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_人的文学_观的价值阐释

〔收稿日期〕2001-11-16 〔作者简介〕赵世清(1966-),女,辽宁锦县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赵世清(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110023)

〔关键词〕周作人;“人的文学”;世界性;开放性;理想主义 〔摘　要〕“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2-0171-04

“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学的思想主流是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积极关怀意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以“民主”和“科学”为理想核心的新文学观,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新文学观价值取向的设定——文学是“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观的提出标志着新文学观在本质上与传统文学观的根本区别。胡适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1〕。评论家阿英指出:周作人的“《平民文学》(1918)、《人的文学》(1918)、《新文学的要求》(1920)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批评方面《自己的园地》(1922)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学衡派’。”〔2〕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观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文学的哲学基础——人道主义;表现对象——人;表现形式——贵族的与平民的文学等。他建立起新文学最基本的框架,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充分认识到人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实践主体,也是文学作品中应该得到反映的客体。又因为新文学运动与中国革命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也就决定了“人的文学”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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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有宽广的包容性。它一方面揭示了封建文学中“非人”的本质,指出封建文学的非人本质不在于题材和表现方法的选择,而在于写作者的态度。他说:“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3〕以题材判断是否是人的文学,是偏见和狭隘的,没有卑贱的题材,只有卑贱的写法。是严肃文学还是游戏文学,要看写作者的态度。以严肃的态度写非人的生活,应怀着悲哀或愤怒;以游戏的态度写非人的生活,则更多带着玩弄与挑拨。“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4〕周作人第一次从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双方,全面考察新文学的价值尺度,要求创作主体必须以“自我”的人来反映人的自主、人的道德、人的生活,澄清了新旧文学观的根本界限。另一方面,他又高屋建瓴地对新文学建设存在的问题给予了十分中肯的批评,并且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人的文学》等一系列文章发表以前,新文学的一班人关注的焦点是在语言、文体等文学形式的革命上,讨论之热烈是盛况空前的,甚至有人提出废除中文而采用罗马字拼音的全盘西化主张。但态度坚决并不等于击中要害,很多人担心这种形式的革新不能使文学走向彻底革命。新文学出路在哪里成为新的忧虑。傅斯年说:“白话文学发展的越快,我越替他的前途担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虑,别人也有如此想的。”〔5〕周作人则在《思想革命》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学的改革流于形式,并未动摇旧文学传统的根基。他提出文学革命不仅要实行“文字改革”,更重要的是“思想改革”;反对旧文学,不仅因为语言的“晦涩难解”,更重要的因为它“内中思想的荒谬,于人有害”。因此,那些“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是“换汤不换药”,不能算作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6〕。而思想革命在文学革命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既是一场文学革新运动,也是一场社会革新运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国诞生,标志着现代文学意识的崛起。由此可见“人的文学”观的全新意义和价值了。

二、“人的文学”观的开放性和世界性 如果我们以20世纪末的文学观去观照周作人20世纪初的“人的文学”观,会觉得他揭示的只是文学所应具备的基本品质。但在那个丢失了人的年代,“人的文学”观无疑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僵死的文学鲜活、生动起来。尽管步履蹒跚,但却朝世界文学的行列迈进。这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周作人以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以及来自于西方的对文学本体的思索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等,作为新文学观念构建的价值参照系,使中国新文学首次具有了与世界文学相近的基本观念。 “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产物。周作人的文学观选择以西方的人道主义为新文学的哲学基础,把个性的人道主义与博爱的人道主义二元综合为一体,成为个性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但在综合的过程中,个性主义的成分更为浓重,并断言:“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是不可能的。周作人认为,“讲人道,爱人类便须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如不先自爱,怎能如己的爱人呢?”〔7〕周作人之所以把利人利己结合起来,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国根本缺乏的是“人”的存在,爱人者没有人的自觉,也不会把被爱者当人去爱,即使主张仁、义、礼、智、信,也绝不可能在人间办到;因此,他选择西方的人道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哲学基础,最终仍然是为了满足中国反封建的思想要求。—172—

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总第139期) “人的文学”的文学理论基础来自于19世纪以个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浪漫主义,和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批判现实主义,两者被他兼容并包地接受过来。在新文学的创作形式上,周作人更倾向于写实的批判现实主义,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情现状尤其需要这样锐利的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文学形式。 三、“人的文学”观在实践中的效果 提倡“人的文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文学唤醒沉睡的国人的“人”的意识,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文学’是一个鲜明的文学运动口号,五四一代新作家几乎无不赞成这一新的文学观念,并在事实上成了他们创作理论共同的支点。”〔8〕“人的文学”观的实际效果也十分可观,我们仅举小说为例。周作人“五四”时期的小说批评、小说理论建设及对外国近代小说的译介等,为促进小说观念的更新,为新的小说美学意识的崛起,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骨干力量。他接受文学研究会同仁的委托,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其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论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9〕;“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业为他终身的事业,同劳农一样”〔10〕。这显然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而言的。周作人又发表了《论“黑幕”》、《再论“黑幕”》等文,批判了鸳鸯派,清除该派小说的不良影响,指出不应该把小说当成无聊的闲书。接着他写了《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来扶植新文学小说领域里刚刚流行的“问题小说”,打破了新文学的寂寞局面。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都努力表现社会的疾苦,写人生活的血泪,探求人生的意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描写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与封建家长的专制昏庸所引起的父与子冲突,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个性解放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叶绍钧则展示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潘先生在难中》、《外国旗》、《遗腹子》将这部分人的自私、卑琐的心态暴露无疑;《多收了三五斗》则通过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事实,展示农民的困境。这些小说都是在“人的文学”的思想指导下诞生的,第一次把文学与人生在中国文学中结合得如此紧密,对文学创作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并且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社会价值。这些文学作品在艺术手法与技巧方面难免幼稚粗糙,但人世间的好坏善恶、崇高卑下所构成的种种矛盾冲突,所导致的一幕幕悲欢离合,都成为文学最关注的题材,在当时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周作人个人,但周作人的理论指导的确功不可没。

四、“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 接受美学代表人物H.R.姚斯说:文学价值是“一种意义势能的逐步释放,这一势能隐藏在作品之中,在作品的各个历史阶段上转换为动能做功的。”〔11〕“人的文学”的文本意义,在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隐藏在理论之后的潜能所发生的价值效应也不同。在“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除了上述的价值效果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理想主义精神,而这种理想主义恰恰隐藏在“人的文学”理论文本之后。周作人是把“人的文学”观建立在启蒙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表述的,文学的魅力在他的视野里被无限夸大,把个人与文学的解放置于精神秩序之中。陈思和曾把知识分子的这种启蒙主义理想,和由此夸大了的启蒙意义的意识,称为知识分子的—173—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广场意识”。所谓的“广场意识”,是指“中国知识分子近似于模仿伦敦海德公园的一种实验:他们幻想站在一个空旷无比的广场上,头顶湛蓝的天空,明朗的太阳,脚下匍匐着芸芸众生,仰着肮脏、愚昧的脸,惊讶地望着这些偶像,他们向民众指出,哪里是光,哪里是火,从此世界上就有了光和火”〔12〕。周作人也是其中站在广场上的一名,因为“人的文学”理论,不是从文学成功的实践中检验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学理论,是先有理论而后期望按这种理论模式生产出文学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应该使中国人看了之后,能够迅速转变他们愚昧麻木的思想状态,找回自我,按他们应该拥有的人的生活去生活。周作人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文学发挥社会功用的速度和力度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周作人此时的文学观,在文学的背后寄托着浓浓的空想乌托邦理想。因为它带有空想乌托邦的色彩,所以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尽管“人的文学”观对新文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但新文学作品的阅读范围还仅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对这些人而言的确起到了指点光明的作用,但对于更广大的民间读者来说,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也就无从谈得到认可。这也是周作人以后主动放弃这一理论的原因之一。“人的文学”的理论一经提出,就被新中国文坛作为新文学的价值标准来参照,表现出明显的普遍性倾向,也就是所谓的同心同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样一来的等价效果是出现了文学思想认识的“左”倾倾向,认为只有“为人生的艺术”才能代表新文学的主潮,其余的一切都加以排斥,被排挤到新文学的边缘,使新文学在一开始就带有出现一元色调的危险。作家既然要面对人生,反映大多数人的生活,又要受制于一般人的理解水平,所以有些作家为迎合时代主题,在作品中往往带着牵强附会的色彩。这是周作人最不希望看到的“定于一尊”的局面,但他无力改变,因为他的文学观一旦进入文学流通领域,他也无权干涉会产生怎样的认知价值。文学价值的影响不仅限于个人经验影响范围,它同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规范作用。“人的文学”观发生的最大价值效应是它所产生的认知价值。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新文学与封建文学的根本区别(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第一次赋予新文学以文化意义。它成为思想启蒙的必要条件,尽管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几乎没有涉及。〔参考文献〕 〔1〕胡适.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2〕陶明志.周作人论〔M〕.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34. 〔3〕〔4〕〔7〕周作人.人的文学〔A〕.周作人文选:第一卷〔C〕.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5〕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A〕.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6〕周作人.思想革命〔A〕.周作人文选:第一卷〔C〕.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 〔8〕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9〕〔10〕王晓明.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1〕刘小枫.接受美学译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2.99. 〔12〕陈思和.试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J〕.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责任编辑:郑　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