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

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摘要：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长久以来为学界所关注。

论文通过对2000年以后研究现状的考察，对安史之乱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爆发原因、影响、安史之乱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史叛军人物、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安史之乱时期墓志及其他相关问题。

关键词：安史之乱；研究综述；2000年以后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长久以来为学界所关注。

在胡戟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中对二十世纪的安史之乱研究动态已做过初步梳理，但其侧重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和影响。

而随着近些年新出土的墓志和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安史之乱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动态。

本文将对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的研究动态进行一下大致梳理，以察近二十年安史之乱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一、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较早，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到了2000年以后对其研究依然没有丝毫的减弱。

张京华在《“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再探》[1]中从政治学角度入手，对当时唐廷的各方势力进行分析，认为安禄山叛变是由于利欲与实力变化所导致的，而叛乱爆发的原因主要是杨国忠激化矛盾。

明秀丽在《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为例》[2]中认为君王个人的思想和心态对于国家正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唐玄宗统治后期则由于玄宗心态的变化造成了社会各方面矛盾激化，酿成安史之乱的爆发。

宋社洪在《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3]中认为李林甫上台、专权和引用蕃将，都是开元天宝之际特定形势的产物。

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林甫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

谢元鲁在《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4]中从心理学角度入手认为唐玄宗在开元后期起，由于人生价值及其内心情感的矛盾与冲突的发展，他的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荒怠国政、奢侈浪费、任用非人是引起安史之乱的内在因素。

李飞在《安史之乱背景分析――唐前期边疆整体局势的紧张与东北一隅的相对安定》[5]认为唐玄宗对安禄山进行羁縻策略失败造成其叛乱，同时也反映了唐朝对整个东北进行羁縻策略的失败。

金荣洲在《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局限》[6]一文中认为正是由于唐廷在危机管理上没有严格执行防范制度，疏于管理，致使安禄山日渐坐大，具有反抗中央权威的资本。

而唐玄宗在中晚年时的危机管理意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造成了安禄山的叛乱。

王军在《谈偶然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以安史之乱与王忠嗣遭贬黜为例》[7]中根据恩格斯、汤因比等人的观点，从偶然性因素（王忠嗣遭贬黜）改变唐廷兵制入手，对安史之乱爆发原因重新论证。

并认为偶然因素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局势下，会引起转折性或决定性的作用。

二、安史之乱的影响关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当中各位学者就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

2000年以来因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特殊性依旧有一些研究成果。

孟钟捷在《再论“安史之乱”的历史转折性――对动乱前后主体认知变化的考察》[8]中从思想层面对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和特殊地区进行了考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尚不应用划一的方式加以区分，而是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相互影响。

王守栋《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宦官权势的演变》[9]认为安史之乱是宦官权势发展的转折点，宦官的权力从内廷向外朝延伸，掌握禁军，把持朝政，形成宦官专权。

史友仓在《浅析安史之乱对中唐士人观念的影响》[10]中认为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士人们承担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责任感，其仕途观依然是积极的，但更为艰辛。

张晋光在《安史之乱对我国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影响》[11]中认为安史之乱对我国图书文献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给我国特别是北方图书文献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南方图书文献事业则出现了蓬勃发展势头，表现在南方私家藏书发展和民间书院的兴起。

该氏在《论安史之乱对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12]中认为安史之乱给河北农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并且在战后因藩镇割据的影响，社会秩序极不稳定，经济恢复始终处于缓慢的状态。

该氏在《安史之乱对我国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13]中认为安史之乱中北方人口的南迁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全面开发，推动了南方农业的经济发展。

乔慧在《浅论安史之乱对唐代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14]中认为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为税茶和榷茶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而税茶和榷茶制对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积极作用的。

陈翔在《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15]中认为因为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代军队强大实力作用下的结果，所以导致战后唐的军事实力强于河北藩镇，这也使得河北藩镇对于中央削弱自身实力时颇感无奈。

孙涛、张晋光在《论安史之乱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16]一文中认为安史之乱给山东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大量人口流失，且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大大降低了抗灾、减灾能力，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造成战后山东社会经济长期不振。

保宏彪在《安史之乱后朔方军的地位演变及其对党项的影响》[17]中认为朔方军在安史之乱后由皇家依赖的心腹力量发展为拱卫京西北的一个普通军镇。

这一过程既是朝廷的刻意安排，又是情势转变的必然结果。

李冉的《“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18]认为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儒家思想便出现了自身理论发展方向的重要转变：即是由前期主要以经学形式的发展转而进入了对心性理论的发展，这一转变对宋明以来的儒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宋明理学的溯源之所。

三、安史之乱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围绕安史之乱时期唐廷与安禄山创建的大燕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但随着近些年新史料与新方法的运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了起来。

任士英的专著《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19]当中认为玄肃之际的中枢政局内矛盾斗争的内容无不深刻打上了安禄山叛乱后政治局势的烙印，并且中枢政治斗争的内容又对安禄山叛乱后动荡局势的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

贺金娥在《说唐玄宗朝显贵之间的矛盾――以张说之子为何做伪官为例》[20]一文中认为张均、张??在安史乱前备受宠幸，但叛乱爆发后却做了伪官，其原因在于唐玄宗时期显贵之间矛盾斗争十分激烈，矛盾焦点在于皇太子继承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王翠在《简论安史之乱时期颜真卿的盐法》[21]一文中认为颜真卿推行的盐法是刘宴盐法的根本和源头，在研究唐代盐法时不能忽视颜真卿的草创之功。

林伟洲在其专著《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展开》[22]中认为中晚唐政权结构的形成，不应是唐前期三省制的瓦解，而是为了平乱，权力重组后所形成的新类型。

仇鹿鸣在《五星汇聚与安史之乱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考释》[23]一文中，通过对新出的《严复墓志》进行研究认为安禄山利用天宝九载四星聚尾的天象异动作为其起兵的政治号召，选择以燕作为国号或许与这一谶言有关。

安禄山又利用五德始终的理论，宣扬金土相代之说，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

并且文章还对墓志作者赵骅出仕伪官前后的经历进行了考证。

孙英刚在《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24]一文将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为重造李唐天命，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采用高宗上元年号、无年号纪年、改李唐正朔的措施置于历法与中古时期政治关系中进行考察。

豆兴法在《唐廷处理降贼官吏的政策及其转变》[25]一文中认为唐廷以平叛为最终目的，对国家法典可从权执行，对降贼官吏政策随着战事的转变和对局势的整体估计而转变，为宽大――严厉――宽大。

四、安史叛军人物研究安史之乱相关人物研究一直是安史之乱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并且随着近些年对文献的深入挖掘和新史料的发现，安史之乱人物的研究有了更新的发展。

鉴于安史之乱的相关人物研究很多，所以此处仅挑选出一些对安史之乱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进行论述。

关于安史叛军人物的研究，马晓丽在《试析唐朝文官武将投降安史叛军的原因》[26]中，认为唐朝官员投降安史叛军既是政治腐败的产物，又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则是玄宗不专政事的原因。

勾利军、朱宇强在《史朝义之死考》[27]一文中认为，史朝义之死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在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基本史书中的记载不尽相同，而且今人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所以文章再通过对比相关史料得出了史朝义是被擒杀，死亡时间应是宝应二年正月，死亡地点在范阳附近的结论。

余迎在《安禄山之死与糖尿病考辨》[28]一文中通过对史籍记载的安禄山的病症与糖尿病的临床表现进行比照，认为安禄山应是得了糖尿病。

所以在分析其死因时，应当把安禄山之死大半归结为糖尿病造成的双目失明和满身疮痍以致心情烦躁。

而沈睿文在专著《安禄山服散考》[29]中围绕《安禄山事迹》一书，结合考古资料揭示了安禄山的出生神话、祆教信仰细节以及服散状态等历史碎片；通过安禄山与唐玄宗的一些碎屑琐事，试图呈现出二人政治关系中的另一面相。

该书把安禄山的死因则归结为长期服散。

谢思炜在《“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30]中对“杂种”一词的相关史料做了进一步梳理，并对安禄山为何被记载为“杂种胡人”进行了解释。

关于安史叛军其他相关人物的研究，还有王辉斌的《王维“接受伪署”考评》，[31]该文着眼于史料记载与王维文章两个方面，对王维的“受伪职”一事进行了考察，以证明王维的“接受伪署”乃确凿可靠之史实，以对一些论者为王维“接受伪署”翻案进行回击。

五、安史之乱中的民族关系研究唐代是多民族交融的年代，而且安史之乱中也间杂着诸多民族，所以关于安史之乱当中的民族研究一直以来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随着近些年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关于安史之乱有了更新的解读。

崔明德在《试论安史之乱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32]一文中，认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虽然比较复杂，但在叛军中起主要作用的仍多为汉族人；唐代河朔地区既有胡化趋向，也有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趋向；安史乱军中的民族关系比较缓和。

这些是唐中央平叛工作进展缓慢以及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李丽洁在《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述论》[33]一文中认为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挽救了即将倾覆的唐王朝，促进回鹘与唐友好关系的发展。

然而，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回鹘日益轻视唐朝，唐与回鹘间不免有些冲突，但友好往来应是彼此关系的主流。

荣新江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34]中认为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与对胡化的排斥。

面对这种情况，留在中原的粟特胡人开始进行改换姓氏、郡望转胡为汉。

另一方面，河北节镇则对胡人采取优容态度，参加安史之乱的胡族将领继续被留用。

文化角度上，长安和洛阳没有明确的胡人新立祆祠和祭祀祆祠的记载，但在河北地区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