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失误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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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失误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作者:董新春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01期[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主体性问题为切入点、以哲学研究为载体、从文化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的当代西方重要左翼思潮。

然而,在其百年变迁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勾画了一个从原本“修正”、“完善”马克思主义到实质上的反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资本主义到变相捍卫资本主义的怪圈,从强调无产阶级群体意识到坚持自由主义式的个人本体论是探讨这一怪圈得以形成的重要入口。

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失误的警示意义在于,在我国当前的话语体系建设中,唯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学习借鉴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才有可能冲破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与社会;话语体系建设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100210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经各种“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的“鼎盛辉煌”之后,日益呈现一幅看似五彩缤纷、实则迷惘低落的态势,即使2008年金融危机及反资本主义的历史契机也没能助其走出困境。

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众多,但他们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蜕化为抽象的个人本体论,不自觉地与自由主义“合流”是不可忽视的理论原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告诉我们,在建立和完善中国当代话语体系过程中,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立足国情,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经验教训,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实现理论的自立与自强。

一、从“无产阶级意识”到“个人本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怪圈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衰必须回溯到19世纪末期。

随着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也不断成熟与壮大。

出于长远利益考虑,资产阶级调整了统治策略,用提高工人福利待遇、鼓励其参政议政等措施缓和阶级矛盾。

这些做法直接引发了原本看似一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伯恩施坦指认资本主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各种观念要素、特别是伦理因素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范围”[1](P34),完全可以通过改良和议会斗争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关键是揭示社会主义的伦理本性,引导普通个人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

与之相反,拉法格、卢森堡等人则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以无产阶级群体革命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判断仍长期有效,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的论断在当时颇具代表性[2](P44)。

苏联建国后,这种强调客观经济必然性的做法被进一步强化为僵化的经济决定论。

布哈林说:“既然从实质上说一切都是合乎规律地发生的,从无原因意义上讲的偶然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很清楚,历史偶然性也是没有的。

”[3](P40)一切似乎都是注定的,普通个人在历史面前是完全被动的,充其量不过是少数精英启蒙和领导的对象。

随着这种僵化决定论的弊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暴露,面对19世纪末以来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多元化趋势日益突显的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条以主体性问题为切入点、以哲学研究为载体、从文化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观化”的理路[4](P234)。

原本,这是一次发展完善马克思的思想拜物教理论的重大尝试,但在与现实资本主义的交流碰撞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画出了一个从“修正”、“完善”马克思主义到实质上的反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资本主义到变相捍卫资本主义的怪圈。

他们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失误是探讨这一悖论得以形成的重要入口。

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主观化”的第一人。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应然”问题。

在他看来,20世纪的人类社会已经迈入多元化的新历史阶段,事实与价值的相对二分态势日益明显,不仅看待同一社会现象时,每个人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即使某一被公认为善的价值,人们仍有可能选择放弃或故意违背它。

因此,摆在卢卡奇面前的主要不是社会主义“必然性”问题而是如何由“应然”转变为“实然”的问题。

他的做法是在肯定经济因素“作为一种决定一切理论的决定性趋势”的同时重视无产阶级意识在社会主义由趋势转化为现实中的积极作用,以实现客观决定论与主体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5](P313)。

哲学取代经济学承担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体性问题研究的重任。

卢卡奇的这一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它是对马克思生前触及但未充分论述的思想拜物教理论的补充与发展,也是对伯恩施坦从“伦理”视角质疑社会主义客观经济必然性的纠正。

遗憾的是,由于卢卡奇起用了具有浓厚黑格尔主义特色的“总体性”概念、并坚信“理性的形式主义的认识方式是把握现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5](P12),马克思至关重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概念及资本主义批判的客观经济维度因此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阴云的聚集改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作为其载体的社会研究所从德国法兰克福迁移到美国。

面对物质繁荣、阶级矛盾缓和的北美大陆,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指认卢卡奇开创的通过理论思辨提升阶级意识、从而克服思想异化的理路已基本失效。

与物质相对匮乏的欧洲大陆相比,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将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才是美国资本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信用卡透支等促销手段被创造出来驱使全社会狂热地投入到消费活动中去,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无产阶级也因为拥有日益充足的物质财富而否认其无产阶级身份并化身为现存秩序的拥趸者。

因此,霍克海默等人决意放弃无产阶级“群体意识”研究转而探讨个人和文化,即以“个性的衰落”问题为切入点[6](P144),研究资产阶级如何借助消费活动制造更为深刻的思想异化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战略调整看似思想拜物教研究的逻辑使然,实则开启了一条极为险恶的理路。

那就是,随着从文化及社会心理学等视角对个人及思想异化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在具体而微观的探讨中不由自主地忽视、甚至抛弃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客观线索和历史维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物质繁荣被描述为“现在如此、应当如此、未来也将如此”[6](P142)。

在这种资本主义“永恒化”的话语体系中,个人除了接受事实、自行心理调适之外,似乎真的是别无他路。

当弗洛姆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个人主义的实现”、人作为个人“发展自身,改造自身”[7](P3),萨特宣称“除了本能,我们不相信任何东西”[8](P28),马尔库塞希望借“美学维度”促进团结、实现“诗的正义”和“无剥削的自由”之时[9](P17),人们已经很难将他们与坚持抽象个人本体论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

当他们猛烈地批判消费社会而虎头蛇尾地用“美”、“爱”和“本能”勾画未来社会蓝图之时,原本反资本主义的雄心壮志已几近于无,展示给世人的不过是为现行秩序把脉疗伤的“社会病理学”研究 [10](P9)。

事实证明,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逐渐被资本主义及其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整编。

历史地看,这一失误与其对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的抛弃不无关系。

二、对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的抛弃:西方马克思主义个人观失误的认识论原因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不是空洞的说词而有着切实和深刻的内涵。

“立场”就是站在哪个角度、为谁说话;“方法”就是如何说话、用什么方式说话。

在马克思那里,立场与方法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

马克思的立场是始终站在广大受压迫的穷人无产者一方。

他毕生的努力就是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解放全人类。

这不仅表现在他18岁树立的为人类谋福利的宏大志向中,也体现在1844年对异化劳动的深刻揭露中。

然而,马克思知道,伦理义愤和空洞的人文情怀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他转而投身到长达四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去,真实而深刻地披露了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的前身后世,批判自由主义者精心编造的资本主义永恒化和自由平等的谎言,力图将人们从思想异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同时也就是一种思想文化批判。

用张一兵的话说,马克思是通过探讨“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的方式,将经济学与哲学、经济与文化、客观性和主体性双重维度统一起来[11](P572580)。

唯有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维度看待问题,才有可能对无产阶级弱势群体的处境感同身受,进而推进理论创作、促进现实改造;也唯有将事实分析与价值判断、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才真正配得上“科学”之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他们从未真正拥有无产阶级立场。

西方学者在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奇怪的死亡”现象时发现,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队伍多由知识分子、艺术名人、甚至流浪汉组成,他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好感并加入本国共产党,其原因或是出于对传统天主教的厌恶,或是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盲目崇拜,或者干脆是犹太哲学家为躲避法西斯主义的无奈之举,真正为工人阶级着想、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了解的人少之又少,更毋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和信仰[10](P9)。

因此,不难理解,当苏联社会主义出现集权主义等重大问题,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痛加指责之后,这些原本就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很轻易地就将个人及政党的错误与马克思主义画上等号,迫不及待地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

二是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因而在文化批判的偏执中迷失了本应有的反资本主义方向。

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同体合一的关系,前者是精神支柱和说理论证,后者是实践落实和制度保证,它们共同维护着资产阶级的私有产权及个人自由至上原则。

在个人自由问题上,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个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以经济事实为依据揭露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平等的虚假性和无产者的“新奴隶”本质——“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12](P457)。

在他看来,唯有立足物质生产实践,在对资本主义客观经济批判的基础上,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严重弊端,再集无产者群体之力才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赢得个人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这条融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双重批判思路却遗憾地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曲解了。

从他们关于“自我创造”、将个人自由置于首要地位的言说中,人们很难看出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态度。

甚至,在弗洛姆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不是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而是劳动被曲解为强制性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的论断中[7](P42),在他只强调劳动的人道化而不反对私有产权制度的表态中,资本主义批判立场显然已经被他实质性地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