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乎情_止乎礼义_论王实甫_西厢记_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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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第6期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5 No.6
2007年11月JOURNALOFGUIZ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Nov.2007
发乎情,止乎礼义———论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邹 尤(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贵阳550004)
摘 要:近几十年来关于王实甫《西厢记》思想的看法,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西厢记》是反封建的。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识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重新认识。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的约束中挣扎、以“义”为支撑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为婚姻———也就是回归“礼”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婚姻与礼的分裂和婚姻与义的结合”、“义与礼的冲突”、“冲破礼对心灵的束缚,走向情与义统一”、“情义与礼统一”五个重要步骤。通过这些情节安排王实甫《西厢记》清楚地展现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关键词:西厢记;主题;发乎情;止乎礼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7)06-0078-06
近几十年来关于王实甫《西厢记》思想的看法,基本上众口一词认为《西厢记》是反封建的。兹略举几例,以窥一斑:
“《王西厢》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的。作品在这一矛盾冲突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丑陋和虚伪,赞美了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反封建斗争,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1](P64)
“《王西厢》也是通过崔、张二人双双追求幸福爱情并最终获得美满结果的动人故事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统治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思想。”[1](P70)
“《王西厢》主题的深化和提高主要是通过加强封建礼教统治者和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实现的。”[2](P70)“《西厢记》则反对‘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反对凭借金钱或权力来威迫利诱而成的买卖婚姻,反对扼杀青年男女真挚爱情,强权主义,从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张,提倡人性的解放。全部情节主要是环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团》写张生、莺莺最后终于战胜封建顽固的势力,成为正式的夫妇,以大团圆的喜剧形式收场,表示了反封建的胜利。”[3]“《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反映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反对封建专制的优秀剧作。”[4]以上各种说法,在《西厢记》反对的对象上有些含混。有说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有说反对“封建礼教统治”、有说反对“封建专制”、有说“反封建”、有说反对“强权主义”的。越说越笼统,越说越空泛。把崔莺莺张珙二人认定为婚姻变革的先驱、把王实甫认定为反封建、反强权主义倡导者,是以今范古的做法。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这种观点有了微妙的变化,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纂的《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中谈到:“《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集中反对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后立即补充“它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主义本身提出任何异议”。“对封建主义本身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那《西厢记》到底反对什么呢?“封建礼教”和“封建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种矛盾、含混的说法显示了人们在《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认识上所处的困境,也透露了人们需要对《西厢记》的主题思想重新认识。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剧本,是为戏班在舞台上演出而作的,而戏班的演出是商业性的,当然就离不开观众。观众是戏班生存的基础,因而吸引观众是剧本创作的重要目的。戏剧的情节无论怎样离奇,它的思想一定要与观众符合,否则就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就会失去观众。王实甫《西厢记》在元明清三代都拥有众多的观众,历久不衰,除了该剧富于文采、情节曲折以外,它的主”题思想与中国古代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念相吻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该剧具有“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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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 尤(1970-),男,贵州遵义人,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礼”、“情”与“义”、“礼”与“义”的冲突和最终统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它才在几百年里历久不衰,
拥有广泛的观众和读者。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二人从相爱到结成婚姻经历了一个在“礼”的约束中挣扎、以“义”为支撑冲破“礼”的约束而结合,到最终结为婚姻———也就是回归“礼”的过程。我们若对《西厢记》情节的进行分析,从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婚姻与“礼”的分离和婚姻与“义”的结合、“义”与“礼”的冲突、冲破“礼”对心灵的束缚,走向“情”与“义”的统一、“情”“义”与“礼”统一五个方面梳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实甫《西厢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题思想。一、最初的“情”与“礼”的冲突、“礼”对人们外在行为的约束———“发乎情,止乎礼”崔莺莺、张珙同床共枕以前曾八次相见。每一次相见,感情就往前推进一层。他们的结合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可是他们的感情交往一直受到礼的约束。这在在孙飞虎抢亲、崔家以婚姻为悬赏退贼以前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期间崔张二人的交往可以概括为“以情始、以礼终”,即“发乎情、止乎礼”。兹列举如下:
第一次相见是第一本第一折中,张珙在佛殿瞥见崔莺莺,立刻有了“正撞见五百年前风流业冤”的感叹,而崔自从这一次见了张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第二本第一折)。二人一见钟情,相互吸引。正在这时红娘却对崔莺莺说道“那壁有人,咱家去来”。这便是对崔莺莺申之以礼。崔莺莺听了后立即离去,虽然在离去前的瞬间回顾张珙(“旦回顾觑末下”),
也算不得是越礼。第一次相见以感情的触发始,以“礼”的约束终,是第一次“情与礼的冲突”的具体表现。第一次相见后,张珙相思已深。在第一本第二折中,张珙看见红娘便想起崔莺莺,自报姓名籍贯婚姻状况,主动向红娘施放个人背景信息,并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娘的回答则是申之以礼。红娘首先说张珙应守礼:“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次告诉张珙崔家也是严格守礼的:“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最后红娘将守礼具体化,告诉张珙崔家老夫人郑氏对于崔莺莺上次游佛殿遇陌生人(张珙)一事儿的态度:“(郑氏)召立莺莺於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这是第二次“情”与“礼”的冲突。通过红娘之口展示了“礼”的威严与力量。张珙一旦在感情的支配下稍有越礼倾向,
“礼”的约束性立即显露。第一本第三折中,两人第二次相遇。先是崔莺莺与红娘在花园里烧香,张珙在隔墙窥视,偷听到崔莺莺的祝告后,吟诗试探她。张诗云:“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听到张珙的吟诵后的反应则是“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崔诗云:“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二人吟诗唱和,互诉倾慕之情。从表面上看,各吟各的诗,并不算是违礼。可是这种行为正暗中冲击着礼的堤防。从第一次相遇只是眉目传情、互有好感,到这次相遇作语言交流,二人情感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崔莺莺的和诗显现了她不仅仅是外秀,而且中慧。这引得张珙完全忘了礼的堤防,立即要撞出去见崔,“看他说甚么”,而崔莺莺则是情不自禁:“我拽起罗衫欲行”,要去见张珙。就在已经能看见张“陪着笑脸儿相迎”时,红娘突然开口,重申礼防,喊出“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红娘这一喊,崔莺莺只得离开。离开时她再次回顾张珙,不舍之情流露无余,并且还抱怨红娘:“不做美的红娘太浅情”。这次相见后,当时的情景久久萦绕于崔莺莺的心中———“想着他昨夜诗,依前韵,酬和得清新”。这是第三次“情”与“礼”的冲突,也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具体表现。第三次相遇是在第一本第四折作法事时。为与崔莺莺再见面,张珙费尽心思想出“带一分斋,追荐父母”这个办法。张珙参与佛事是假,与崔莺莺相见是真。在喧闹的佛事过程中,张珙对崔莺莺的爱已是深入骨髓,竟然不能容忍别人偷看她(“发乎情”)。可是由于佛殿上人多杂乱,使他不能接近崔莺莺(被社会规范约束,“止乎礼”)。
以上分析显示,崔莺莺、张珙内心的爱情虽在增长,可是外在的行为却受到“礼”的严格规范。可见《王西厢》对崔莺莺、张珙关系的处理,是遵循着“发乎情、止乎礼”的原则的。崔莺莺、张珙二人的具体处境,使得他们的爱情要从合礼的途径走向婚姻是困难的。因为婚姻虽是男女双方互为配偶的结合,可是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所以男女两性结合,确立婚姻关系,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要有被社会所承认的形式,才能成为婚姻。那么,崔莺莺、张珙二人如何才能从爱情走向婚姻呢?
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是站在父权家长制的立场来对待婚姻伦理关系的,所以主张“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关于结婚的形式,是采用仪式制,婚姻成立的条件须满足“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具体如下:
纳采 俗称议婚或说媒,请媒人到女方说媒,了解女方的心意,看看这门亲事有没有成功的希望。问名 俗称「合八字」,以媒人为中介,男、女双方交换庚帖,并卜占婚姻凶吉。纳吉 也就是订婚,问名后如果卜得吉兆,男方就请媒人到女方家致赠礼物,并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徵 男方家选定吉日以聘礼送给女方家举行订婚大礼。请期 俗称择日,即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方家,求其同意。亲迎 正式举行婚礼。即。择定黄道吉日,并由媒人奉送双方同意后,新郎亲至女家迎娶结婚的“六礼”虽然复杂,但・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