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法哲学观的探析
马克思的法哲学观是在对近代自然法学派和德国哲理法学派继承与超越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经历了理性主义的法哲学观到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观的演进和深化的过程。
马克思法哲学本质上是法的形而上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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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原则为人类构造出以自然法理论与社会契约论为核心内容的近代法哲学观。
然而，近代法哲学观中所隐藏着的理性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困境，戳穿了理性为人类“立法”的神话。
这使得沉浸在理性主义法哲学观中的青年马克思幡然醒悟，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这一对理性主义法哲学观具有颠覆意义的立场出发，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哲学观，实现了法哲学观问题上的重大变革。
一
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法哲学思潮，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哲学思想在德国的直接继续和必然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产生以前西方法哲学发展的最高理论成就。
近代德国古典法哲学在法哲学本体论、方法论方面深刻地渗透在早期马克思法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对马克思早期理性主义法哲学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西方法哲学的演变史来看，明确、成熟而系统的法哲学观诞生于近代自然法学派。
近代自然法学派以理性为依据，在构建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围绕着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对于自然状态学说，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指出，从霍布斯开始，关于自然法的哲学学说根本上成了一种关于自然状态的学说。
自然状态的本来特征就是，其中有着不折不扣的权利，而没有什么不折不扣的义务。
自然状态的假设旨在说明自由、平等、安全以及财产是绝对的、普遍的和不依赖于共同体而存在的先验的东西，是绝对有效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存在于公民社会之前，并为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了道德基础。
而社会契约论要说明的是人们通过契约联合成立社会和政府，政府的存在以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为目的。
对此，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圭多·德·拉吉罗说得更为清楚：自然法则论事实上主张，属于个人的权利最初独立于国家之外；国家非但不能创造它，而且唯能对它予以承认。
依据当时抽象的理性主义观点断言，无论从世俗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个人都先于国家。
这种断言在认识历史方面未免粗鲁，却成功地推翻了现存政治制度的基础。
首先是个人，继之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后才出现政治有机体，因而，政治有机体不能摧毁或压制它自己的创造者，相反，个人之所以设计政治有机体，正为了巩固和扩展自己的权利，因而这政治有机体必得服务于个人的目的。
这样，近代自然法学派就把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理解的道德义务性质的自然法，演化为对个人的某些权利加以保护的原则——自然权利的原则，这就使近代自然法理论具有了它自身完全独特的内容，并且在实际上构成了近代法哲学观的基础。
近代自然法学派的法哲学形态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首的德国古典法哲学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法哲学，把近代自然权利理论提升为以自由为核心和最高原则的法哲学。
英国人鲍桑葵指出，康德、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全部政治哲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把自由作为人的实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的，而首先提出这个观念的是卢梭。
康德是德国哲理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在卢梭法哲学观的影响下，康德逐步确立了以人的理性自由为本体的法哲学观。
康德的法哲学观的基础就是实践理性及其所蕴涵的自由意志。
在他看来，意志是主体理性中一种渴望作出决定的能力，它既包括有意的选择行为，也包括单纯愿望的行为，就它可以决定自愿选择的行动而言，它就是实践理性自身。
康德认为，自由法则既是法律的准则，又是道德和伦理的法则。
就这些自由法则仅仅涉及外在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而论，它们被称为法律的准则。
可是，如果它们作为法则，还要求它们本身成为决定我们行为的原则，那么，它们又称为伦理的法则。
在此基础上，康德对个人权利与国家和法的关系作了探讨。
他指出，在人们进入公民状态之前，即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根据自然而享有天赋的权利，即自然的权利。
他把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自然权利看做是公民状态，即社会权利状态的基础，认为这些原则倒并不那么是已经的国家所给定的法则，反而是唯有依据它才有可能符合一般外在人权的纯粹理性原则而建立起一个国家来的法则。
但是，康德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根据纯粹实践理性推演出来的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自然权利并不能保证人们之间不存在意志的冲突。
因此，这就需要众人的意志普遍地联合在一个立法中，而只有那种公共的、集体的和权威的意志才能约束每一个人，因为它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保证。
用康德的话来说，国家的福祉，作为国家最高的善业，它标志着这样一种状态：该国的宪法和权利的原则两者之间获得最高的和谐。
这种状态也就是理性通过绝对命令向我们提出的一项责任。
马克思在大学攻读法学时深受康德的影响。
本着对自然法精神的偏爱，以康德的理性自由主义为基础，马克思想要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新的法哲学体系。
但是在着手创作的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康德的法哲学观中隐藏着应有之法与现有之法之间的严重对立。
这使得马克思意识到不能够像康德和费希特那样在太空中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必须深人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此后，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的主张，借助于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原理，实现了应有之法与现有之法在理性基础上的统一。
对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的影响，黑格尔甚过康德。
按照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法哲学是属于精神哲学阶段中的客观精神环节。
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抽象法，它包含所有权、契约和不法三个环节；第二个阶段是道德，它也有三个环节，即故意和责任，意图和福利，善和良心；第三个阶段是伦理，它是客观精神的真实体现，它同样由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三个环节构成。
在黑格尔看来，法的基础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
它们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
由于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而法的体系则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意志在其发展中经历了绝对普遍的意志、特殊化的意志和真正的意志等三个环节。
法学体系由此分成三个
有机组成部分，即客观意志的法，这是抽象法领域，是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占有财产来实现自己；主观意志的法，这是道德法的领域，是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它表现为行为主体的善与恶的内在信念；客观意志的法和主观意志的法的统一，这是伦理法的领域，是自由意志在更完满、更高级形态上的实现，而最终通过国家这个伦理理念现实化的最高级阶段表现出来。
这样，自由意志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的逻辑行程有序地运动着，它经历了抽象法、道德法和伦理法三个领域，从而使自己成为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性命题。
这样，黑格尔法哲学在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基础上，通过法的概念的自我运动，经过抽象法、道德法和伦理法三个环节，实现了应有之法与现有之法在理性基础上的统一。
黑格尔的应有之法与现有之法在理性基础上的统一，为马克思在认识到康德理想主义法学世界观中的应有与现有相脱节的缺陷之后，开始脱离法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脱离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等内容空洞的法哲学体系，建立某种新的法哲学体系找到了精神依托。
二
受康德和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从大学时代到《莱茵报》前期，马克思逐渐形成了自己早期理性主义的法哲学观。
他既吸收了康德所强调的人的价值与尊严、诉诸自由理性的启蒙思想，又吸取了黑格尔主义的合理内核，从而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强调个人自由思想的决定作用，以自由的理性精神为价值尺度去评判现实的国家法律制度，形成了理『生批判主义的法哲学观。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和法必须是反映自由的肯定的存在，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出版法就应该是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它应该顺应理性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但是，普鲁士政府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违背了理性自由原则，故不包含任何合乎理性的准则，应该予以废止。
1842年6月和7月间，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的整体主义出发，强调国家要按照自由理性维护公民的自由，而公民则要服从理性国家的法律。
他认为，从前的研究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虽然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构想国家的，现代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观念来构想国家的。
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
然而，在关于莱茵省林木盗窃的辩论中，马克思发现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占了上风，让国家丧失应有的理性光辉，国家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国家理性仅仅用法律形式掩饰私人利益。
理性国家竟与世俗社会如此格格不入?这样，现实的世俗社会的物质利益之争，最终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发生怀疑，进而影响了他对整个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信仰。
尔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对马克思等人的世界观形成了新的巨大的冲击。
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用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取代精神，颠倒黑格尔法哲学的形而上学，逐步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彻底背离。
对于西方近代人权观念，马克思最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表现在《莱茵报》时期对近代西方启蒙学者借助自然法理论阐释人权的思想给予了赞颂。
在《德法年鉴》时期，随着马克思的政治立场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对西方近代人权观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由赞颂转向祛魅，消解了西方近代观所宣
扬的理性主义的、普遍的、永恒的人权的神话。
马克思的法哲学本质上是法的形而上学批判。
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主要着力于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其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揭示现代法权的本质及其历史，破除现代法权身上的神话学。
而这个任务和目的的完成，只有在马克思建立了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论时才能真正实现，整个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理论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说明。
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开始从实践的角度反观以往的旧哲学。
他指出：由于以往的旧哲学都不了解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因此，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马克思从实践这一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出发去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把现实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看做是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
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彻底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为新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清算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也正是在“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了第一次较系统的表述，由此也表达了较完整的社会存在论，即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在《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存在论的内容：人们在自己生括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基于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论，马克思在法哲学观上实现了彻底的变革。
具体表现在：第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原则，使马克思揭开了近代法哲学的神秘面纱，也划清了与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界限。
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包括法哲学或法的形而上学，都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近代法哲学作为意识或观念，本身是由近代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是近代市民社会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即使近代法哲学形而上学化了，从而变成了对现实关系的虚幻表现，那么，这也是由于近代市民社会的局限性的物质活动方式和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
第二，马克思立足于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论，强调国家和法是从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国家和法是由市民社会派生出来的，社会的经济
基础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法权关系，从而揭示了现代法权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和本质，彻底颠覆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破除了现代法权的神话学。
第三，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论所包含的历史原则，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向度，也正是有了这种历史向度，马克思才能够进一步划清与法哲学之间、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原则界限。
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法权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破除了现代法权的神话学，划清了与近代法哲学之间的原则界限：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过程，决定了现代法权之异化性质必然被消除；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现代法权之异化性质进行批判的同时，又肯定了现代法权中的积极方面，从而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