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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八年级下册-政治知识点1.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3.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
4.各级国家机关应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5.我国公民和外国人等都是享有人权的主体，宪法保护的人权内容包括平等权和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
6.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应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国家应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8.除人大这样的权力机关外，我国还有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它们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9.宪法组织国家机构的方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选举产生各级国家机关，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实现。
在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意味着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由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些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这样的组织结构使国家权力的运行稳定有序。
我国宪法通过规范国家机构的组成、任期、工作方式等内容，授予国家机构特定职权，从而使国家权力的运行更加稳定有序。
国家机构依据宪法行使权力，守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得以实现。
我国宪法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国家机构组织和工作的基本原则。
在国家机构与人民的关系方面，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的关系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法律硕士(专业课)15(总分28, 做题时间120分钟)单项选择题1.甲、乙、丙三人合伙开餐馆，甲出门面房折价20万元；乙出资金10万元；丙出技术，为厨师。
三人约定盈余均分，亏损由乙负担。
经营1年后，负债6万元，丁为债权人。
对此债务（）SSS_SINGLE_SELA 甲、乙、丙应按照盈余分配比例对丁各承担2万元B 甲为店主，应由甲全部承担C 甲、乙、丙承担连带责任D 应按约定由乙独自承担6万元分值: 1答案:C2.国有公司对其财产享有（）SSS_SINGLE_SELA 所有权B 他物权C 法人财产权D 最终所有权分值: 1答案:C3.《合同法》第68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民法理论称此种权利为SSS_SINGLE_SELA 同时履行抗辩权B 先诉抗辩权C 不安抗辩权D 债务人抗辩权分值: 1答案:C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双务合同中的不安抗辩权。
抗辫权是对抗请求权的权利，当对方提出请求时，你的抗辩权成立，享有抗辩权的一方可以不履行请求权人所请求履行的义务，也不构成违约。
不安抗辩权是基于对抗辩权人产生的“不安全”状态所享有的抗辩权。
根据合同约定，负有先履行义务一方的债务人，到了履行期限应当履行时，发现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存在可能丧失履行能力的风险，如果先履行义务一方还继续履行，其结果是对方不能履行，若对方进而破产的话，对先履行义务的一方非常不利。
故而法律赋予先履行义务一方“不安抗辩权”来弥补后履行义务一方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所产生的风险。
《合同法》第68条是不安抗辩权的法律根据。
故C项正确。
A项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的条件是不分履行先后顺序；B项先诉抗辩权是一般保证人享有的，其适用条件必须是在保证关系中；D项债务人抗辩权过于笼统，适用条件有多个，包括时效抗辩、不可抗力抗辩等，因此，这三项不符合题意。
4.某公司生产了一种饮料，其注册商标为“乐哈哈”。
该公司同时又将“哈哈乐”、“乐乐哈”作为该饮料的商标予以注册。
试分析我国环境法四大原则概念、内容及其具体适用。
一、环境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一）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是环境法的核心和灵魂环境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基本依据是其具有独特的法律调整对象与法律调整方法。
其中，基本原则属于调整方法的范畴，是调整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完备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对于环境法独立性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使其具备法理基础。
环境法基本原则指导着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遇到新问题、新情况，可以根据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体现的精神来进行处理。
（二）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弥补功能由于法律上环境概念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法调整范围的相对性，具体法律规范对环境法律关系的调整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通过适用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予以弥补。
正如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在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通常援引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来弥补法律之不足。
我国环境法体系还很不成熟，相关的法律规范非常欠缺，如果没有完善的基本原则作为后盾，会使其处于尴尬境地。
（三）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对环境立法作用重大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型的环境关系需要纳入环境法调整规范，而具体立法可能一度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可以推动立法进程，亦可以直接适用有关的法律规定。
所以，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环境立法具有指导作用。
（四）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可以防止法律滥用环境法律规范内容非常庞杂，在法律的实施中容易产生一些偏差。
例如，过分重视一些环境技术法律规范，可能导致“法律役于技术”[2]的歧途；其次，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相比，具有高科技背景与决策风险，涉及广泛的利益冲突与决策权衡；此外，还有一些现实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在现阶段可能并不适宜用法律来调整。
在这些情况下，脱离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片面地运用具体的法律规范，可能会减损法律适用的效率，甚至造成法律的滥用。
可喜的是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在不断演变和发展，从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颁布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3年），规定环境保护32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至今经历30余年的发展过程，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已经从单项的基本原则发展成为科学体系；适用范围在不断调整和扩大；含义和内容也在改进和深化。
权利与权力、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摘要]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放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关键词]诉讼价值与诉讼目的；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法律“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法定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接受审讯、保全证据，以及保证刑罚之执行等，在诉讼中所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依强制的客体不同，可以分为对人的强制措施和对物强制措施。
前者如传唤、拘传、逮捕、羁押；后者如搜查、扣押。
其中，对人的强制措施又可以分为对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与对第三人的强制措施。
“传唤证人和鉴定人、拘传证人和人身检查被检人等，都属于对第三人的强制措施。
”一、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制度历史发展沿革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制度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十分显要，它既是各种具体强制措施法律化的表现，也是其存在的立法根据。
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存在历史远远超过辩护制度、回避制度等。
但现代意义上的强制措施制度，19世纪以后在西方才逐渐得以形成和发展。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封建专制统治者尽管对强制措施也在法律上予以规制，但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对强制措施滥用，例如秘密羁押、任意羁押、对被羁押者进行刑讯逼供等现象盛行，严重侵犯了人权，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提出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进步口号，主张天赋人权。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将这些口号所体现的进步思想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在严格规定和限制强制措施方面就有许多体现。
英国1679年制定的《人身保护法》规定了被羁押者可以向法官申请人身保护令，可以要求被保释。
第１４卷第１期２０２１年２月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Ｆｅｂ．２０２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１０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项目（２０１８Ｋ２００３８）。
作者简介：张振锋（１９９５－），男，江西吉安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已于２０１９－１１－０７１０∶２１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２１．１５５８．Ｃ．２０１９１１０７．０９５２．０３２．ｈｔｍｌ 【法律理论与实务】 ｄｏｉ：１０．７６８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０８２３．２０２１．０１．１２论知识产权滥用的界定张振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摘 要：与物相比，创造性智力成果有着更强的公共属性，因此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也有着更大危害。
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的前提是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知识产权滥用的属概念是权利滥用，系指与设权目的相悖的权利行使行为。
与滥用其他权利的行为相比，知识产权滥用的特殊性在于其发生概率更高，因为知识产权具有边界模糊且对象可替代性较低的特点。
因此，知识产权滥用是指权利人利用知识产权边界的高模糊性与对象的低可替代性，在智力成果权领域以阻碍创新的方式或在商业标记领域以导致混淆的方式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
此外，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界定还需区分知识产权滥用、无权（越权）行为、知识产权正常行使、知识产权垄断等概念，避免混淆。
关 键 词：知识产权；著作权；禁止权利滥用；知识产权滥用；概念界定；智力成果权；商业标记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８２３（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７３－０８ 禁止权利滥用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一，实践中常用于规制物权滥用行为。
与传统物权相比，知识产权的对象———创造性智力成果有着更强的公共属性，滥用知识产权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更为严重，这就要求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2023中考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背诵笔记）【本册知识框架】【本册内容提炼】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保障公民权利，规定公民义务，确立我国的基本制度，组织我国的国家机构，崇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本册必背观点、金句】1、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宪法的基本原则)2、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的宪法原则，是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
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习近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习近平3、规范国家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权利，这是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
4、国家权力的行使不能任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5、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地位)6、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
(地位)7、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
(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8、监督是权力正确行使的根本保证，不受监督的权力将导致腐败。
9、公民应增强宪法意识，学习宪法、认同宪法、践行宪法。
10、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11、教育为个人人生幸福奠定基础，为人类文明传递薪火，成就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重要性)12、公民行使权利不能超越它本身的界限，不能滥用权利；公民行使权利应依照法定程序，按照规定的活动方式步骤和过程进行。
(依法行使权利)13、公民维护权利的方式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
14、公民的基本义务包括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国家利益、依法服兵役、依法纳税和其他义务。
15、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16、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公民既是合法权利的享有者，又是法定义务的承担者。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价值分析 [摘 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作为现代社会中调整权利分配的一项重要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法权观念的变迁过程中，它由一项一般法观念发展到成文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产生和发展成为“社会本位”权利观的重要体现。本文试在明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从其利弊分析中，探讨其所存在的正负价值及其冲突，探讨由这种冲突所引发的思考，探讨如何对禁止权力滥用原则所潜在的危机进行规制，实现其真正的协调权利分配，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 [关键词]权利滥用，正价值，负价值，价值冲突 [目次] 引言-权利滥用的一般理论 历史起因-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权利的限制 正价值-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功能分析 负价值-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所潜在的危机 价值冲突及其引发的思考-对禁止权力滥用原则存在的危机的规制 引言-权利滥用的一般理论 在法权观念从罗马法到现代法的变迁发展过程中，禁止权利滥用由一项一般法观念发展到判例，最后发展到现代成文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相似，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至今尚无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概念表述。究竟何为权利滥用，各国学者对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具体如下： （一）“权利滥用”概念否定说 此说认为，“权利滥用的用语，其自身即属矛盾，因为我们行使我们的权利，则我们的行为不能不说是适法，假若认为违法时，则必然是逾越了权利的范围，而属于无权利行为。权利滥用伊始，即同时失去了其权利滥用的性质”[1].在西方法学家中，法国学者普兰利亦持此种观点，他认为“滥用权利本身是个矛盾的字眼，权利不存在滥用，当滥用的时候权利已经不存在，它已经不是法律所承认的，在一定范围内行使的权利”[2].这种观点与罗马法中“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论对于何人均非不法”的思想一脉相承，但至今只为少数学者所采用。 （二）“权利滥用”概念肯定说 此说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学者所采用，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学者对权利滥用概念所持的观点。而其又因各学者所采用的界定权利滥用概念的标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说。 1、恶意说。此说从主观角度出发，将权利的滥用归结于以行使权利的方式损害他人利益之恶意，认为“权利乃法律分配一部分社会利益于权利人行使权利之结果，固不免使他人发生损害，然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的，则属权利之滥用”[3].《德国民法典》即为此学说的典型代表，该法典第226条规定：“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 2、本旨说。此说将权利滥用归结于对法律设立权利主旨的违反，认为“权利滥用者，乃权利人行使权利违反法律赋予权利之本旨（权利之社会性）因而法律上遂不承认其为行使权利之行为之谓”[4].该学说以社会本位为其出发点，认为权利的本旨在于权利的社会性，行使权利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否则，即构成权利的滥用。《瑞士民法典》即采此观点，其第2条规定的“任何人在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时都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权利的明显滥用，不受法律保护”即为该学说的体现。 3、界限说。此说将权利的滥用归结为对权利行使正当界限的超越，认为“权利滥用者，谓权利行使必有一定之界限，超越这一正当界限而行使权利，即为权利之滥用”[5].西方法学家约瑟朗德亦持此观点，他认为“权利存在于将要实现其作用的范围内，超越出这一范围，权利享有人就超出或滥用了权利”[6].如《巴西民法典》第160条规定的“因权利正常行使所为的行为，非属不法”，即从其反面来讲，“非正常的权利行使属于不法”即为该学说的体现。 4、目的与界限混合说。此说采本旨说与界限说之融合，认为“权利的滥用谓逸出权利的社会的、经济的目的或社会所不容许的界限之权利行使”[7].如《波兰民法典》第5条规定：“如果某人以作为或不作为而取得有悖于法典的社会经济目的和社会共同原则的利益，即认为是滥用权利”即属此类。 以上各种学说，从不同的界定标准角度揭示了权利滥用的含义，其各有合理性的一面。权利滥用，就其本质而言，是私权行使对利益之平衡的破坏。在其定义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其界定由加害恶意的主观标准，演进到诚信原则的违反、利益均衡原则的破坏，正常权限的超越、社会经济利益的违背等客观标准，体现出权利滥用概念认定的不断完善的趋势。就此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我国民法可参酌外国立法和实践，从缺乏正当利益，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损害大于所得的外部行为推定权利人存在滥用权利的故意，并采用不顾权利存在的目的行使权利，及违反侵权法的一般原则的标准推定权利人具有滥用权利的过失，再看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行为是否造成了或可能造成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损害，综合分析，做出判断[8].在此，笔者较同意此种观点，即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来界定权利滥用的含义，既要看权利人有无滥用权利的故意或过失，又要考察其行使权利的客观方式和结果，通过综合考察来界定权利滥用的含义。 历史起因-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权利的限制 正如万事万物均有其存在的根源一样，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亦有其存在的历史前提。任何权利的实现，不仅关系到权利人的个人利益，而且涉及到义务人的利益，第三人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利益。因此，各国的立法无不对权利的滥用规定了种种限制。然而这种对权利行使的限制性规定并非一开始就伴随着权利滥用的概念的产生而出现，它最初只是作为一种基本观念而存在，随后在“个人本位”观发展为“社会本位”观的历史环境下，在法权观念出现变迁的过程中，禁止权利滥用的观念才得以发展，最终成为成文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因此，追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法权观念的变迁所引起的对权利进行限制的需要，是其最终得以确立的前提。 禁止权利滥用的法观念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时期，尽管古罗马向来有“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论于何人皆非不法”的法谚[9]，但法律对具体权利（特别是所有权）的行使仍加以一定的限制，如因相邻关系的限制，因公共利益的限制，因人道主义和道德方面的限制等。而在这些限制中，尤以相邻关系的限制表现的突出，如尤士丁尼规定：不得在距离先前已有的建筑物100英尺以内的地方进行建筑，如果这样做会妨碍到人们从那里对海的观赏[1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罗马法上“个人主义”法权观念根深蒂固，在注重个人利益的私法作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所有权成为一切法律的终极目的，因此，禁止权利滥用在这一时期仅表现为一些零碎的限制性规定。 时至近代，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个人权利被绝对化，人们将其看作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出现了“权利绝对无限制”的说法，甚至有人对土地所有权更作出了“上达九天，下之地心”的极端解释。这一时期主要强调绝对权利的保护，而非权利行使之限制，因此尽管法律上有如法国民法典第544条对所有权行使受“法律所禁止的使用”的限制，但是与罗马法一样，这些限制性规定只是零碎的，由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观念的强大影响，此时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定仅被作为法律上的摆设品，其真正的公平价值在这一时期强大的自由主义思潮下沦陷，此时的禁止权利滥用缺乏系统的理论与规定。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由于“私权绝对”所滋生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私权膨胀的消极现象日益严重，古典自然法学理论失去了其往日的光辉，代之而起的是以强调社会利益为内容的社会法学理论。法律的核心概念开始由个人移向社会，法律的终极目的开始在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同时兼顾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意义。于是法权观念开始由个人本位转向了社会本位，客观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对绝对的个人权利加以限制。于是为了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应运而生，如1896年德国在制定民法典时，第三次草案中出现对所有权滥用的禁止性规定，国会审议时，扩及一切权利，即法典第266条：“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这一规定将禁止权利滥用理论首次上升为法律。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任何人在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时都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权利的明显滥用，不受法律保护”。第一次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权力滥用的概念。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一条规定：“民事权利之行使违背社会经济之使命者，不受法律保护”。随后各国民法典纷纷效仿，除少数国家不承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以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效仿德国或瑞士的立法例，在民法典中确立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11]. 从上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 首先，总结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体现出由一般观念，向判例，再向成文法原则的转变。在古罗马时期，禁止权利滥用只是法律上的一般性观念，发展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禁止权利滥用的判例，但它仍旧不能胜任法律对保护社会利益的需要。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由自由时期进入了垄断时期，法权观念也由个人本位转化为社会本位时代，强调社会责任加大了对所有权的限制的需要。于是十九世纪末，各国纷纷改采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赋予这一原则以相应的法律地位，为禁止权利滥用确立了成文法上的依据。 其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判断标准表现出了由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再到主客观相结合标准的演进趋势。最早确立禁止权利滥用的是德国，其法典第266条规定：“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以主观标准判定权利滥用的构成。至瑞士民法典，明文规定权利的明显滥用，不受法律保护，将权利滥用的标准客观化，即只要在客观上有滥用行为即可，至于主观上是否有损害他人的故意则在所不问。及至《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归纳了权利滥用故意损害，缺乏正当利益，选择有害方式行使权利、损害大于索取的利益、不顾权利存在目的、违反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原则六种标准[12]. 最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所以在发展中表现出了上述的发展趋势，并且其判断的标准也日益的完备，关键就在于其自身所拥有的价值，即对权利之限制。 正价值-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功能分析 从上述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一般理论和历史起因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所以从最初的法观念上升到判例最终上升到成文法，在成文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其所拥有的正价值，即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通过对权利之限制实现对权利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