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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的主观要件探析作者：李林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20期摘要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对醉酒驾驶的主观要件进行了探讨。
主要从立法背景、“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形式、对立法行为的解读三方面展开了探讨。
关键词醉酒驾驶主观要件危险驾驶罪作者简介：李林芳，中山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7-070-02一、立法背景（一）交通安全之现状近些年来，私家车的增多使得相关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快速上升，加之人们对现有规则的漠视以及缺乏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危险驾驶尤其是醉酒驾驶导致重大伤亡的案件更是此起彼伏。
单就醉酒驾驶而言，据相关的数字显示，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3920起，死亡1708人，酒后驾驶导致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40起，一次死亡5人以上的事故4起。
（二）“危险驾驶罪”之出台：突破原有法律规制的局限刑法修正案（八）以前，醉酒驾车行为主要依靠行政规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了对酒后驾驶的行政处罚，对行为人醉酒驾驶的行为仅是暂扣驾驶证、拘留、罚款，如此惩罚力度，醉酒驾驶的行为自然有增无减。
交通肇事罪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无法对危害结果出现之前的醉酒行为进行规范，因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要求出现实害结果才能对行为人予以定罪量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量刑起点较高，对于仅是实施危险驾驶并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不能定罪量刑。
立法留下了一个“空白地带”。
一些恶性的危险驾驶案件随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如杭州胡斌飙车案、广东黎景全酒醉驾车案以及四川孙伟铭酒醉驾车案等。
民众、司法实务者抑或专家学者，都强烈地意识应当发挥法律、尤其是刑法的“提前介入”作用。
面对实际中层出不穷的危险驾驶案件，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危险驾驶罪正式入罪。
二、“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形式：差异的价值取向修正案八的规定并没有解决法律出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即危险驾驶行为的具体性质，尤其作为犯罪构成之一的主观罪过。
浅析“醉驾”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及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机动车的广泛使用给我们带来便捷与舒适的同时亦给公众的交通安全带来巨大的风险。
特别是我国拥有历史悠久的酒文化，醉酒驾车问题更加突出。
于是，2011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增设为危险驾驶罪。
我们应当肯定“醉驾”入刑以来取得的积极成果，但也应当正视，在严厉打击醉驾行为的环境下，“醉驾”刑事案件发案率仍然居高不下的现状。
本文以永安市人民检察院2015年至2017年间办理的“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剖析醉驾行为高发的主要原因，并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危险驾驶案的案件比重持续保持高位。
从整体结构上看，2015年全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556件，危险驾驶案128件，约占总数的23%；2016年全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635件，危险驾驶案218件，约占总数的34.3%；2017年全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632件，危险驾驶案217件，约占总数的34.3%。
由此，危险驾驶案占案件总数的比重较大。
其中2016年与2017年危险驾驶案件占比超过案件总数的1/3。
同时2016年该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总数同比2015年上升14%，而该年受理的危险驾驶案件数量同比2015危险驾驶案件数上升70.31%，危险驾驶案件增长速度是受理的案件总量增长速度的5倍。
二、醉驾行为高发的原因因各年危险驾驶罪案件的情况大致相同，以下数据以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计算分析。
发案主体多为受教育程度低的青年男性2016年受理的218件醉驾案件中，男性的发案率占98.6%；30-49岁的人有141人，占64.7%，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71人，占比78.0%；无固定职业或务农人员占比97.7%；且多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共计169件，占比77.5%。
这类人群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和侥幸心理，且聚会、应酬等饮酒的机会较多，经济及社会地位多数处于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自我约束能力和行为管理能力不强。
醉酒驾驶入罪问题研究随着社会和人民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也在增加。
近年来，不少醉驾案件相继被媒体聚焦，引发民众关注，给我国司法带来负面影响，影响社会和谐和司法稳定。
到今天，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法已有五年了，关于此罪的理解和适用在学界和业界一直就有一番不小的争论。
本文从中外立法比较以及我国法律操作存在的分歧入手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展开论述。
标签：醉酒驾驶；危险驾驶；司法认定本文主要关注酒后驾车行为的“危险驾驶罪”，通过典型案例分析近年来发生的酒后驾车行为，对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争议，表达一些看法。
从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着手，试着探讨危险驾驶行为的成因。
近年来，酒后驾车行为的增多，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社会危害程度加深，威胁了主要道路安全，社会危害性大，基于现实的需要，一系列危险行为就要使用刑法来进行规范了。
基于理论和法律两个方面分析醉酒驾驶犯罪的构成要件，总结酒后驾车行为的内涵，有利于准确的法律地位和酒后驾车指控的基本属性的确定。
一、醉酒驾驶概述（一）醉酒的概念与分类1.醉酒的概念。
酒精对人体有毒害作用。
醉酒并非法学的研究范畴，但因为其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研究。
酒精会对人体神经产生麻痹的作用，在生理上出现醉酒状态，精神上也会表现出一定的障碍。
饮酒个体也会产生对周围及自身的认知产生偏差等情况，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危害，从而危及公共安全。
2.醉酒的分类。
个体对酒精的生理反应是不同的，有影响快慢和影响程度轻重之分，因为个体受酒精的影响不同，所以有所区分。
主要分为自愿醉酒和非自愿醉酒。
自愿醉酒就会进一步增加伤害他人和实施其他社会危害的可能性。
非自愿醉酒的原因是自己的过错和他人的行为。
（二）醉酒驾驶与饮酒驾驶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对醉酒驾驶和饮酒驾驶做了明确的标准界定。
血液酒精浓度在0.8mg/ml以上时，属于醉酒驾车，会受到相应惩罚（三）醉酒状态下的刑事责任分析现代医学认为，生理型醉酒不是精神病。
汇法网--您身边的法务专家 从“二环十三郎”和“醉驾”来解读危险驾驶罪如果醉酒驾驶时可根据事实状态完全排除抽象的危险，依旧认定具有刑事可罚性，则表明法律所要求的是针对某种行为方式绝对禁止，追求的是对于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制和指引。
这是一种行为无价值论——以行为触犯规范的无价值而予以绝对的禁止。
这种完全的行为无价值论，将违法与责任之间的区别归之于无，有违刑法规范的理论结构，被视为主观主义之规范论的落后，难言妥当。
没有抽象危险又何谈法益侵害，在我国犯罪本质的“法益侵害”说处于通说地位也与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相呼应，所以没有抽象危险就无法充分犯罪构成。
此外，依据“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对法益侵害结果十分轻微尚未达到必须处罚的违法性时，认为其不可罚。
这也从侧面说明没有抽象危险就不满足违法性要件，没有处罚理由难以构成犯罪。
短审限中寻求个案公正——证明责任的合理微调抽象危险犯的一大特色即在于通过类型化的危险拟制解除了公诉部门繁琐的举证责任，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检察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驾驶机动车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了法定标准，就推定其在驾驶时不能合理控制自己可能对道路上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危险，推定其对道路安全造成危险，而无需证明其是否真实迫切的有此危险。
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允许行为人对不存在抽象危险等出罪事由进行反证，合理微调证明责任。
从证明能力角度，不知饮酒、强迫饮酒、病理性醉酒或在特殊的时间段场合行驶等事实由当事人来组织举证较为方便。
从证明概率角度，这种反证的成功性很小，不应当让司法机关为此耗费过多司法资源。
醉驾型危险驾驶的出罪途径在于允许被告人反证抽象危险的不存在，因为既然对道路上的公共安全连抽象危险都没有，就不存在侵犯道路安全法益的问题。
但是，醉酒驾驶行为表象上又是符合刑法第133条之一的字面要求。
我们应该根据保护法益及内容来解释刑法（目的论解释）。
没有法益侵害的行为就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
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的定性分析作者：赵广锋刘铁军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2年第12期[案情]2012年1月19日15时许，被告人刘某某酒后（午饭时饮用白酒经检验，刘某某血样中定性检出乙醇，含量为108mg/100ml。
）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且逆向行驶，沿东阿县牛角店镇老供电站到牛角店西外环公路由西向北向东南行驶到该路中间位置时，致对行由孙某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及由尹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损坏，尹某某受伤。
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证实：该车系无证二轮摩托车，事故是刘某某醉酒后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且逆行造成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6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交警部门确定刘某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对本案中刘某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属民法调整的一般性的道路交通事故。
理由是：本案中，刘某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事故，但没有造成死亡或重伤的后果，故不构成犯罪，应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根据立法时的普遍意见和法条文字的平常含义，只要达到醉酒标准后有驾驶机动车行为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
[速解]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理由如下：“危险驾驶罪”这一罪名从定义和条文规定来看，就包含了两种行为，其一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飙车”行为；其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就是通常所说的“醉驾”行为。
从其行为的特征来讲它的共同点是：主观上都是一种故意的行为，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而又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主体上都是指机动车驾驶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非机动车驾驶员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客体上都是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醉驾（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律师辩护思路、要点醉驾（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律师辩护思路、要点⼀、醉驾案件的五个特点：1、犯罪构成要件的边界清晰，定性明确；2、最⾼刑为拘役，量刑的裁量空间很⼩；3、犯罪的过程简单且基本没有争议；4、证据数量少且定罪量刑核⼼证据单⼀；5、刑事与⾏政交叉。
⼆、醉驾案件的办案思路可以概况为“⼀个中⼼、两个基本点”。
“⼀个中⼼”即重点围绕司法鉴定意见书（⾎液⼄醇检验报告）寻找辩点。
“两个基本点”即两⼤辩护重点，1、检材的鉴真，也就是检材合法性真实性审查；2、⾮法鉴定意见的排除，也就是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
醉驾案件⼀般包括“喝酒→开车→上路→醉酒”四个环节，每⼀环节都能寻找到辩点。
醉驾案件的⽆罪辩护，则⼀般必须在“醉酒”这个环节上突破，排除鉴定意见（“醉酒”的标准：⾎液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l）。
辩护的关键应当集中于：1、检材（⾎样）的取得过程，是否合法；2、鉴定意见本⾝是否科学、准确、可靠。
近年来，醉驾成为当前刑事追诉第⼀的犯罪，对于社会和醉驾者来说，都是特别巨⼤的损失。
司法机关在办理危险驾驶案件时，应当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出区别化的正确处理。
“醉驾”型危险驾驶属于犯案数量⾼，不起诉数量⾼的犯罪类型，⽆罪辩护的空间较⼤，值得深⼊研究。
三、以下⽆罪判决及辩护观点供交流参考。
1、湖南省怀化市中级⼈民法院（2018）湘12刑终519号判决理由：（1）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交通民警提取马某湘⾎液时进⾏了全程监控、当⽇不能⽴即送检时有按规范低温保存、延迟送检时有经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批准，因此交通民警对马某⾎样的提取、保存、送检程序均严重违反了《指导意见》的规定。
（2）本案提取⾎液量与送检⾎液量相差明显，⽽且根据原公诉机关当庭提交的盛装马某湘⾎液的真空抗凝管上没有马某、交通民警及抽⾎医务⼈员三⽅签名，也没有按照规定进⾏封装，因此送检的⾎液是否系马某的⾎液不排除合理怀疑，不具有唯⼀性。
工作心得：危险驾驶罪刑罚体系的困境与完善思路危险驾驶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已经纳入我国刑法，这一举措对于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中的缺陷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问题：刑种单一给法律适用带来困难；与其他道路交通违法犯罪刑罚存在倒挂；立法缺陷导致量刑标准不统一。
这些缺陷可能产生不公平的法律后果，违背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要解决这一问题，须通过对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进行研究与探讨，进而提出其完善的方式与途径，才能使危险驾驶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规制，进而从根本上减少危险驾驶行为。
一、危险驾驶罪的刑法规定简述1、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源于近年来频发的危险驾驶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且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诸多威胁与隐患，在社会上也引发强烈反响。
显然，对于尚未造成重大事故却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危险驾驶行为，我国《刑法》的原有规定已经不能对此类行为起到良好的规制作用。
201X年，《<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此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将《〈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为危险驾驶罪。
至此，危险驾驶罪成为我国刑法的独立罪名，危险驾驶行为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2、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分析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条文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的主刑属于单一刑种，并限定为拘役，对危险驾驶罪附加罚金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我国《刑法》也在危险驾驶罪的条文中规定了附加刑——罚金。
拘役刑的期限为一个月至六个月，数罪并罚不超过一年。
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犯罪行为应受到的刑罚应与其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相符合，而轻罪通常被适用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
浅议危险驾驶罪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危险驾驶罪,这标志着危险驾驶行为入刑在2 0 1 1年得以实现。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反映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
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抓醉驾的热潮,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醉驾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
同时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争论却没有停止,对于危险驾驶罪的罪状的描述、罪名的设定、定罪量刑等等一直都受到学术界诟病。
这些需要我们去思考,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到底有哪些不足,该如何重新去解读危险驾驶罪?关键词:危险驾驶行为;不足;完善2009年以来,醉驾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似乎愈演愈烈,无论是四川的孙伟铭案还是北京的陈家案,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舆论对醉驾的容忍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以此同时,杭州的“七十码”让公众第一次认识到飙车不只在电视中可以看到,现实也在上演,在对富二代进行抨击的同时,飙车也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经过快2年的争论,终于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危险驾驶罪。
随着各地纷纷出现“第一例”醉驾,似乎一切都是走上了正轨,公众也感到满意,但最高院张军副院长在全国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醉驾并非一律入罪”,又把危险驾驶罪的定罪量刑推到了风尖浪口,舆论、学术界以及公众对此褒贬不一。
一、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构成及适用关于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作了如下规定:在刑法第13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就刑法条文来说,明确规定了醉酒驾驶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这两种行为为犯罪,对此两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做细致的分析,对于认定危险驾驶罪意义至关重要。
因此可以从两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构成进行分析:(一)、主观方面从主观方面看,危险驾驶罪是一种故意犯罪。
但是作为一种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危险驾驶行为,行为人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哪些行为事实及法律效果方可构成故意的内容呢?具体犯罪的故意所要求的认识内容是不相同的。
浅析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摘要]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入刑”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依法起诉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通过以刑罚手段严厉打击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举措，切实发挥了法律的教育惩戒作用，公民的守法意识明显增强，治理成效已初步显现，有效遏制醉酒等危险行为驾车多发、高发态势。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良性的社会价值观。
然而，在司法实践层面上，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决。
文章结合所在的辖区办理危险驾驶罪案件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况，谈谈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建议，比如醉驾入刑的定罪标准、强制措施的适用，醉驾入刑的量刑、自首情节认定等。
[关键词]危险驾驶；特征；自首；建议一、危险驾驶罪的解析及危险驾驶案件的特征（一）、危险驾驶罪的解析《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危险驾驶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本罪为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构成本罪，将“飙车”“醉酒”两种行为定为犯罪。
（二）危险驾驶罪案件的特征自设立危险驾驶罪以来，笔者所在院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危险驾驶罪案件169件173人，其中有1件2人涉嫌危险驾驶罪，有3件3人是与肇事方涉嫌交通肇事罪并案起诉。
其特征表现为：1.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性别上：有172人是男性，有1人是女性；年龄上：18以下的有5件5人，19至30岁的有77件79人，31至40岁的有53件53人，41至50岁的有28件29人，50岁以上的有6件7人；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149件153人，高中以上的有20件20人，身份上：农民占绝对多数有152人，无业人员和个体工商者18人，教师2人。
2.犯罪行为特征。
醉驾若干问题研究[摘要]醉驾入刑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一大亮点，然而如何准确理解醉驾的科学内涵，正确适用法律，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章通过对醉驾的性质、罪过形式以及与《刑法》13条的但书的关系等进行剖析，以期能正确理解并适用该罪。
[关键词]醉驾；解释；但书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 月2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是刑法对法益的提前保护，为有力打击醉驾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
本文将围绕醉驾的性质、罪过形式以及与《刑法》第13条的但书的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醉驾的性质关于醉驾的性质，学者们众说纷纭。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观点一，行为犯说。
有人根据行为犯的定义认定醉驾为行为犯，即仅以一定的行为为犯罪构成的要件，而不以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①其认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酒驾驶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不要求造成任何实害结果，也无任何情节严重的要求，所以，该犯罪是行为犯。
②观点二，举动犯说。
有人通过比较行为犯、危险犯以及举动犯来认定醉驾为举动犯，其理由是行为犯是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才能成立犯罪既遂，危险犯是行为使法益处于危险状态时才能成立犯罪既遂，行为没有达到相应法律标准的都不构成犯罪既遂，而举动犯是只要行为人做出行为，就构成犯罪并达到既遂。
举动犯与行为犯及危险犯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而后两者都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③观点三，抽象危险犯说。
有人根据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和《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来认定醉驾的性质。
抽象危险犯是指危险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只需要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依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即可。
“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析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经正式将醉驾入罪，但关于“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仍有很多相关问题待明确，如其犯罪构成，醉驾行为是否应一律入刑？“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等。
笔者将致力于以上问题的探析，以求对新增罪名更好地落实和完善，从而推进立法进程。
关键词醉驾犯罪构成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完善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在刑法第132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33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正式将醉驾入罪。
醉驾入罪已成为事实，但我们仍需进一步探析其罪状设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以求更好地落实和完善，从而推进立法进程。
一、犯罪构成若干问题探析（一）“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
关于“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学术上争论很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观点一：故意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醉驾”主观方面都是故意。
即醉酒驾驶人明知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从而放任这种状态的发生。
有的学者认为，“醉酒驾驶是明知故犯的行为，对危险情形的发生是持放任态度，因而构成间接故意犯罪。
”观点二：过失说。
该理论认为，行为人如果故意使自己的行为陷入危险状态，应当对行为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因此本罪主观方面应为过失而不是故意。
观点三：严格责任说。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则提出，“80mg/100ml的醉驾标准本身已是客观标准，该客观标准已无须再被主观评价。
由于立法者将本罪置于《刑法》第133条之后，而不是《刑法》第114条之后，所以，有学者主张本罪的主观罪过是过失。
也有学者提出，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是故意还是过失并不重要，只要证明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存在，犯罪即成立，可以免除罪责的情形几乎不存在。
对此笔者表示质疑：一个行为之所以会被刑法入罪，是因为本身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将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故在认定行为触犯刑法之前必须对其犯罪构成方面进行分析，这样才符合入罪的谨慎原则，犯罪的主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基本组成四要件之一，如何脱离犯罪构成要件谈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依笔者之见，要认定“醉驾”的主观是故意还是过失，关键是如何认定“危害社会的结果”这个标准，依据本罪的入刑出发点，应当把“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本身就理解为是对公共安全的危害，那么其醉酒驾驶本身已经产生了危害结果，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醉酒仍然希望发生驾驶机动车这一结果，成立直接故意。
驾驶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
但是，对于醉酒状态的认识不需要十分具体，即不需要认识到血液中的具体酒精含量，只要行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事实上又达到了醉酒状态，并驾驶机动车的，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
当然，如果没有主动饮酒，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应排除故意的成立。
（二）“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客体。
立法者将该罪归入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可知“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应该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利益；直接客体，应当是道路交通安全。
（三）“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方面。
关于醉酒的定义，根据国家质监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驾驶员每 100 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 20 -80 毫克之间为酒后驾驶，超过 80 毫克即为醉酒驾驶。
可见醉酒的标准是十分明确的。
当然，由于个体差异，每个人对酒精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
于是在“醉酒”标准的具体适用上，学者对此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是执行单一的标准，认为从法律上，“醉驾”的本质就是“酒后驾车”，按照法律规定的尺度来认定行为人的意识清晰程度、控制能力。
另一种观点则是执行复合的标准，认为虽然酒精在客观上对机体神经的麻痹有必然影响，但是每个人对酒精的反应不一样，所以应当考虑各人对酒精的耐受程度，因此对于醉酒驾驶的认定还应当出台更完善的检验标准。
笔者认为，衡量醉酒须坚单一的标准，将这一标准作为共同的量化准绳适用于所有人，才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
生活中，我们并不排除不同的人摄入等量的酒精而表现不一样。
但是由于这种主观醉酒状态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难以用客观的标准衡量，司法实践中也不可能对每一酒后驾车者制定单独的醉酒标准，否则将导致认定标准的混乱，背离了公平正义的刑法理念。
醉酒危险驾驶罪，在法理上属行为犯，只要行为人达到刑法所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法入罪。
二、醉驾是否应当一律入罪201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地人民法院应当慎重稳妥地追究醉驾的刑事责任，不能仅从字面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即不能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而要与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情节轻微的可以不入罪。
在随后进行的针对“醉酒不必一律入罪”论的大讨论中，公安部发言人指出：“公安机关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检察院一律起诉”。
至此，公、检、法三机关对醉驾的态度已基本明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持“醉驾一律入罪”的立场，而最高人民法院持“醉驾不必一律入罪”的立场。
笔者认为，醉酒驾驶不受情节严重限制，即“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论不成立。
《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很明确：行为人只要醉酒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即构成醉酒危险驾驶罪，没有其他犯罪情节要求，所以对该行为定罪不存在“情节恶劣”要素的要求。
醉酒危险驾驶罪侵害的客体是道路交通安全，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不需要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行为是否存在具体危险性。
在实践中，多数醉酒驾驶案，其实并未发生实际可量化的紧迫危险，可如果任凭此种行为的发生，对公众的安全和信赖感无疑造成巨大压力，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潜在的巨大威胁和损益。
故而，醉酒危险驾驶罪应当被设定为抽象危险犯，即只要实施醉酒危险驾驶行为，只要不具有其他无罪因素，如无故意或者紧急避险等情形，无论是否具备其他恶劣情节，即被推定为对社会、民众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已然存在，无论是否发生具体侵害结果，都认为侵害法益的危险而构成犯罪。
具体理论如下：抽象危险犯理论不允许“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论的成立。
“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已经被刑法学界公认。
所谓抽象危险犯，是指立法者所规定的类型化的危险行为一旦出现，作为犯罪成立或者既遂根据的抽象危险状态就产生犯罪形态。
与抽象危险犯相对的是具体危险犯，从司法的意义上讲，具体危险犯需要司法者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判断危险行为是否具备现实化的危险状态。
抽象危险犯意味着只要有危险行为就具备抽象危险，无需司法者对是否具备危险性作个案性的具体判断。
因此，根据危险犯的理论，醉酒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意味着在立法层面只要醉驾就一律构成犯罪，在司法层面无需司法者对醉酒危险驾驶的是否具备危险性作个案的具体判断。
三、“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一）“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界限。
“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补充关系而非排斥关系。
醉酒驾车人对违章驾驶行为必定是明知故犯，而交通肇事行为人对违章行为多数是明知故犯，但也可能是误犯；“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以一定的危险状态的存在作为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而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以一定的实害结果存在作为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
当醉酒驾车尚未造成他人伤亡的实害结果时，认定为“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而非交通肇事罪。
但如果实施了醉酒驾车行为又发生了造成他人伤亡的实害结果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实施了醉酒驾车行为，已经构成了醉酒危险驾驶罪，但同时，该行为又造成了实害结果（行为人对实害结果是过失），因而又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但是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醉酒驾驶行为，因而属于一个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情形，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处理原则，以重罪即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二）“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
从犯罪形态分析，“醉驾”构成的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都属于危险犯，但前者是抽象危险犯，后者是具体危险犯：前者只要实施醉酒驾驶行为即被推定为危险状态已经存在；后者不仅要实施特定的危险行为，而且必须引发现实的具体危险，才能认为构成要件该当，而具体危险状态的有无，不能立法推定，必须由司法人员进行个案判断。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兜底罪名，在司法实践中要严格限制其范围。
要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产生等同于放火、决水、爆炸等引起公众恐慌性级别的危险，醉酒危险驾驶产生这样危险性的，是极其个别的案例。
四、醉驾入罪的立法完善——拟建立前科消灭制度醉驾一旦入罪，对当事人来讲影响巨大。
执行后将留下犯罪记录，如果是公务员等会因此被除名，进入事业单位、服兵役等很难通过政审；考学也将受到限制等等。
普通的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律师、注册会计师、职业医师、资产评估机构、验证机构专业人员等，职业资格完全受影响。
另一方面，醉驾者大多有工作，如最后拘役期满很可能变成无业人员，如果其实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则会增加家庭代价与社会成本。
笔者经过比较研究发现，在规定醉驾是犯罪的不少国家的法律制度中，都建立有“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是指曾被宣告有罪或被判处刑罚的人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可以注销其相关罪刑记录的制度，它已被实践检验是切实可行的并且为许多国家（地区）所普遍采纳。
我国刑法第一百条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部门报告受刑记录，这就是所谓的前科报告制度，它的存在对犯罪人出狱以后的出国、就业和担任公职等等诸方面都会有很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犯罪的标签效应。
前科消灭制度具有的价值蕴含及其独特功能，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对犯罪人的标签效应，使犯罪人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从而最终达到回归社会、避免再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尴尬局面，而我国尚未确立该制度。
笔者认为，前科消灭制度就目前来说可以很好地缓和醉酒驾车未肇事的轻行为与入刑后种种标签恶果的矛盾。
（作者：赖燕娜，广西大学法学院2010级刑法学专业研究生；唐思琴，广西大学法学院2010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参考文献：[1]邵栋豪.危险驾驶罪的理解和适用.载人民院报，2011年5月18日第06 版.[2]张明楷.危险驾驶罪及其相关犯罪的关系.[3]王伶俐.醉驾入刑：应理性考量四个问题.检察日报，2010 年11 月3 日第 003 版.[4]陈嘉.刑法亟待增设“危险驾驶罪”. 载江苏经济报，2010年10月8日第03版.[5]李曙明.如何看待“警方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检察日报.2011年5月19日.[6]李乐平.醉驾入刑，执法莫犯迷糊.检察日报.2011年6月14日.[7]王秋实、刘薇.“醉驾非一律入刑”待司法解释.京华时报.[8]戴玉忠.醉酒驾车犯罪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检察日报.2011年6月20 日第三版.[9][日]大谷实.黎宏译，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0][德]罗克辛.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11]张明楷.危险驾驶罪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人民法院报.2001年5月11日.[12]赵秉志主编.醉驾入刑专家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