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中的缺陷及完善(2021版)

34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1年第3期总第838期No.3,2021Total of 838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是以牟利为目的，作出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是一种侵犯国家对文化出版物品的管理秩序及社会善良风俗的犯罪。

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近年来，淫秽物品犯罪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尤其是“快播案”及“天一案”的出现，让本罪在2015—2018年的讨论度达到了顶峰，现在也常常引起热议。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之规定，本罪的最高刑可达无期徒刑。

从本罪的重刑规定，以及各执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高度重视，都表明了我国公权力机关对本罪的“严打”态度。

而在公众与学者之中，淫秽物品犯罪也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但目前尚鲜有人以案件判决为基础，使用图表分析本罪在实践中的犯罪发展特点及定罪量刑特征。

本文将基于对544份裁判文书的统计，从法律实务出发，对本罪犯罪特点、定罪量刑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本罪的规制路径改善。

1犯罪特点分析１．１样本的选择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依次选取“刑事案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然后在其项下选择“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得到1397份裁判结果，笔者选取了其中从2015年至2018年的判决，并合并一二审判决，得到有效判决文书共544份。

由于存在共同犯罪，在以被告人作为研究对象时，本文将每一个被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进行资料录入，共得到被告人样本682个。

１．２被告人特点1.2.1男性远多于女性在682个被告人样本中，有581个被告人明确了性别。

有效的581个统计样本中，男性被告人数量为468人，占有效样本的80.55%，女性被告人数量为113人，占比仅为19.45%。

由此可见，通过淫秽物品牟利的被告人多为男性，且人数远超女性。

1.2.2呈现年轻化态势在统计的544份判决书中，有417份明确了被告人的年龄，有效被告人样本为530个。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重构作者：陈冉来源：《中州学刊》2021年第04期摘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假药、劣药的认定参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针对妨害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设立了危险犯，并补充了对提供假药、劣药行为的刑法规制。

这一修正扩大了刑法对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范围，有利于实现涉及药品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衔接，同时并不意味着对刑法谦抑性的违反。

在涉及假药、劣药尤其是妨害药品管理秩序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上，要进行药品具有不合理危险的实质判断，基于民法、行政法相关规制的内在原理，实现对药品安全的动态化保护。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十一）》;法秩序统一;缺陷药品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4-0062-05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假药、劣药的认定参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并补充了《刑法》第142条之一，将妨害药品管理秩序的行为犯罪化。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要看到这一修正有利于民法、刑法、行政法在保障药品安全上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要避免刑法中假药、劣药的范围扩张化，要合理划定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

一、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演变由于药品的特殊性及其生产技术的专业性、复杂性，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对危害药品安全行为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追究都体现出过度依赖《药品管理法》有关规定的特点，这种依赖造成刑法在打击药品犯罪时存在一定的形式化、片面性。

1.刑事责任追究形式化及《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回应在民法上，药品属于产品的范畴，相关法律责任体现在针对缺陷产品的严格责任中，对缺陷药品①的认定包括存在实质意义上的不合理危险和违反法律标准两个层面。

根据《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药品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却仍然存在缺陷、导致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须承担侵权责任。

第３９卷　第１期Ｖｏｌ．３９ Ｎｏ．１ 中州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２年２月Ｆｅｂ．２０２２　

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路径章　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０作者简介：章琦（１９９８—），女，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２０２０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摘　要：深度伪造制造的虚假音视频，正在不断地重塑大众对于真实的认知，并可能瓦解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状体现出其可能对自然人、法人、国家和社会的潜在威胁，深度伪造风险的严峻性、隐蔽性和多样性导致现有规制路径的局限和治理困境。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干预，避免该技术滥用紧急且必要，作为颠覆性技术的深度伪造的现实风险需要对其治理进行顶层设计，而民法、行政法规制的有限性和刑法规制的正当性要求特定情形下的刑法规制以维护数字社会的基层信任和网络。关键词：深度伪造；人工智能；网络犯罪；数字社会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３／ｊ．ｃｎｋｉ．ｃｎ４１－１２７５／ｇ４．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０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７１５（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６２－０５

数字化时代，新技术的赋能激发了社会新气象，尤其是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便利且丰富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与此同时也增多了虚假信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数字社会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信息加剧了人们辨别虚假信息的困难程度。《民法典》通过保护个人肖像权能够间接对深度伪造的滥用予以约束，但是极其有限；《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络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的打击，但是深度伪造（Ｄｅｅｐｆａｋｅｓ）技术的发展为编造“真假难辨”的虚假信息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目前对作为人工智能发展下的深度伪造技术的关注更多集中于发展科技的视野中，缺乏对技术本身可能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网络秩序甚至是社会混乱等风险的评估。本文立足于现行监管逻辑和法律体系，分析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风险及其特点，从深度伪造的现有规制所面对的难题出发，分析民法和行政法处理特定深度伪造情形的有限性，在积极刑法观下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正当性，并初步构造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具体设想。一、深度伪造技术滥用的社会风险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中立技术被滥用时则可能意味着技术升级增加犯罪现实危险性。利用深度伪造技术构建虚拟现实场景打破了大众对于“眼见为实”的普遍认知，在网络占据人们广泛日常空间的当下，对于个人数据隐私和安全保障不力与深度伪造技术野蛮生长并存，深度伪造技术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网络空间，对犯罪具有颠覆性影响效果。（一）高度真实性下增加犯罪既遂的可能性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对“眼见为实”社会信任发起挑战。深度伪造技术和精准个人信息的结合，无论是针对公司、个人的诈骗还是利用个人的虚假色情音视频以及其他对公司、个人名誉有损害的敲诈勒索类型的犯罪，都将提高犯罪行为人得手的可能性。因为目前对深度伪造音的打击仅仅要求网络平台的打击，只有在通过邮件、通信平台进行传播构成犯罪的情形下才能够对虚假音视频进行打击，造成对于被伪造者保护乏力的困境，即要么让行为人得逞，可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要么让行为人掌握被伪造音者对其社会身份有影响的音视频。而技术的快速迭代则意味着“虚假”越来越“真实”，以现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为例，是犯罪人以虚构真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因被害人的自我处分行为最终导致财产的损失，因此蕴含有被害人过错的因素。但是如果被害人完全没有识别出虚假的可能性之下，是否仍然能够称其为存在被害人过错，值得思考。（二）深度伪造作为网络行为的极端隐蔽性网络社会导致犯罪边界被打破。［１］深度伪造技术的商业化泛滥，可以将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的人分为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者和深度伪造技术的使用者。就深度伪造技术的研发者而言，其有能力研发深度伪造技术也就意味着能够利用自身技术实现网络浏览和网络匿名化。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造虚假音视频的人，尤其是有意使用深度伪造音视频来造成社会冲突或实施犯罪时，相比于一般网民往往具有更强的利用计算机知识使自己的网络行为匿名化及难以追踪的能力。由此，在对深度伪造音视频检测还不甚成熟的前提下，想要探寻到深度伪音造技术的实际研发和使用者极其困难。（三）深度伪造制造风险的多样性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的高度真实性对于“真实”概念的挑战，导致深度伪造技术风险的多样性。当其被用作侵犯具体权益的工具时，则存在侵犯公民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社会公共秩序、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危险。此外，深度伪造技术对社会信任基础的颠覆作用也是一个不能避开的问题。当深度伪造技术成为一个广泛且日常适用的技术时，就会造成社会底色中“所见即所得”变色，甚至动摇，尤其是在个人信息保护不周全的背景下，可能颠覆人们的日常判断。二、深度伪造的现有规制及难题信息化浪潮下，为把握住此次发展的机遇，国家在保障基本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主要持包容态度，因此对深度伪造技术更多的是一种防卫性质的规定，采取消极的立法和规制模式，出现在零星的法律和规范中。（一）现有规制路径《民法典》第１０１９条表明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行为的侵权性。《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对利用如深度伪造技术制作、发布、传播的音视频信息应当以显著方式予以标识。使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虚假音视频并不标识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以显著方式标识后可继续传输。对于利用深度伪造技术产生的虚假音视频的鉴别责任在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提供者，即平台一方，并有权利且有责任对虚假音视频进行处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生产者和平台不得利用包括深度伪造技术在内的新技术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否则由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约束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研发、利用和传播的法律，而是从保护公民的肖像权、名誉权、著作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等角度，对深度伪造虚假信息的创作、发布和传播进行规范和约束。［２］（二）现有规制的局限性目前法律在面对新兴技术时，显然是站在企业和平台一方，对于企业和平台收集信息以及被收集信息的去向缺乏打击力度，反而是在保护企业和平台的收集行为。而深度伪造之下则造成了个体在面对被收集时的完全“裸奔”。［３］对于单纯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音视频的情况，现有的规制路径要求音视频发布者进行显著标识，当平台发现深度伪造的音视频没有进行标识时，应当叫停该音视频的传播，在发布者进行显著标识后仍能够继续发布该音视频。也就是说，对于深度伪造音视频的监测的权利和义务均在平台一方，而这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第一，深度伪造技术所产生的音视频并不完全是通过狭义网络平台进行传播。此处所指的狭义网络平台有权对在其平台传播的音视频进行检测并进行技术分析。例如绕开网络平台利用电子邮件或者私人电话的方式传播虚假音视频的情况下，现有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规定落空。第二，要求平台承担起深度伪造技术的检测本身并不现实。深度伪造技术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其难以检测性，就一般网络平台而言，往往依靠“技术＋人工”的检测方式，随着深度伪造技术本身的完善，平台并不一定能够承担起检测的责任。从《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来看，其对平台的要求也只是发现之后应当叫停音视频的传播，如果平台本身并没有发现，似乎平台就不需要承担制止该音视频传播的责任。此外，深度伪造音视频的传播与网络平台本身的商业性追求并不相符。深度伪造技术的高度真实的虚假性，往往能够更加引起音视频点击者的注意。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消息传播速度六倍的网络环境和以点击、点赞、评论、转发为评价标准的网络平台模式，平台本身并没有减少自己流量分成而规制音视频数量的动力。［４］随着深度伪造技术的商业化和大众化发展，其适用途径将不仅仅是面向社会媒体和互联网相关的领域，而是渗透进个人生活中，科技商业化的特征表明仅仅要求科技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现实的。第三，缺乏对深度伪造技术增加犯罪既遂可能性的关注。如前所述，深度伪造本身所追求的即是其“以假乱真”，该项技术在诈骗、敲诈勒索等罪的适用中将极大提高犯罪的既遂可能性，尤其是该项技术的发展逻辑和迭代所追求的即是让人不能判断真假，作为一种具有隐蔽性的音频、视频插件更加容易让人陷入错误认识，但是目前对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关注则更多放在最终造成实害结果之上，而对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容易使人陷入认识错误，最终导致错误处分缺乏必要关注。（三）深度伪造的治理困境互联网犯罪因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导致仅仅依靠与上传音视频相关的源数据追踪到深度伪造音视频的制作者是并不足够的。此外，如果该项技术所使用的服务器本身属于借用或盗用他人服务器的情况时，对于深度伪造制作者的追踪将更加困难———那些能够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行为人往往也有能力和技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匿名化处理。而基于互联网的全球性，深度伪造音视频的制作者可能位于其所上传平台管辖国之外的地域。一旦深度伪造生成，法律往往缺少有效的方法制止其传播，也即深度伪造滥用的危害性是和其行为本身同时存在的。我国网络信息监管体系主要包括四个层次：行业监管、平台把关、社会监督和网民自律。四个层次的赋权上，出于网络发展的需要以及平台中立观念的原则，更多是依靠社会监督和网民自律。这实际上是不科学也不可行的，行业内部尚存在着深度伪造检测的困境，要求社会和网民识别深度伪造音视频自然不可能，而被深度伪造的对象发现时，危害结果已经造成，再去进行反向破解，就缺乏对深度伪造滥用的预防机制。三、深度伪造的刑法规制合理性与设想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需要坚持刑法谦抑性为中心［５］，同时也需要以新理念进行应对。要求网络平台和科技公司自行监督和监管的现状低估了对于技术滥用风险的评估，民事、行政规制的有限性和传统犯罪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进行变异之下，需要以积极的刑法观对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规制。（一）民事、行政规制的有限性由于深度伪造技术的创建者往往采取的是匿名的方式实施违法的行为，且对深度伪造技术的检测还处于发展阶段，个人并没有自主检测的工具。而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符合起诉条件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网络环境的开放性和无形性，侵权主体的分散性以及网络空间的无形性，都成为个人在面对网络侵权维权时的绊脚石。网络侵权的救济手段的单一性，且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侵权影响的二次发酵，司法诉讼的成本高和时间长等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个人在网络维权时的困难重重。［６］“谁受害、谁通知、谁服务、谁取下”的规定，过分要求受害者主动发现予以维权，导致平台和政府监管在此侵权链条中的缺失，网络对于“附近性”的消解，个体在网络空间“他者”概念的空缺，真实空间中的“道德感”和“秩序感”的减弱，都不断降低网络侵权的成本。随着智能城市的建设，改变了原本个体参与网络生活的可选择性，人脸识别作为许多小区、单位的门禁系统，涉及肖像的信息在网络系统上渗透。而目前对于网络信息的监管模式则更多是网络平台向监管部门报告，通过计算机产生的深度伪造音视频并不一定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传播，导致行政监管的落空，且在行政监管更多是针对行业、商业主体而非自然人个体的现状之下，对于个人面对深度伪造的侵权显得无助。由此可见，尽管民事补偿途径可以作为个人维权的途径，但是在互联网本身的跨国、跨省和匿名的背景下，要求作为深度伪造的受害人主动维权是过于沉重的负担，诉讼程序的繁杂性和长期性可能导致即使收到道歉和赔偿对于受害者而言也没有太大意义。而行政手段的监控，面对商业主体和行业的现状，以及通过计算机产生的深度伪造音视频不一定在网络平台上传播的监管乏力，让深度伪造技术之下的个人权益保护落空。（二）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正当性《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以寻衅滋事定罪处罚。这确立了刑法对于网络空间秩序与线下空间的统一对待的处理方式。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９．４０亿，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３．８１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２８个小时，网络已经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必需，互联网充当着重要的社会职能，网络秩序亟待重视。刑法的存在理由与机能是通过报应刑内的科刑预防将来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但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迁，越来越多的法益变得亟待保护。［７］深度伪造作为一项专门创设虚假的技术，虽然对于

论我国刑法轻罪制度构建的必要性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这标志着我国司法体制逐步趋于完善，随之进入“后劳教时代”。

然而刑法轻罪化是我国法律制度逐步走向司法文明的体现，也使我国刑法的“宽严相济”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

因此，应当以此为契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轻罪制度。

【关键词】：^p 劳动教养后劳教时代轻罪制度刑罚圈作者简介：焦孟頔，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__）03-026-02一、“后劳教时代”我国法律现状分析^p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之前，我国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从上到下依次为刑事处罚、强制性教育措施（包括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育制度、强制隔离制度等）以及治安处罚。

刑事处罚主要根据相关刑事法律为根据，规制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违法犯罪行为；治安处罚则处罚的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劳动教养处罚轻微犯罪行为和较为严重的行政违法行为。

看起来我国的“三级制裁体系”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涵盖了从轻到重的所有违法犯罪行为。

其实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都是表面逻辑上的合理而非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秩序井然。

从运作现状来看，我国的“三级制裁体系”不仅在内容上存在冲突，而且之间界限也较为模糊。

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容与《刑法》的内容发生竞合，我们可简单的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因为法律条文重合或者交叉重合导致的竞合现象。

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之规定。

第二类是因为法律条文表述模糊导致的竞合。

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与《刑法》第293条规定关于寻衅滋事之行为，两个法条界定的情节是“是否恶劣”和“是否严重”，造成了《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法条上的竞合，导致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界限模糊，致使各部门分工不清，不能各司其职，出现资配置的不合理和浪费的现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21年第1期论刑事责任年龄之降低-《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切入点王梓刘梦婷（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0000）摘要:《刑法修正案（十一）》调整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将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和严重故意伤害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规定，固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然其也并非不容置疑。

降低刑龄造成了惩罚主义与保护主义间的冲突，并加剧了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违法性认识困境;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对预防青少年犯罪刑法目的实现也不具有当然有效性;终而凸显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所引发的本质性问题在于现行刑法体系对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和权益保护的应对不足。

同时，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的复杂样态，决定了犯罪治理无法仅通过刑法惩罚功能地发挥来加以实现，故宜采用构建和完善专门教育矫治制度和社会支持体系的进路。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保护;刑法修正案近两三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频发，其中引发全国性关注和讨论的案件就有数十起之多。

例如；2018年12月，湖南省一名12岁小学生持刀将自己的母亲杀害。

不足一年，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案发生。

2020年5月27日，陕西蓝田县一小学的四名男生将一名13周岁女生拖到男厕所轮流实行性侵。

⑷这些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不仅引起了普罗大众和法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广泛关注,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断挑战着公众对低龄犯罪的容忍底线，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众对社会安全和自身幸福的危机感。

因而，在刑法层面上,意图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规制青少年犯罪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为了推动刑事立法与时俱进,积极回应人民的关切,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较于修改之前，修正案规定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

具体而言,是在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性侵幼女犯罪的主观认定及实践困境发布时间：2021-03-29T15:29:24.770Z 来源：《中国教工》2020年32期作者：李明珠[导读] 当前社会，性侵儿童犯罪率逐年上升，不仅触犯了法律的底线和权威，也使得民众朴素的道德观念一次次遭受冲击。

李明珠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 710000摘要当前社会，性侵儿童犯罪率逐年上升，不仅触犯了法律的底线和权威，也使得民众朴素的道德观念一次次遭受冲击。

本文旨在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改进行论述，对性侵幼女犯罪中性同意年龄、主观“明知”的认定、司法实践疑难问题以及漏洞完善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使得性侵幼女犯罪能够得到更好地法律规制。

关键词：性侵幼女；性同意年龄；明知；实践困境；幼女保护一、性同意年龄的立法及修正我国刑法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并从重处罚。

在实务中，幼女的年龄标准是不满14周岁，即只要行为人故意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幼女是否同意都构成强奸罪。

基于对幼女性权利的特殊保护，刑法在此采取家长主义，通过限制不满14周岁幼女的性自由来对幼女进行保护，所以不能抛开年龄单纯以是否发育成熟为判断。

当前世界各国有提高性同意年龄的趋势，因为研究表明，人到了18岁之后性心理才逐步地发育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两性关系。

当能够合理并主动控制自己的性冲动和性行为时，才可以基于此而获得性自由的权利。

因而许多国家也将性同意年龄予以提升，并将性侵犯罪的保护对象扩大到少女，并根据形势政策的需要将性同意年龄规定为几个幅度。

[[ []罗翔.刑法学讲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315-316.]]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及司法实践，我国的性同意年龄也分为几个不同幅度，例如将对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分为12岁、14岁两个年龄段，以此更好地科处犯罪和分级量刑。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236条加重情节中新增了一条：“（五）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如此，对于不满十周岁幼女的性侵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适用加重的法定刑，从立法层面对低龄幼女的特殊保护得以体现，但性同意年龄红线在实践中仍面临着很多问题。

— 113 —修正与完善：人人影视字幕组案的刑法规制分析2021年2月3日，风靡一时的人人影视字幕组被上海警方通报，其因盗版发行2万余部作品，导致14人被抓，涉案金额达1600余万元。

人人影视字幕组在存续的10年间，经历了被举报、封禁、改名、重组等“过山车”式的发展历程，却最终倒在日益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浪潮下，以违法者的姿态“戛然而止”。

对于人人影视字幕组及其背后蕴藏的“亚文化”理念，支持者称其为“网络时代的知识布道者”，通过“业余”的翻译爱好为公众引进域外影视资源，堪称“第四次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翻译活动”[1]。

与之相对，反对者则认为人人影视字幕组的存在是我国曾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够完备的体现，所以此类机构必然会因为我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而逐渐消失[2]。

综合来看，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蓝图，对于影视作品侵权平台的刑法规制必然日趋严谨[3]，有必要消弭理念冲突、优化刑法解释并构建实质出罪路径。

一、人人影视字幕组案刑法规制的问题分析人人影视字幕组在我国网络资源不够丰富、网络监管不够严格的特殊时期，为公众提供了丰富且低廉的影视资源，获得了公众的认可。

此次对其适用刑法规制，不仅和公众的传统观念相悖，还暴露出刑法解释路径和实质出罪路径上的缺陷，因此引发了社会舆论争议。

（一）字幕文化与著作权保护的冲突人人影视字幕组代表了网络空间中资源共享“亚文化”，其源于豆瓣、百度贴吧、人人网等网络社交网站，出于对域外影视资源的共同爱好，自发形成了一种流行于青少年间的资源共享“亚文化”，并由“亚文化”自带的传播属性在社会上形成潮流[4]。

与之相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当下社会的共识，我国在2020年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修改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优化《中华[收稿日期] 2021-05-10[基金项目] 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服务商刑事责任边界及体系构建研究”（18BFX104）[作者简介] 陈禹衡，江苏淮安人，东南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简论刑法对科学技术风险的规制陈怡彤摘要:科学技术风险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影响,其后果一般比传统犯罪更为严重,可能会产生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形式㊂目前,我国的刑法立法存在滞后性,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因果关系的判断存在障碍㊂科学技术发展与刑法规制既有矛盾,又有密切的关系,要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㊂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需要找到提前认识和规避风险的方式,而刑法因其具有的严厉惩罚性,成为重要的选择㊂刑法应对科技发展的风险保持谦抑性,通过增设相关罪名,相对调整刑罚,以对科技风险实施有效的规制㊂关键词:科学技术风险;刑法规制;风险应对中图分类号:D924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3-0095-03㊀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十分重要,但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风险,引起潜在的社会危险㊂科学技术的风险不同于人类对于风险的传统认知,这是巨大的挑战㊂近年来,网络领域的犯罪兴起㊁人工智能发展的问题以及基因编辑婴儿等,科学技术领域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㊂如何妥善对待科学技术的风险以及刑法应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㊂一㊁科学技术风险的特点与传统犯罪的风险相比,科学技术发展存在的风险有着不同的特性,需要进行区分,以便更好地了解科学技术的风险㊂(一)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风险一般比传统犯罪更为严重其一,危害程度更大㊂传统的犯罪方式一般不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事件,影响范围不会太广㊂但是科学技术所蕴含的威力巨大,在科学实验和生产应用中一旦运用不当,可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结果㊂如果犯罪分子利用科技犯罪,其后果也会无法估计㊂比如:当人工智[3]卢梅.法律行为论[M].迟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401.[4]谢鸿飞.论法律行为生效的 适法规范 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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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帅仁策.浅析‘九民纪要“第三十条 强制性规定的识别[J].上海法学研究,2019(24).[22]克莱默.法律方法论[M].周万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9:153.作者简介:欧思源(1996 ),男,汉族,福建莆田人,澳门科技大学民商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㊂(责任编辑:王宝林)590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阶段,一旦其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可能会有摧毁人类文明的风险㊂其二,危害后果具有延续性㊂科技发展的危害后果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这其中的发展过程如何演变我们无法掌控,并且其危害后果具有延续性,难以消除㊂比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㊂2018年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争议㊂基因编辑婴儿的基因存在缺陷,并且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长此以往存在污染整个人类基因池的风险,有可能大规模改变人类的基因库㊂(二)科学技术发展可能会产生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形式传统的犯罪往往依靠人的 体力 完成,如杀人㊁伤害㊁抢劫等犯罪行为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危害社会的形式和手段发生变化,如利用网络㊁人工智能技术等实施犯罪[1]㊂这会使得犯罪的智能化水平提高,破解这类犯罪的难度也大大提升㊂(三)科学技术风险的产生由多种因素构成传统犯罪大多是因为犯罪分子的自身因素所导致,但是科学技术风险的产生相对比较复杂,可能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㊂科技研发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伦理道德素质,科学实验所用的仪器设备是否完备㊁运行是否正常,科技产品试验时的自然环境是否适宜,以及有关异常的介入因素的发生等,都可能会造成科学技术风险的产生㊂这会使得当前仅应对单一人类自身风险的规范体系难以适用于人类自身和科学技术并存的双重风险㊂二㊁目前刑法对科技风险规制的不足面对实践中存在的层出不穷的科技风险和在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潜在风险,我国目前的刑法还存在不少问题㊂比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法学界对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刑事主体资格㊁人工智能刑事责任承担的争论,都可以明显看出目前的刑法很难应对此类风险㊂(一)立法存在滞后性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刑事立法上需要遵守严格的程序,并且司法机关需要严格遵守㊁执行法律,而不能随意创设规则㊂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风险层出不穷㊁五花八门,成文法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在运用的灵活性上稍显不足㊂立法是一个有着多个环节的过程,需要经过严密的程序㊁反复的修改,通过后的法律不能朝令夕改,这使得法律的规定相对科技的发展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及时应对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㊂(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受其制约,一些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风险在当前的刑法体系下确实难以处理㊂虽然我国刑法在条文规定中所使用的词汇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有一定的扩大解释的空间,但是不能将明显不在刑法用语涵射范围的现象入罪㊂所以,刑法不可能囊括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无法严密地对任何危害行为进行规制[1]㊂(三)因果关系的判断存在障碍与传统犯罪中的风险不同,科学技术的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难以通过传统的标准去考量㊂因此,传统的因果关系判断受到挑战㊂人们也不能通过试验来证明其因果关系,因为这可能会加剧风险的扩大,如此也就无法判断责任的归属㊂如果用主观评价来判断因果关系,会使刑法的权威性受到极大的贬损,降低刑法的公信力㊂三㊁科学技术发展与刑法规制的矛盾与关系(一)科学技术发展与刑法规制的矛盾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由此产生了 科技创新主义优先论 与 刑法规制优先论 的争议㊂ 科技主义优先论 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认为人类可以利用科学技术对抗自然,居于自然之上[2],技术才是改变自然㊁提升人类的最佳途径[3]㊂ 刑法规制优先论 主张要善于运用刑法,应当重视用刑法来规制科学技术中存在的风险[1]㊂两种理论都有各自的道理㊂首先,科学技术水平领先可以提升国际竞争力㊂如果用刑法规制科学技术创新,可能会制约其发展㊂然而,科学技术发展所具有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其是一种不确定的发展趋势,最终是否会造成危害结果也是可变的,我们无法掌控其发展态势[3]㊂因此,需要找到提前认识和规避风险的方式,而刑法因其具有的严厉惩罚性,成为重要的选择㊂(二)正确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刑法规制的关系正确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刑法规制的关系,需要兼顾发展与安全㊂一方面,如果把科技发展当作洪水猛兽,并使刑法干预得过多,科研人员会因为害怕承担严苛的刑事责任而停止工作,这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面对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时,刑法应维护人类社会的安全与秩序㊂有学者认为,法律不应过度干预,应对人工智能保持保守主义立场,用 最小化干预原则 平衡风险和创新[4]㊂笔者认为这是刑法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态度㊂当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风险在一定的风险类型的范围和限度内时,可以被允许㊂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科学技术风险的存在,否则科学实验将会无法进行,但是超出合理限度的科学技术风险需要刑法的规制㊂四㊁科技发展风险的刑法应对(一)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有学者提出 风险刑法 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在当今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需要刑法占据主导地位来控制风690险[5]㊂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主张刑法不能把所有的危险行为都作为当然的处罚对象,应将处罚范围限制在必要限度之内[6]㊂刑法虽然调整范围广泛,但并不是一个主动性法律[7]㊂刑法的手段具有严厉性和终极性,刑法应该作为一种最后的救济手段,即只有在其他社会规范体系无法发挥作用时,才能适用刑法来进行规制㊂如果刑法规制的范围过多,科研人员在科学技术研发时会碍于对法律后果的恐惧而畏首畏尾,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㊂(二)增设相关罪名关于是否增设科学技术领域罪名这一问题存在诸多争议,学者们有不同的主张㊂笔者支持增设相关罪名来填补法律空白㊂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的热点问题集中于网络犯罪㊁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婴儿领域㊂下面将通过对这三个领域的分析,阐述增设罪名的必要性㊂1.网络犯罪问题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犯罪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扩大了犯罪的领域㊂有学者认为网络犯罪是传统犯罪变换形式在网络空间中实施,其与传统犯罪区别不大,主张用扩大解释的方法对传统犯罪的条款进行解释和适用[8]㊂然而,扩大解释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㊂扩大解释需要符合一般人的心理预期,一旦超出人们可以预测的范围,就是法律所禁止的类推解释㊂这就使得在运用刑法解释解决网络犯罪问题时,有时很难获得一个绝对正确㊁意见统一的结论,如:虚拟财产的定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当实践中发生此类犯罪时,其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所定罪名往往认定各不相同㊂因此,针对现有法律无法解决的犯罪问题,由立法机关创设新罪,以明确适用㊁消除争议,这是刑法应对网络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㊂2.人工智能问题对于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是根据设计者的指令和编写的程序进行运行,其本身不具备意思能力,因此需要追究人工智能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责任,建议增设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罪[9]㊂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可以适用已有的罪名,避免法条重合,并且对人工智能的相关主体的责任限制过于严格,不利于产业发展,因此主张不必急于创设新罪[10]㊂笔者认为,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人工智能领域中尚有很多问题无法明确㊂虽然有一些情况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超前的情形,但按照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这些事件未来会大概率出现,并且可能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㊂如果刑法对这类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法律漏洞来逃避刑事责任㊂3.基因编辑婴儿问题2018年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㊂对于将基因编辑后的人类胚胎植入子宫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以及构成的罪名,学界有不同的观点㊂第一种观点认为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11]㊂法院的一审判决也持此观点㊂这一观点主要考虑的是行为人是否具备医生执业资格,但是适用该罪名会掩盖基因编辑这一行为本身的危害性㊂并且若行为人具有医生执业资格,则会无法定罪㊂第二种观点认为构成伤害罪㊂这种观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㊂首先,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权,而该行为的客体是人类胚胎,并不属于伤害罪的对象㊂其次,伤害罪的结果是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或者是对人体器官机能的损害㊂目前只是理论上认为大概率会发生风险,但实际中并未发现该行为对婴儿组织或器官的损害㊂第三种观点认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㊂有学者认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个体危险,更会污染人类的基因池,从而危害公共安全㊂这种观点也有不合理之处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是一个 口袋罪 ,需要达到一定的危险程度㊂对人类基因池污染的担忧,目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㊁可能的㊁未来的危险㊂因此,并没有哪一种既有罪名可以准确适用于这类案件中,需要法律加以明确㊂(三)刑罚可以相对从轻科学技术的研发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过重的刑罚不利于科技的发展㊂大多数的风险只造成了初步的危害结果,并没有产生毁天灭地㊁不可挽回的后果㊂并且科学技术的研发因其专业性要求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一般都是由集体共同完成㊂因涉及的主体范围比较广泛,在法定刑设计与量刑幅度上可以相对从轻㊂(四)减少刑法对科技风险的规制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险应减少刑法的规制,可以依靠行业自律㊁行政干预进行治理,实行多元化治理㊂科学技术领域专业性较强,外界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其中的问题㊂专业的研发者们对于技术的了解更加透彻,可以及时㊁准确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业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㊂而行政干预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可以更有力地对风险进行防控[7]㊂五㊁结语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科技领先可以提升国际竞争力㊂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风险问题㊂科技风险的危害性程度更大且危害后果具有延续性,形式也与传统犯罪的危害形式有所不同,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㊂我国刑法受到成文法形式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在立法上存在滞后性,很难对该类风险应对自如㊂我们要正确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刑法规制的关系,790浅谈WTO 的法治及其对推进国际法建设的作用邓瑞嘉摘要:WTO 的法治自成体系㊁开放民主㊁有强硬的约束性,但也存在争端解决完成程序时间过长,对强国与弱国在实践中的地位差距考虑得不够全面,存在例外规定模糊让争端解决机制易被避开等问题㊂WTO 的法治建设使国际法有了硬约束,扩大了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㊂面对上诉机构停摆等问题和挑战,WTO 应当坚守自身的原则与目标,为促进贸易自由与国际法治发展㊁消除贸易领域的歧视继续作出贡献㊂关键词:WTO 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法;法治中图分类号:D993.9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3-0098-03㊀㊀一㊁绪论国际法治,顾名思义,其本质上是属于法治领域的问题㊂因此我们在做关于国际法治的研究时,往往会用到亚里士多德对于 法治 一词的定义㊂根据这一定义来推断,国际法治应符合两个要求,即达到 良好的国际规范 与 被妥善地执行 ㊂在国际法治关系中,除了国家以外,国际组织也是重要的主体与重要的国际法治关系组成部分㊂世界贸易组织是国际组织的一员,是一个独立的㊁永久性的㊁世界贸易领域的国际组织,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 联合国 ㊂如前文所述,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治研究是国际法治领域的问题㊂由此可见,若将上述关于法治的理念运用到对WTO 的法治研究当中,WTO 的法治也应符合两个要求,即达到 良好的国际贸易规范 与 被妥善地执行 ㊂就这两点要求而言,如今WTO 在它所管理的领域已经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管理规范,且有着强制的执行力来保障其规范的实施,因此可以认为WTO 的法治有其研究与被借鉴的价值㊂再加上WTO 的法律秩序在国际法中自成体系,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治越来越重视,学者对国际组织特别是有着自己法律体系的WTO 的法治研究也越来越重视㊂因此,笔者将以WTO 的法治作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该国际组织的法治,来分析国际组织的法治对推进国际法建设的作用㊂在研究WTO 法治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对它的价值评价等问题㊂笔者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于WTO 的法治的研究应主要分为:一是WTO 的法治之 良 ;二是WTO 的法治之 不足 ;三是WTO 的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㊂应允许在合理范围内的科技冒险,如此才能使科学技术得以发展㊂同时还应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完善多元化治理体系,依靠行业自律和行政干预对风险进行预先防控㊂希望我们可以正确平衡好科技发展和刑法规制之间的关系,创造一个科学技术先进㊁人民美好幸福的未来㊂参考文献:[1]王雅佳.科技创新风险的刑法规制:实践㊁理念与范式[J ].科学学研究,2020(4).[2]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事业下的环境法创新[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9.[3]郝艳兵.风险刑法:以危险犯为中心的展开[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32.[4]齐延平.论人工智能时代法律场景的变迁[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4).[5]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6]刘艳红. 风险刑法 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J ].法商研究,2011(4).[7]张学文.科技风险的刑法焦虑与回应[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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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代$障年2021年第5期•经济刑法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陈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关键词：野生动物；公共卫生；食用目的；刑法规制中图分类号:DF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512（2021）05-0049-1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已于2020年12月26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并于2021年3月1日生效实施。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第四十一条在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规定了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其具体内容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刑法修正案的这一规定，其立法目的和意图何在、在作为新增犯罪予以刑法规制之后应当如何从教义层面进行解读，均值得人们更为深入地探讨，以保证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合目的性与规范性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