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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活用\素材万花筒□编辑/王莹卢望军“词中之龙”字稼轩，下的济南，曾参加起义军，在军中担任掌书记。
的柔情，朝廷禁止朋友、门人为其送对国家忠义，对朋友仗义，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诗词卡片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辛弃疾在黄沙道上行走的那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夜晚？那该是一个晴朗的夏夜。
月光也许刚挣脱了云层或者远山的束缚，坦坦荡荡地露出脸盘。
那个瞬间，如水银乍泄、宝镜初开，惊起枝头的宿鸟。
这只睡眼惺忪的鸟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懵懵懂懂地绕着枝头打转。
它与大唐王朝那只“时鸣春涧中”的小鸟，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它们的叫声寂静了整个夜晚。
一只鸟，被月光唤醒，欣然振翅，不是惊吓，而是惊喜。
在暑热渐渐消退的夏夜，在这白天繁华、晚上安静的黄沙官道上，稼轩一个人，就一个人，与夜色同行，脚步轻快，心情轻松。
下两三点雨又有何妨！有人说，“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体现了他的喜悦——不是因为躲雨，而是一种“原来你还在这里、原来我已经到了这里”的会心一笑，嘴角上扬。
26素材万花筒\素材活用在黄沙道中这一夜，辛弃疾不是“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的青年豪杰，不是醉里挑灯看剑的失意英雄，不是男儿到死心如铁的抗金名将。
他就是一个赶路人，迈着或快或慢的步伐，走在那一夜的黄沙道上，以独行的姿态，会晤了清风、明月，听取了蝉鸣、蛙声，闻到了若有若无的稻花香，然后，定格了与旧时茅店重逢的刹那间的淡淡喜悦。
内心丰富，进退自如，张弛有度，这是辛弃疾，也是古代文人的浪漫。
他说，瘫软的南宋，没有一个辽阔的沙场，可以让我策马杀敌，最起码，要造一个无垠的心域，安放生活的多彩多姿。
词人辛弃疾的可爱之处在于，既能上马杀贼、下马策论，气吞万里如虎，又像一个真正的农民，关心粮食和蔬菜，听白发翁媪的吴音软语，听稻花香里蛙声一片。
从《永遇·千古江山》看辛弃疾词作中的典故运用从《永遇·千古江山》看辛弃疾词作中的典故运用辛弃疾在词作中用典之所以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在历史上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关健就在于词作中把典故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历史发展趋势及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了进步的思想内容，从而使他那种进步的政治理想，统一祖国，恢复中原的思想感情得到了充分地表达，使词作充满了引人入胜，鼓舞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典故本身，有其客观的历史内容。
典故用得好，不只在于类比贴切。
而更大的好处在于借古人，古语，古事抒发了现实人的思想感情，赋予朝气蓬勃的新义。
通过好的，恰切的典故暗示和启发，可以大大丰富作品中的想象，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饱含无穷无尽的容量。
纵观辛弃疾的一生，他生活于宋金对峙的南宋，在这个乱世中，他终身把恢复中原做为己任。
无论是率领义军抗今，活捉判贼，呈献“万字平戎对策”创建飞虎军……都可以说明爱国思想是他一生的行动指南。
这一点在其作中可以找到，特别是爱国词作的典故运用，更能很好的说明。
一：立意高远，影射现实，充分表达了作者渴望抗战的急迫心情。
《涌遇乐·千古江山》一词，通过历史上武功卓著的英雄人物的仰慕和歌颂。
表达了他渴望抗战的心情，词作开篇写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射歌台，风流总被，雨打吹去。
斜阳草树，寻长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是词中的第一处用典。
在这里词人登上北固亭缅怀往古，念天地之悠悠，思古抚今，不胜感叹！他首先想到了做镇东南，在京口打退来自北方的强敌孙权，接着又想起了刘裕。
在那偏西的太阳照耀着的草木丛生的荒凉去处，有普通百姓居住的街巷，南朝的宋武帝刘裕曾经住在这里。
他早年起兵京口，平定桓玄叛乱，又曾统帅大军北伐占据中原的鲜卑族，先后灭南燕，后秦，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回想那时的情况刘裕的大军兵强马壮，刀枪箭戢，金光闪闪，那威悟雄壮的姿态，简直如猛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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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一篇：略论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马革裹尸当自誓，男儿到死心如铁——略论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的英姿崛起于南宋词坛的辛弃疾，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这位创辟一代词风的大词人，在他的《稼轩长短句》中，处处强烈地表露着对“算整顿乾坤终有时”①的执着追求以及“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壮志难酬的悲慨。
辛弃疾在其著名的政论《九议》中说到：“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
“气”就是一种精神，就是慷慨英壮的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
他的词作所表现的“写尽胸中磈磊未全平”（《江神子》）的“稼轩风”②，正是“临卒大呼杀贼数声而止③”的英雄气在艺术上的体现。
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
辛弃疾的一生是面对山河破碎、南北分裂的年代，“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梦寐以求抗御外侮、恢复统一的一生。
在他出生前十三年，北宋王朝已沦亡在金奴隶主贵族的铁蹄之下；他出世的第二年，南宋王朝与金国订立了可耻的“绍兴和议”。
“和议”划定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宋金疆界，岁贡金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宋高宗赵构乞和媚敌竟至于奉表哀告：“既蒙恩造，许备藩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这是一个充满血泪和耻辱的时代。
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辛弃疾很早就有起兵抗金的抱负。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年），金主完颜亮又一次大举南犯。
河北山东的广大人民从后方聚兵痛击侵扰者，牵制着金军的南下。
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乘时自奋”，组织了二千人马投入耿京的义军。
不久，耿京被叛徒谋害，辛弃疾怀抱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宏愿来到南方。
谁知，却从此中断了他沙场杀敌、重见中原父老的机缘。
在南归后四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里备遭打击，屡被贬斥，辛弃疾几乎有一半的时间罢黜闲居在江西上饶的带湖和铅山的瓢泉，最后饮恨而逝。
“硬语盘空谁来听？”辛弃疾将其南归后所积郁在胸的一腔悲愤全部倾注进了《稼轩长短句》中。
论辛弃疾词作的爱国主义精神[内容摘要]：辛弃疾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抗战复国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无根之木、无花之果，这与他特殊的时代背景、个人的生活环境以及自身的努力息息相关。
而历代英杰便是他追寻的榜样和受伤后汲取养料的源泉。
虽然“不为众人所容”，受尽倾轧排斥，但仍旧有着一颗坚定的爱国之心；尽管现实很无奈，他却在自己的天空中尽情地将自己那一翻爱国主义热情和那一腔悲愤倾注于《稼轩长短句》。
[关键词]：辛词爱国主义精神影响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因出生于金人占领区，自幼就对金人的残暴“耳濡目染”，加之在父辈的引领下“登高望远，指画山河”1，从小他就以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为己任，从而在他心中形成了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的人生格言。
南归时他抱着爱国之心，施展雄才将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2的理想。
然而南宋王朝自隆兴元年（1163）符离之役失败后，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自己英雄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使得自己空有进取精神和抗战复国的政治主张。
在南渡以来，他“不为众人所容”，受尽排斥，不被朝廷重用，报国之心无处施展，满腹经纶无用武之地。
“硬语盘空谁来听？”辛弃疾只能将自己的那一翻爱国主义热情和其南归后所积郁的满腔悲愤倾注进《稼轩长短句》中。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辛词最主要的特点，但他也对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唐宋以来，词的内容一般都是写风月闲情、流连光景的感受。
风格柔靡，题材狭小。
北宋后期虽然也出现了苏轼这样题材较为扩大，风格比较豪放的作家，但毕竟仍然局限于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涉及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较少。
辛弃疾则将词的内容从莺歌燕舞中解放出来，拓展到家国天下、山野田园各个领域，开创了“以论为词”，刚柔交融和摧刚为柔的新风格。
下面就让我们去探索一下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的世界，去领略他光辉的爱国主义情怀。
浅谈辛弃疾婉约词：壮阔豪迈里的婉转清丽在两宋词坛中，无论是对于词作题材的开拓，还是词作的艺术成就，辛弃疾的重要地位都是无可撼动的。
多年以来的战场生活与豪迈的爱国情思，让现存的六百多首辛词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军旅生涯、政治忧思为题材，因此也造就了辛弃疾作为豪放派代表人物的名号。
辛弃疾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辛弃疾的婉约词同样也具有很突出的艺术成就，唐代范开曾在《唐宋词集序跋汇编》中形容辛弃疾的婉约词“清而丽，婉而妩媚”。
豪放与婉约，看似天差地别的词风，却在辛弃疾的词作当中如此纯熟地交织在一起，他以豪迈之气度深化着婉约词，拓深了婉约词的格调境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
题材涉猎的广泛辛弃疾的婉约词所涉猎的题材非常之广。
他并没有将抒情的对象仅仅停留在花间、在情伤之中，而是将爱情、闲情、闺情等融汇在一起。
在这些词作中，值得注意的是，稼轩笔下出现了非常多的女性形象。
不论是典故中的非凡的女性，还是日常生活中容易见得的寻常人家，都被稼轩词所包揽。
丰富的女性形象体现了稼轩性情中细腻的一面，如写他与歌妓交游的一些作品。
稼轩词有不少是写艳情的，其中直接以歌女为题材的就有8首。
在这些词作中，他十分擅长描写这些美丽歌女的形象，如《如梦令·赠歌者》中，“韵胜仙风缥缈，的皪娇波宜笑。
”将年轻女子曼妙的风韵描画地淋漓尽致。
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辛弃疾也如宋时风气那般将歌舞女子视作助兴赏乐的佳人，但是在他的一首《鹧鸪天·和人韵，有所赠》中，却流露出对于歌妓不幸遭遇的同情。
该词作表现了女子被耽于玩乐的公子玩弄抛弃后的伤情。
写出了女子被薄辛人所负后的落寞哀伤。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于歌女遭遇的同情。
同时在另一部分词中，通过知名的历史女性形象展现了他写情却不柔绮的他慷慨任气，多以陈阿娇、王昭君、玉环飞燕、西子、虞姬等人物的不凡事迹来抒发心中忧愁，看似柔情，实则豪情满怀。
玉环飞燕节令词和咏物词也是稼轩婉约词的重要内容。
浅论辛弃疾词中的用典艺术作者：陈师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03期摘 ;要：辛弃疾是宋代善于用典的伟大词人，与苏轼成为“苏辛”，很好的发扬了苏轼豪放的风格，稼轩词的用典艺术，是建立在博学、饱览群书的基礎上，对于古人的故事用为自己所用。
辛弃疾能用典的特点不是“为了用典而用”的俗套，而是为了深深包蕴自己的感情。
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本文以稼轩词中出现的众多的用典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用典人物以及故事内涵的分析，通过对其中用典故事的选取的研究，由此看出，辛弃疾创造性地丰富了词的创作，也更深刻地传达出词人胸中伟大的爱国情怀的可贵情感。
[1]关键词：辛弃疾;词;典故;用典艺术[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3-0-01一、用典艺术以及稼轩词的用典的特色（一）用典的内涵用典也就是指运用历史的典论故事，是指在创作诗词中词人运用历史人物以及故事或者经史子集等运用到自己创作中为自己所用的总称，按照用典的不同分为经史子集典故和历史人物轮滑，按照用法的不同则分为正用典、反向用典、典议混用等，不仅被应用到词的创作当中，也被诗词文广泛运用到，在诗词创作中中比较常见的是历史故事以及经史子集都有很多的运用之处。
（二）辛弃疾用典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爱国情怀。
辛弃疾从小便博学、爱学、广泛读书，少年时期还一直胸怀大志，曾登楼“欲说还休”，他“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伟大”的爱国情怀始终在词中体现。
辛弃疾能坚守正义、丹胆赤骨的人，那面相自然是十分正直、叱咤风云的形象，他希望朝廷能像京口的孙权英雄皇帝一样，能够过来找他。
[1]他既没有在官场生活中泯灭自我，也没有在南宋昏聩的时局贤就倒向了投降派。
他秉持着自己的本性，在辛弃疾看来，放弃复国是不应该不明智的，而“偏安一隅”的皇帝实在是让他感到无力。
如稼轩的词中有个写《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历史的皇帝这样的英雄人物被他用的没有一点雕琢痕迹，他其实这样写是想宋室的皇帝也能选择复国，像古代那样才略建树、英雄遗风的皇帝那样带兵驰骋疆场的刘裕等的仰慕之情。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试论辛弃疾的咏史词专业班级：汉语言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辛弃疾（1140—1207），初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
南宋爱国将领，著名词人，著有《稼轩词》。
他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以抗金为己仁，却屡遭打击，壮志难酬。
于是一腔忠愤，满腹幽怨郁结于怀，发泄于词。
他继苏轼“以诗为词”之后，大胆革新，“以文为词”，开创了风格独特的“稼轩体”。
他的词才气纵横、笔力超拔、题材广泛、表现力极强。
其传世之作有620多首，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是数量最多的一家，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也是词史上熠熠闪光的伟大词人之一。
辛弃疾的一生可以说是失意英雄的一生。
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南共北，正分裂”的时代，是汉民族生存与发展遭遇极大危机的时代。
在他青年时期祖父辛赞就常引领其“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1]，这在辛弃疾的幼小心灵里种下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还曾多次赴京应试，谛观形式，为抗金作准备。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22岁的他应和耿京也揭竿而起，得知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他以50名骑兵直奔有五万之众的金兵营地，活捉张安国。
他不仅有着英雄胆略，也深谋远虑，智略超群，26岁时不顾官职低微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31岁进献《九议》，全方位地陈述任人用兵之道，谋划富国中兴的大计，显示出非凡的济世才能，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家，一个战略家。
加上他还生在宋金双方持续不断斗争之时，依照正常的道理来说，他应当为南宋亟需的人才，南宋王朝应当把他拔擢到对金的军事决策的机构当中，使之运筹帷幄，大显身手。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都是具有许多曲折和波澜。
辛弃疾是在南宋政权建立了三十多年之后才从金国投奔南宋的，是被南宋的最高统治视为归正人而加以歧视，乃有意无意地加以排挤抑制。
因此，他在23岁南归前十年只被任命为小小的江阴佥判，广德军通判，建康通判以及司农主簿等职，无缘筹措抗金恢复大计。
乾道八年（1172年）开始南归的第二个十年，他由滁州知州而升任提点刑狱，由转运副使而晋升安抚使。
辛弃疾每任时间都不长，从29岁到42岁，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这些都使他无法在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
从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到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在这漫长的二十年内，只在光宗绍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年）又出任福建路提刑、太府寺卿和福建路安抚使，由于他的傲岸不屈，刚正独立的个性使他常常遭人妒忌谗言和排挤因而其余十数年全是投闲置散，居处在上饶的带湖之滨和铅山的瓢泉之旁，“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2]，穷年累月流连光景，藉写作歌词作为倾吐胸臆之具，于是积成数以百计的大小篇章。
从嘉泰三年（1203年）夏到开禧元年（1205年）秋，他怀着建功立业的希望再度出山先后被用为绍兴和镇江两地的知府，但却并未得到重用。
开禧元年秋他怀着“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3]的绝望心情回到铅山，开禧三年（1207年）秋含恨而逝。
本论文选取了辛弃疾词中比较独特的咏史词作为研究对象。
那首先对它的相关概念作出较明确的界说。
目前学术界对于“咏史”、“怀古”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定位存在较大分歧，因它们之间既有差别，又有某种重叠。
依据不同的评判标准，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现在学术界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主张怀古与咏史分立，更多关注两者的不同之处。
如：降大任在其《试论我国古代咏史诗》中概括道：“咏史诗是直接由古人古事的材料发端来创作的，怀古诗则需有历史遗迹、遗址或某一地点、地域为依托，连及吟咏与之有关的历史题材。
”[4]即持此说。
韩国学者车柱环在其《北宋怀古词小考》文中就主张把咏史词与怀古词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题材内容看待。
另一种主张模糊二者界限，将之统一为“咏史”，沈祖棻也认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有所谓览古或怀古的作品，就其题目而论，虽属地理范围，但既是古迹，必然具有历史意义，所以它们在实质上是一种咏史诗。
”[5]刘扬忠认为怀古词和咏史词在“发思古之幽情和借古言怀这个根本点上是一致的”。
[6]咏史与怀古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想做过细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就如施蛰存在论咏史与怀古诗的微妙关系时所言：“游览古迹而触发感慨的，属于怀古。
只有客观地赋咏历史人物或事实，或加以评论，或给前人的史论提出翻案意见。
这才是本色的咏史诗。
但这样的咏史诗，也还很难与咏怀或怀古分清界限。
诗人笔下总有感情，绝对客观的咏史诗，毫无意义，恐怕许多诗人都不屑下笔。
”[7]这段话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咏史与怀古词很有借鉴作用的。
钱仲年论词之咏史说得最好：“吊古之作要能寄寓作者自身深远的思想感情，才算是上乘。
否则只是为吊古而吊古，填砌一些历史故实，看不出有时代的面貌与作者的我在内，就没有多大意义。
”[8]本文研究之咏史词就采取比较宽泛意义上的界定，既有广义的咏史词定义，即除了那种以直接写古人古事，以抒发怀抱之外，也有对历史兴亡的哲理思考、或借古咏怀，或化用前任诗句表达历史议论，或不见具体史事，只是抒发了物是人非，古今如梦之感，都划归咏史词的范畴，这些不同的类别主要是历史兴亡之感的触发物不同而导致的分别。
而他们共同点都在于以古代历史人物，时间等作为生命情绪的寄托。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诗歌以咏史名篇者，始于班固，班固的是咏缇莹救父的，语言枯燥，缺乏形象性，所以被锺嵘讥为“质木无文”。
[9]到了西晋的左思，才打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开创了“名为咏史，实为咏怀”[10]的先河。
咏史词的发展，起步比咏史诗高得多，这是因为它借助了咏史诗的写作经验．跳过了“质木无文”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使它一出现在词坛，便不同凡响。
咏史词是在唐代产生，而后发扬广大的。
从现存的唐五代词来看，题名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尽管这首词的作者众说纷纭，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他是唐怀古词的开山之作。
唐代的咏史词还有刘禹锡《杨柳枝》，薛绍蕴的《浣溪沙》等。
唐五代的词由于主要是小令，限制了咏史词的发展，使其内容终显单薄，艺术表现力度不够，但是这种尝试为后来的发展做了很好的摸索。
到了宋代，由于宋代士大夫对历史的重视，并由此形成的强烈历史意识和培养的充沛的文化底气，影响及于咏史词，提高了咏史词的境界，在内容深度和广度以及风格多样性方面都有着空前的开拓。
从体制上来看，唐五代咏史词皆为小令，到宋代随着词体的逐步开拓，字数较多的长调渐次出现，并为词家广泛采用。
从作者群来看，极为广泛，既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爱国将领和爱国志士等。
从内容上来说，十分丰富，最显著的特点是增强了现实性，作者们自觉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引亢高歌，从不同角度借古喻今，关心时事。
具体来看北宋由于政治比较安定，咏史词数量不是很多。
在题材上除了沿袭唐五代的楚汉争霸、吴越旧事、六朝事、天宝遗事，同时也拓展了三国史实、汉朝史实、隋朝史实、商周朝史实以及一部分文人诗文作品中的题材，在初期时多是对历史的追忆，很少与现实相联系，如李冠的《六州歌头》。
到了中后期词人开始结合自身遭遇使得创作更加深入，但只是和个人有联系而已。
如王安石的《桂枝香》，周邦彦的《西河》（大石·金陵），《西河》（长安道），秦观的《望海潮》（星分斗牛），贺铸的《台城游》（水调歌头）等，贺铸是北宋写咏史词最多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揭开了宋词的新路，突破了音乐的束缚，变唱词为文学的词。
时至南宋，统治阶层异常软弱，加之外患连连、内部倾轧不断，文人施展抱负的机会比北宋少了很多。
来自于内忧外患和自身价值实现需要的忧患意识更浓厚。
因而，南宋咏史词作者善于选取那些对当政者有所激励、鞭策、启发的题材入词，借和南宋有某种相通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来达到借古喻今、借古鉴今的目的，空叹兴亡的少了，与时局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感慨也更加深沉，是整个宋代咏史词发展的一个高潮。
有名的有抗金名将李纲的《六么令》（长江千里），《雨霖铃》(明皇幸西蜀)等。
到了辛弃疾他用咏史词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是咏史词最多成就最大的，如他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还有吴文英的《木兰花慢·重游虎丘》等，也有了隐逸题材的咏史词。
宋以后的咏史词，有继承也有发展。
金元时期较为突出的有金代元好问的《江城子》(众人皆罪屈原醒)和仆散汝弼的《风流子》(三郎年少客)。
八百多年来，辛弃疾研究的工作从未间断。
大体说来，南宋较盛，元明衰而不废，清代复兴，现代显著，解放后则更加广泛深入。
从建国初至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研究者大多将注意力放在对辛弃疾词的“爱国思想”的赞颂上，此时的研究方法机械、单一，只有少数文章较有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方法多样化了，视角也广了，如对稼轩体的研究, 对辛词意象的研究, 对辛词咏物词的研究, 辛词的用典特色, 苏辛词的异同, 辛弃疾对陶渊明、屈原、庄子的继承，关于词词作的版本，关于其年谱的研究等。
对于辛词的语言、用韵等方面也多有关注, 辛词对后世词坛的影响, 辛派词人、辛词的美学特征等。
也有从美学、心理学的视角从事研究者,如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对辛词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细致剖析。
张廷杰《简论辛弃疾的归隐思想》则对辛词中的归隐之思作了历史剖析。
吴熊和在《唐宋词通论》中指出摧刚为揉，心危词苦，尤为辛词中的独创的风格。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认为，稼轩体“雄豪、博大、隽峭”，[11]并从审美角度提出了“高峰体验”说。
杨海明从创作主体入手，深刻分析了其内在气质对创作形式及风格的影响。
其《唐宋词史》认为，稼轩词最突出的个性是“充满着一股无处不有的生气，这股生气既是一种狂放的精神，而表现形式便是“以气入词”，这股生气导致了稼轩词艺术形式的“解放”与语言的“换班”，词风“亦刚亦柔”、“亦庄亦谐”以及“男子汉”的风格，“悲凉”和富有“野性”的美感。
[12]在辛词分类研究方面成果也较多。
如顾之京《辛弃疾农村词篇什探究》，薛祥生《稼轩词物词刍议》，张忠刚、董利伟《论辛弃疾的恋情词》，李晋棠、陈北祥先生《稼轩祝寿词思想内容评析》，陆永品《论辛弃疾的哲理诗词》，郭太安《社会·人·瞬间—读辛弃疾的怀古词》，也对送别词、隐逸词、酬唱词等进行了分析、论述，各有价值。
对辛弃疾咏史词的研究就辛弃疾所写的这些歌词的形式和它的内容来说，“其题材之广阔，题材之多种多样，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铺陈事实或讲说道理，有的‘委婉清丽’，有的‘秾纤绵密’，有的‘奋发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丰富多彩也是两宋其他其人所不能比拟的。
”[13]现就今人研究的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对咏史词内容的研究八十年代后除了辛弃疾的爱国词，豪放词，婉约词等研究之后，辛词的咏史还是很新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