荼毒无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触怒天颜，人神共愤。况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法不容情，罪不容诛。拟处斩立决。查：候补县令杜重峨，爱民如子，廉洁奉公；不畏强权，不惧恶棍。私访肃宁县勘验实据，夜探天齐庙问理扶贫，代笔书状而破案树勋。蒙圣上恩赦其挟官告吏、挑词架讼之罪，另有重委，请旨嘉奖。查：李金敖系肃宁县武师，行侠仗义，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命官店房之内，拿恶吏路途之中。实存古朴之风，真怀忠义肝胆。今免其拒捕殴差、咆哮公堂之罪，凡所查抄家私如数发还。另由库府拨银伍佰两以示补偿。悦来店宋光杰、老仵作焦雷等，为商不奸、为吏不贪，匡扶幼孤，舍命相助。各赏金银元宝各一对，以为养老之资。仆妇何氏及其子淘气儿，破案有功，赏银叁佰两，以为养赡之资。赐淘气儿学名‘存正’，送入学馆读书，准其日后科举。丫鬟春红，死于无辜，尸体着何妈儿领回安葬。另赏银叁佰两，由何妈儿领取，以作丧葬之费。又仆妇蒯朱氏，无中生有，搬弄是非；泄一时之私愤，酿无穷之后患。掌嘴肆拾，轰下堂去。——现宣判已毕。愿生者好自为之，愿亡者早入轮回，再做好人。谢过圣恩。退堂！”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观后感(2)

参观廉政教育基地观后感3

近日，我参加了由哈经开区城管分局、XX区城管局系统组织开展的参观XX省廉政教育基地活动，通过参加此次活动，在我的思想上又敲响了一次反腐倡廉的警钟，灵魂又受到了一次洗涤和升华。通过学习思考，现将其所学心得体会报告如下：

在教育基地看到了近年来倒下的一批无视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的图片资料，让人触目惊心。虽然开会学习或平时也从相关媒体上了解过他们的一些情况，但都是零碎的、分散的，此次把他们的资料集中在一起，给我深深的震撼和感慨：一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腐的态度是坚决的，道路也是漫长而艰巨的，我们的党只有不断清除自己身上的病菌和毒瘤，才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才会带领中华民族走得更好;二是无论任何人，无论以前为党和人民做了多少有益的事，如果腐化堕落，违反党纪国法，党和人民是不会姑息迁就，不会以功来抵过，而是加以严惩;三是伸手必被捉，无论是在何岗位，官有多高，位有多重，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你违了规、犯了纪、触了法，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然而真正品尝了其中的滋味，那后悔可就晚亦。所以，强化自律意识，构筑廉洁从政的警世防线，是对每个党员干部的考验。在现今这个物溢横流的社会，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少数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这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注目的一个焦点。在与时俱进的今天，我们党组相应采取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通过读报纸、出宣传栏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警示教育，使我们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明显提高，服务意识不断增强。

党风廉政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关乎事业成败。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采取了强力措施，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了“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中央连续出台了《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两个法规，充分显示了坚持不懈反腐倡廉的强大决心。对于廉洁自律问题，我认为主要要把握好两条：一要干事，二要干净，也就是既勤又廉。不勤政无以立业，不廉政无以立身。我们勤政廉政就能经得起考验，树立好形象。

贱讼：中国古代法观念中的一个有趣逻辑 清人崔述说：“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也。讼也者，事势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者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1 这是古代中国人对诉讼现象极为难得的冷静的客观的认识或评价之一例。 绝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对诉讼的态度并没有这般豁达、公正。鄙视、厌恶诉讼活动，一直是古代中国文化观念的典型特征之一。作为社会发言人的士大夫们的言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事实。 对于古代中国士人来说，诉讼是道德败坏的结果或表现。据说在远古圣王的时代，即“王者之世”，人们道德高尚，“耕者皆让畔（田界），民俗皆让长（利益冲突时让利于长者），”2 “天下晏然”、“刑措不用”，简直没有什么争讼。后来，不知何故，“世道衰微”，“礼崩乐坏”，“朴以（而）厚”的民众变得“巧以伪”3了。这才有了可恶的愈演愈炽的争讼。因此，在古代中国人眼中，“讼”特别是打官司就成了不光彩的同义语。古人在说到诉讼行为及其参与者时，常常要加上明显含有贬义的前缀或后缀词，以示鄙弃。如“滋讼”、“兴讼”、“聚讼”、“讼棍”等等便是。特别是“滋讼”之“滋”尤为刺眼：“滋”就是“故意挑起事端”、“惹是生非”之意。一字之缀，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正因如此，“讼师”、“讼棍”、“好讼之徒”等简直可以译为“道德败坏之徒”：“讼学”、“讼术”、“讼辞”等简直可以译为“卑鄙伎俩”、“害人之术”；而“滋讼”、“兴讼”、“聚讼”、“健讼”、“好讼”、“包揽词讼”等等几乎成了“干坏事”的同义语。正因如此，古人才一再倡导“止讼”、“息讼”、“贱讼”、“去讼”、“无讼”；官吏们才会把“辨讼”、“决讼”、“断讼”不仅仅看成是日常公务，而且看成是维护道德的大事业。 “贱讼”观念在中国始自何时，不得而知。春秋时期的邓析事件，大约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贱讼证据之一。邓析，这位中国最早的“律师”，就是被视为卑鄙可恶的小人而遭杀害的，其主要“罪行”，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并收取一定报酬。据说，邓析“好治怪说，玩奇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愚惑众”，4 “民之献衣襦裤（献衣服作学费）而学讼者，不可胜数。”5他被执政者处死了，其实犯的就是“可恶罪”。他还被视为“讼棍”的祖师爷，被当作“小人之尤”（尽管他出身士大夫阶层）而遭千古唾骂。东汉人陈宠在一次上疏中列举了当时西州地方的三大腐败现象而要求治理，即：“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6这里明确地把诉讼多视为腐败现象。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时，为培育司法专门人才，曾设“明法科”（相当于今之法学考试），要求士子们学习了当时的法律知识后前来应试。此事遭到了当时保守派首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他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此）非所以长育人才，敦厚风俗也。”7在司马先生看来，法律知识或司法、诉讼知识，只不过是讲怎样施刑、怎样逼供、怎样陷人于法网或怎样狡辩以逃脱罪责的“学问”，不是好东西，它只会使人道德败坏。南宋人陆游更以“纷然争讼”为“门户之差”或“门户之辱”。8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也正是贱讼。因为“读律”之人（司法官除外）必定是想打官司。明人吕介儒也说：“两家词讼，……是大损阴（阴德）事”，因为诉讼就不免要“仰人鼻息，看人面孔，候人词气，与穿窬之心何异？”9他认为，参与诉讼就像做贼一样羞耻，所以有损阴德。明人王士晋更为明确地列出了诉讼之所以应该被鄙贱的理由：“讼事有害无利：要盘缠，要奔走；若造机关（绞尽脑汁），又坏心术”，还被衙役、讼师欺负，在大堂众目睽睽被人瞧不起。10清大诗人袁枚为知县时，有兄弟三人在父死刚满七天（旧礼称“终七”或“满七”，最严重的丧意期）就投状县衙，争夺遗产。袁枚见状大怒，挥毫批道：“父尸未寒，挥戈涉讼，何颜以对父祖于地下，何颜以对宗族于人间？！”并立即治此三兄弟以“不孝罪”。11袁知县所为之震怒的，不是此三兄弟中竟有人想独占或多占遗产的不道德或非法行为，而是“涉讼”行为本身。在他看来，诉讼本来就不光彩，而父丧之际诉讼尤为可耻。[!--empirenews.page--]

第⼀章 奴⾪制法律制度

第⼀节中国法的起源

⼀、 中国国家与法起源于夏朝主要证据

1、夏启是中国历第⼀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世袭专制帝王。

2、夏已开始按地域划分统治区域。

3、夏已建⽴了完备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职官、监狱以及贡赋制度。

4、夏还建⽴了以国家强制⼒为直接后盾的法律制度。

国家与旧的⽒族组织的区别

1、按地域划分国民2、公共权利的设⽴⼆、中国国家与法的起源的特点1、浓厚的宗法⽒族⾎缘⾊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式。

3、法律与道德互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第⼆节法制指导思想

⼀、夏、商法制指导思想神权法思想⼀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法制指导思想，他是原始⾃然宗教与阶级社会有政治⽬的的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影响了后世家天下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格局。

神权法的主要内容是

1、王权神授（听命于天，听命于神是夏商法制的主导思想）

2、天讨与天罚⼆、西周法制指导思想1、以德配天（上天只把天命交给有德者，德包括3个⽅⾯：敬天、敬宗、保民。认为民⼼向背决定王朝的盛衰，能否实⾏德政⼜关系到民⼼向背。）

2、明德慎罚（实施德教，⽤刑宽缓，周公制礼形成西周时期礼、刑相结合的特点。）

3、刑罚世轻世重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刑的轻与重。刑新国⽤轻典（以安定⼈⼼），刑平国⽤中典，刑乱国⽤重典（维持社会秩序）。

4、西周法制指导思想的影响以德配天、明德慎罚被后世奉为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则与标本。后被儒家发展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的基本策略，从⽽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春秋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

第三节⽴法活动

⼀、夏、商⽴法概况除夏、商王发布的各种命令外，主要表现为不成⽂的习惯法，由于没有成熟的⽂字，主要靠代代⼝传⽽流传和遵循的。

1、禹刑（不是成⽂法，⽽是泛指夏朝的法律和刑罚。除习惯法外，夏王针对各种具体情况发布的王命和誓也是法律渊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