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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在取得抗击新冠疫情重大战略性成果的时候，我们应当深刻反思的不仅是“灾难”本身，而是应当透过疫情的“偶然”反思其背后的“必然”，透过疫情的“特殊”反思到其背后“一般”，从而举一反三，对现代社会重大风险防患于未然，在现代社会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确保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这艘中华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一、风险社会重大风险发生是常态“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这个仿佛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权威提出并论证的理论命题，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做出预言并进行论证。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入研究、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和潜在的社会风险。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人与人（社会）的关系紧张、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紧张，使现代社会形成、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潜藏着一定的社会风险。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自然力的征服。
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气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2]；“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魔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现代社会“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现代社会重大风险的国家治理方法论探析■田鹏颖【提要】现代社会所处时代的特殊背景、社会有机体高度整合的特殊结构、面对的全球化的特殊挑战、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紧张，使现代社会重大风险发生可能成为常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已经成为我们面对的重大时代问题。
必须正确把握党、政、军、民、学关系，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正确把握制度、理论、实践的关系，把制度优势作为根本优势；必须正确把握法律、教育、伦理等关系，把法律体系挺在前面；必须正确把握“伟大斗争”和日常工作关系，把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必须正确把握人、自然、社会关系，把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重要逻辑入口，从而做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稳致远。
贝克风险社会第七章、第八章读书笔记贝克《风险社会》第七、第八章读书笔记一、引言在贝克的《风险社会》中，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探讨了社会风险的政治学和城市风险的政治学。
这两章深入剖析了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对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代社会面临的风险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风险的政治学第七章主要围绕着社会风险以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论述。
贝克指出，风险是一种社会构造，是一种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社会现象。
在当代社会，政治行为不再只是针对权力和利益的斗争，更多地是围绕着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展开。
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政治过程和政治格局，成为政治议程上的重要内容。
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政治学”，强调了政治在风险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政治决策对风险管理的影响。
在这一章中，贝克引用了大量的案例和数据，深入分析了风险社会对政治的冲击。
他提到了核电站事故、环境污染等与风险相关的事件，揭示了这些事件对政治体系和政治决策的影响。
他还探讨了不同利益主体在风险问题上的角色和行为，强调了政治力量在风险管理中的不可或缺性。
三、城市风险的政治学第八章聚焦于城市的风险政治学，贝克认为城市是风险积聚的场所，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城市不仅是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的集中地，也是政治力量争夺和配置的重要舞台。
贝克提出了“城市风险的政治学”概念，探讨了城市环境中政治决策对风险治理的影响，以及城市居民在风险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
在这一章中，贝克对城市风险进行了深入挖掘和分析。
他讨论了城市发展中的风险问题，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自然灾害等，突出了城市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他还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城市风险管理中的政治力量争夺和权力运行，探讨了政治体系在城市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和责任。
四、总结与回顾贝克的《风险社会》第七、第八章着重探讨了社会风险的政治学和城市风险的政治学，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这两章深入剖析了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在论述中贯穿了对政治学的思考和批判。
社会治理中的风险如何有效防控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其中风险的防控至关重要。
在当今社会，各种风险因素交织，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
如何有效防控这些风险，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要有效防控社会治理中的风险，首先需要清晰地认识风险的来源和类型。
社会治理中的风险可以大致分为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等。
自然风险包括地震、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这些灾害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巨大的破坏力。
社会风险涵盖了社会治安问题、公共卫生事件、群体事件等，这些问题可能源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
经济风险则包含了金融危机、市场波动、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等，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深入了解风险的特点也是防控的关键。
比如，有些风险具有突发性，如突发事件和公共卫生危机，需要我们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有些风险则具有潜伏性和累积性，如社会矛盾和经济结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日常监测和预警，做到早发现、早解决。
加强制度建设是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能够为风险防控提供明确的规范和依据。
在社会治理中，要不断完善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确保各项工作有法可依。
同时，建立健全的责任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和部门在风险防控中的职责，避免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提升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快速收集、分析和处理能力对于风险防控至关重要。
通过建立综合性的信息平台，整合来自各个领域的数据，运用数据分析技术，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风险的趋势和规律，提前做出预判和应对。
强化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风险防控的重要环节。
社会是由广大民众组成的，他们对身边的风险往往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和认识。
因此，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风险防控，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例如，在社区层面，可以组织志愿者队伍参与治安巡逻、灾害救援等工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听取公众的声音，使政策更加符合实际需求和公众利益。
社会治理中的风险如何有效防控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而又关键的领域，其中风险的防控至关重要。
在当今社会，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交织，使得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挑战。
有效的风险防控不仅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能为人民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
首先，要明确社会治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类型。
这些风险涵盖了多个方面，如社会治安风险、公共卫生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经济金融风险以及网络安全风险等。
社会治安风险可能包括犯罪活动的增加、社会矛盾的激化等；公共卫生风险如传染病的爆发、食品安全问题等；自然灾害风险像地震、洪水、台风等；经济金融风险有市场波动、债务危机等；网络安全风险则涉及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
对于社会治安风险的防控，加强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是关键。
这需要加大对警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警察的执法能力和素质。
同时，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加强社区治安管理，鼓励居民参与治安防范工作。
另外，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监控摄像头、大数据分析等，提高对治安风险的监测和预警能力。
在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方面，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重中之重。
这包括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疗机构的应急救治能力。
加强疾病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理传染病疫情。
同时，要加强公共卫生教育，提高公众的卫生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公众对于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有了清晰的认识，这对于控制疫情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然灾害风险的防控需要加强灾害监测和预警能力。
通过建立完善的气象、地质等监测网络，及时获取灾害信息，并向公众发布预警。
同时，要加强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抗洪能力。
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
经济金融风险的防控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
政府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防范经济过热或过冷。
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内容摘要】编者按：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
中国也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高风险期。
短短20多年发生的高速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模式以及认知模式。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等都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与改变。
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借鉴国外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及其实践的经验。
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央编译局杨雪冬研究员。
下面是他同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者：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风险不仅来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也来自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作出的每个决定、每种选择以及每次行动。
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风险社会概念的来龙去脉？杨雪冬：＂风险社会＂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
围绕这个概念产生了三种理论。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的，以劳（Lau）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第二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的，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
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的＂灾难悖论＂理论以及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
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认识到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
拉什是从批判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的。
他认为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境况，因为风险并不是有序排列，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的。
更重要的是，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
理论文章：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和治理对策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风险高发的转型期，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在不同的学科视野或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对社会风险的实质及其治理途径的看法并不一致。
在政治挂帅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源于敌对势力，表现为政权合法性和制度优越性与否，治理途径则是政治斗争；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源于生产力落后和物质文明不发达，治理途径往往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文化建设的话语体系中，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治理途径被归结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教化。
那么在社会建设的话语体系中，当前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来源于何处？表现有哪些？最佳的治理路径又是什么呢？一、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来源及表现社会风险源于社会的变迁与转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在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并断言“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意味着动荡”。
后来的研究者据此得出“人均GDP达1000美元以后将进入社会风险高发期”以及“警惕中等收入陷阱”等说法。
这种社会风险观坚信“尽管道路曲折，前途依然光明”。
到了20世纪80年代，贝克、吉登斯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则认为，虽然在某些领域现代性降低了原有的风险，但同时也导入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包括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
这种社会风险观不相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在等着人类，而是强调人类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当今生活在地球上的这几代人。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又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大潮中，因而既存在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中的动荡和风险，又存在贝克、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风险是叠加共生的。
前一种风险会随着涉过“改革深水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逐渐减弱，后一种风险则会越来越强。
正因为如此，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又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作者简介:李诚(1974—)，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09级社会学专业博士生，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
《学术界》(月刊)总第154期，2011．3ACADEMICSNo．3Mar．2011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李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摘要〕风险社会理论表明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必然引发全球社会风险，必须对现代性进行更多的自省与反思。
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结构源于内源性的感性秩序，转型期社会风险的总体表现和特征说明我国已经步入了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风险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应对风险的制度选择必须注意协调理性化设计与基层民众的深层感性意识的融合。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性选择;感性选择;转型社会风险在对后工业社会的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中，后现代理论通过主体、权力、文化和时间话语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解构式的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在批判现代性的片面理性扩张的同时，反对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更多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性的解读，指出了风险社会深层秩序结构的制度理性的局限。
这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的表现和特征，从而在风险治理的路径选择上给予了更多的建设性反思。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回顾与反思自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发表《风险社会:通向一种新的现代化》以来，“风险社会”成为人们审视20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一种基本视角。
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站在客观主义立场，对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现代化(又称为“第二次现代化”)历程进行了“现代性的反—12—学术界2011．3·学术探索思”，深刻解剖了西方国家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张所引发的全球性社会风险。
贝克认为“风险概念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即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紧密相连的”〔1〕，同时，“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2〕。
收稿日期：2014-03-03作者简介：常雅楠（1982-），女，天津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综述常雅楠（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３００１３４）一、国内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国内对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早在２００３年就已经开始，在２００７年达到高峰，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批判，第二种视角是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进行了综合整理。
（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哲学视角从哲学视角来反驳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国内代表性学者包括庄友刚教授，刘岩博士和陈忠教授，这些学者分别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贝克风险理论的理论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庄友刚教授首先梳理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出发解析了风险社会理论，经过分析阐明了造成风险社会的原因，分别包括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是实践的二重性，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构成风险社会的历史前提，在风险的形成和应对中，市场、科学等因素都是现实风险的不可忽视的成因，促成全球风险社会的直接因素是利益的分裂和对立，并且利益的分裂与对立的最高表现就是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
庄友刚教授在其专著中针对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借助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解析方法对该理论进行了历史审视，指出该理论的理论困境与不足，贝克的风险理论正是缺乏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导致了其理论缺乏实践存在论层次上的基本的理论说明和理论保证。
而且，贝克正是由于避开了风险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分析而流于改良主义（庄友刚，２００８）。
陈忠教授和黄承愈教授共同合作发表了论文，在论文中以认识论为基本视角，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独特的从知识并非从实在出发的知识风险观，也正在于此这种知识风险观造成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