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社会的消解及社会建设的难题

蓬玺囫　盖　嘲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单位社会的消解及社会建设的难题　姜地忠，王国伟（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单位曾是Ａ．４ｆ］生活的中轴，在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单位社会逐渐地被消解，“单位人”开始向　“社会人”转变。这一过程的实质是，Ａ．４ｒ］的生活空间、行为模式、利益格局、思想方式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和转变的压力，也就意味着迥异于单位社会的后单位社会的来临。与此同时，社会发展的逻辑和发展的方式也会　

随之而改变。　关键词：单位：单位社会；后单位社会；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６２６Ｘ（２００６）０５—０ｌ１９—０６　

一、

单位的内涵及其演变历程　

对单位问题的研究肇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华尔德（Ａｎｄｒｅｗ　Ｇ．　Ｗａｌｄｅｒ）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　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进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伴随着单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此问题逐渐　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热　点问题。通过对单位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发展进　程的研究，进而从理论上揭示出单位体制的本质特　征（田毅鹏、漆思，２００５：ｌ一２），这是理解我国建国以　来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当前体制改革所面临困境　的一把钥匙。　单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路风（２００３：９１—　１３４）认为“单位是中国社会组织所普遍采取的一种　特殊的组织形式，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　基础”。从单位的类型来讲，可分为党政机关或国家　行政机构、事业单位、企业组织；从单位所有制来　说，单位可分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及私营和　个人体所有制；从单位的级别来说，单位组织按照　科层制原则都被纳入了统一的国家行政序列之中，　并被赋予不同的行政级别，从而在行政权利、资源　分配、利益和机会的获得上均表现出明显的级差　（李路路、李汉林，２００４：２０２—２０４）。李猛等（２００３：　１４３—１４４）人认为“所有组织根据其技术性和仪式性　的强弱构成了一个连续统”，并据此将单位定义为　“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认为“城市内居于　再分配体制中心的技术性最差的事业单位、行政单　位是最典型的‘单位”’。有学者认为“单位是中国社　会组织调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社会长期发　展过程中，单位构成了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　单位”（王沪宁，１９９５）。在这里，笔者所使用的“单　位”特指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企业组织　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单位社会则主要指涉的是　基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最终所形成的一种准“生活共　同体”。　对于单位的起源、形成的时间、发展阶段和最　终的定型，学术界更是莫衷一是。路风（２００３：ｌｌ８—　１２６）强调了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三个阶段对单位体制形成的关键作用。刘建军　（２００２）则认为“单位中国”的建立经历了单位体制　的孕发和铺垫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单位体制的成型　和实验期（１９５３－－１９８７年）两个阶段。而田毅鹏和漆　思（２００５：３０—３４）认为，单位社会经历了１９４８－－１９５３　年的酝酿探索期、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的形成时期、　１９５７－－１９７６年的扩张期和１９８０至今的变异和消解　期。对单位的演变过程的争议，其意义不在于谁是　谁非，而是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旨趣和研究角　度，它更反映出单位研究中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统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姜地忠（１９７８一），男，福建永安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皿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２００６年９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４卷第５期　研究范式的缺乏。尽管在此问题上分歧巨大，但殊　途同归，从目前单位或单位社会面临的挑战来看，　单位或单位社会最终会走向消解。　二、单位社会的消解：后单位社会的来临　２Ｏ世纪５Ｏ年代中期在城市逐渐形成了以单位　为核心集个人生活、福利保障、甚至社会建设于一　体的单位管理体制。这些单位，不仅仅承担着完成　国家下达的经济生产任务，还必须在职工的就业、　福利保障乃至极具隐私性的家庭生活等方面都要　做出妥善的安排。这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单位社　会”。　在单位社会中，单位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生活　的主轴，也就意味着单位必然地会承担着个人的　生、老、病、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所有责任。当这些　责任变成一种相应的义务时，单位的功能也会随之　扩展到城市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功能内化到单位　的内部，必然会增加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和运行的　成本（李培林、张翼，１９９９：４１—５６）。从现时段来看这　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由于单位功能和　社会功能的部分的重叠甚或替代，必然会造成社会　发育和成长不足乃至功能萎缩（王青云，２００３：２６—　３Ｏ）。“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如果说在计划体　制的庇护下还能维存的话，那么当体制的遮蔽被破　除时，不仅是单位而且整个单位社会也随之陷入窘　地。　另一方面，企业目标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　沉重的社会负担，必然会成为遏制企业对经济利益　和效益最大化的诉求，企业社会福利的内在扩张使　企业最终演变为一种“生活的共同体”。企业功能的　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功能的冲突成为始终制约　企业发展的瓶颈。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成为市场活动　的法人实体，作为一个理性人，必然要以最大化经　济利益和效益为宗旨，客观上要求剥离那些与生产　不直接相关的功能，尽量地压减社会成本，从而能　轻装上阵。　另一方面，它既无法摆脱来自单位社　会的“路径依赖”的羁绊，更无法在社会中找到一个　合适的载体能承担起由单位让渡的社会功能，②庞　大的社会成本成为摆脱不了的“烫手山芋”。以下岗　分流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也无法割舍职工对企业的　依恋，由此所形成的震荡不知冲垮了多少国企！　当单位面临着普遍性的生存危机以及随之而　回　来的围绕单位制的改革，使得以单位为中轴的社会　生活体系面临着崩溃和瓦解（华伟，２００１：９１）。这一　方面表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大量的国企的　兼并、破产和有偿转让；另一方面，大批国企职工下　岗、分流并被推向了社会。　这些现象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单位组织不可　能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成为一个诸多功能的复　合体，更不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相反，大量的　社会职能将从企业中剥离出来，职工的社会生活也　将从单位之中分离开来，从而回归到社会。同时，将　企业从社会功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一个　“纯粹”的经济实体，尽管这是一个艰难而又痛苦的　过程；第二，单位制的逐渐消解，这意味着在社会生　活中迥异于单位社会的另一种社会生活形态正在　孕育和形成之中，我将其概括为“后单位社会”，即　以社会或社区为主要生活场域时代的来临。而与此　相关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逻辑也会随　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三、后单位社会的特征　目前，尽管尚难以断言后单位社会来临的确切　临界点，因为由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的过渡将会　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但是从当前的情形还　是能够判定这种发展的趋势以及归纳出由社会底　层群体所体现出的表征。　（一）生活中心由单位向社区转变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通过单位组织，将　自己（的权威和意志）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　实现对社会的统治”；而“单位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国　家统治体制，其意义有些类似于中国社会中的家　族。家族是一个集生产、事业、生活、情感等功能为　一体的‘社会组织”’。而“中国的单位组织，其实质　是将命令权利和财产权利结合起来的国家统治的　

一种组织化工具或手段”（李路路、李汉林，２００４：１—　２Ｏ）。因此，当国家垄断了全社会的所有资源和发展　的机会的时候，在再分配经济中形成了一种单位组　织依赖于国家，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的局面。在没　有其他可替代资源的情况下，个人“生命历程”之中　的各个“时机”和各类“生活事件”（爱尔德，２００４：　４２０—４７２）都围绕着企业这一中轴而得以展开，表现　为个人生、老、病、死等诸方面对单位全面的依赖。　这样单位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性的组织，更是人们生　活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一种准“生活的共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姜地忠，王国伟：单位社会的消解及社会建设的难题　同体”，甚至有的学者将其比作为“中国社会中的家　族”（李路路、李汉林，２００４：１９）。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尤其是国有企业体制改　革的推行，使单位制赖以生存的“制度场”发生了根　本转变。因为在新的“制度场”中，单位本身也面临　着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生存的危机；于是，大量　的国有企业被迫改制或被兼并或破产。在这个浪潮　中，一方面，大量的职工经由下岗分流被推向了社　会，同时企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或主动或被迫地从　企业中剥离出来并抛向了社会；另一方面，国家和　单位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放权让利”以　及一系列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单位组织　的权力明显扩大，而且在鼓励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政策的引导下，游离于体制外的资源日益地丰富　起来。单位的衰落，生活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人们重　新回归了社会，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单位组织　等正式体制之外的社会也出现了大量的资源。资源　来源的多样性，即使人们仍然表现出对单位社会的　无限眷念，但是这种依赖也只是部分性的。在后单　位时代，社区将成为新时期人们生活的中心，即以　社区为载体，社会服务为主要内容、社区基础设施　为平台的社会建设将会逐步地扩展开来。④　（二）社会就业由一元、凝滞的向多元、流动的转　变　为了保证统购统销的政策能顺利地实行，国家　在１９５８年１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　例》，开始实施一种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实　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从社会流动和　人口迁移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国家通过行政权　力限制个人自由流动的一种策略，当然，这种限制　既包括城市——农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甚　至又包括单位与单位之间正常的职业流动。　与此同时，国家控制着所有的就业机会，对全　社会的劳动就业岗位实行计划分配，企业没有自主　用工的权利。在城市国家“继建国初把被接管的人　员‘包下来’之后，１９５６年又把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　‘包下来”’，而此时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　学校的毕业生以及复员转业军人也由国家统一安　置；所有的待业青年纳入统包统配的计划之内，个　人没有任何自主择业的机会（路风，２００３：９１—１３４）。　这样，通过制度和行政命令的手段，适龄工作青年　也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行列，而个人一旦获得了“单　位身份”，相对优越的生活福利保障逐渐消蚀了工　人流动的动力和积极性。　到此为止，整个社会成员的流动已被纳入了国　家制度控制或计划安排之列，体制外的任何自由流　动几乎成为不可能。　社会流动和单位外就业的可能主要取决于“体　制外”资源的多寡和“体制内”利益分配方式的重新　调整；而大中型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则更为这一　进程推波助澜。在市场化进程中，伴随着国有企业　命运多舛，大批的“单位人”不得不向“社会人”转　变，并被直接推向了市场，对于他们来说回到原来　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是没有可能的，朝阳产业　也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孙立平，２００３：　７１）。他们面临着市场选择、淘汰机制，大部分人只　能从事一些边缘性的工作或在“街角劳动力市场”　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王国伟，２００５）。但新生的　劳动力群体，他们择业的标准、选择的内容趋于多　元，选择的意愿倾向于双向，这部分人更愿意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