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集体行动制度变迁与公共精神的培育

村民自治：集体行动、制度变迁与公共精神的培育

——贵州省习水县赶场坡村组自治的个案研究

作者：李文钊 张黎黎

摘要：村民自治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困扰着中国学者和实践者的重大问题。村民自治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度基础。通过提出研究村民自治和自主治理的制度框架，对赶场坡村村组自治实践的分析，提出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村民能否通过自主治理来解决自身的公共物品供给和维护，社会规范的提供，以及社会冲突的解决和处理。赶场坡村组自治的实践，它意味着中国村民可以在小范围内成功自发和自主治理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其试验的示范意义甚至高于试验本身，它预示着只要具备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国村民也拥有自治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公共问题。

关键词：村民自治；集体行动；制度变迁；公共精神

一、引言

在200多年前，美国立宪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1982）。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公共秩序。基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的公共秩序，是一种以自治和自由为基础的秩序，而基于机遇和强力建立的公共秩序，是一种以统治和服从为基础的秩序（文森特·奥斯特罗姆，1992）。

著名的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正是以人类社会自治能力和自治社会的可能性为基础，开始了他们思想和理论的探索，并遵循托克维尔的传统，重新思考美国政治实验和政治社会所缊含的新秩序①。在这一思想和理论的探索中，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侧重于研究宏观层面的政治秩序建立在自治基础之上的可能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侧重于研究微观层面的政治秩序建立在自治基础之上的可能性（文森特·奥斯特罗姆，1999a ，1999b，200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

自治是否属于美国人和西方人的“专利”抑或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美德？对于中国学者和研究者而言，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民众能否在公共事务领域实现自治，能否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秩序。应该说，中国自主治理的实践是从基层开始的，他们通常又被称之为基层民主实践。基层民主实践在农村以村民自治的形式展现，在城市以社区自治的形式展现。

对于村民自治的实践，研究者对于民主的关注多于自治的关注，因此，在学术上的表现为对村民选举和基层选举投入较多热情，而对于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则关注较少。这种关注视角的偏差，导致了对于村民自治评价和有关村民自治的不同政策建议。对于中国的村民自治，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最近，农业税取消，乡、镇政府出于节约财政成本和实施监督的需要，又开始了合并自然村组建行政村的实践，以及中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思，这些都会对村民自治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那么，农村治理和村民自治意味着什么？如果遵循汉密尔顿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思路，对于农村治理，核心的研究问题是中国村民能否通过自主治理来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还是他们注定要依靠机遇和强力来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无论如何，对于村民自治，其关键问题是村民能否通过自主治理来解决自身的公共物品供给和维护，社会规范的提供，以及社会冲突的解决和处理？

2008年6月19日~22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调研小组奔赴贵州习水，亲历赶场坡村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之下依靠自主治理，提供公共物品，解决社会冲突，培育公共精神，建设美好家园的不懈努力。赶场坡村组自治的实践，它意味着中国村民可以在小范围内成功地自发的和自主治理地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其试验的示范意义甚至高于试验本身，它预示着只要具备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国村民也拥有自治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公共问题。

二、村民自治：从个人发展到公共治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变化是以释放和激励个人的潜力和积极性为基础的，通过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激发了个人追求财富的冲动，这种动力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繁荣②。激发个人积极性的制度安排在农村表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使得中国农民和农村摆脱了贫困和饥饿。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私人物品的供给和组织得以解决，但是公共物品的供给和组织仍然是一个巨大问题，其中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的缺乏，作为一种抽象层面的公共物品更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思，并在十七大报告中以科学发展观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基础转型相配套，中国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正在从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转变。

在未来20年中，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会得到强化和扩展。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和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供给职能加强。

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在农村也存在，其表现为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缺乏，以及农村社会道德和伦理秩序的解体。农村如何在解放个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也激发个人对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参与和投入，并在此过程重新形成一种新的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秩序。简而言之，市场经济导致了农村和城市中个人的发展，但是农村和城市的公共领域的发展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如何“解开”妨碍人们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的制度障碍仍然是下一阶段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和主要问题。

市场经济促使个人发展，市场经济也呼唤与之相关的公共治理。在农村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这使得村民的关注焦点从个人发展到公共治理转变。村民自治就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它试图通过“民有、民享和民治”的方式来激发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从而避免“公共悲剧”和集体行动困境③。村民自治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对于农村政治的重要意义，被各方所认识，但是村民自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观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农村各地开始了形势多样的村民自治实践，而研究村民自治和乡村政治也成为了一门“显学”。

作为公共事务的治理形态，自治在西方和中国有不同的传统。西方国家的自治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城邦具有自治的许多特征。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自治出现于近代，伴随着人们对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认识的变化而产生。在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水平影响下，形成两大主要的自治模式。一种以英、美为代表，其认为自治权力是天赋的，为人民所固有，先于国家而存在，因而国家对自治权应予保护，而不能干涉。这种模式的自治较为彻底，自治地位受到人民的珍视，自治权也得到宪法、法律的保护。另一种自治模式是以法、德为代表，其认为自治权利是国家主权所赋予的，自治权具有委托性质，国家随时可以撤回这种权利。尽管西方这两种自治模式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总的看来，自治在西方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自治权不仅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维护，也根植于人民的内心。难怪麦迪逊要将把美国一切政治实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

反观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权力支配社会、统治一切。皇权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制约，社会中的任何人、事都处于皇权控制之下。而民众都是臣民，是被征服、被控制的对象。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权力支配一切、覆盖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没有地方自治的。然而，虽然皇权严密地控制着整个国家，帝王的权力机构并没有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形成了传统中国治理结构中“上下分治”的格局，著名学者秦晖等人将这种状况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秦晖，2003）。也就是说，传统中国中，乡村依靠乡绅———宗族进行自治。

中国村民自治是公共治理的一种新逻辑和一种新传统，它试图唤醒村民在公共领域的公民精神、自治精神和公共精神，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从依赖它者到成为主动者转变，简而言之，它试图在农村公共领域和公共治理层面寻找一种新的治理逻辑。这使得中国的村民自治，既不可能照搬西方的传统，也不可能继续中国的传统，它是在一种没有理想模型，也没有成型方法情况之下所进行的一种政治试验。上个世纪80年代，广西宜山、罗城最早开始村民自治的实践，农民自发创造了中国第一批村民委员会组织。此后，星星之火逐步燎原神州大地。

从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到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村民自治从实践中的新生事物逐步推广，最终获得国家法律层面的认可，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经过20多年的发展，村民自治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它为农村公共治理的过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新的时期，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一方面，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异质性强，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落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原有道德秩序遭到破坏，公共精神泯灭，农村“空心化”不断加剧，为过去相对稳定的农村带来了诸多变量。这些变量改变着村民的日常生活、村庄内外部关系和社会治理过程与结构。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2004~2006年，中央连续发布3个关于农村建设的一号文件，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创举，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再次成为高层的重要政治议程。再一方面，通过农村基层选举和两委会的治理，村民自治的内涵和外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村民自治需要从简单的村民选举到真正的村民治理转变。

农村村民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重新实践和诠释村民自治，使得村民自治与中国发展战略转型，与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相结合，成为促进农村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中国农村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依靠中央和外部力量来解决，它更需要发挥中国农民的内生力量。中国农村建设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而且意味着政治发展和道德发展，其表现形式为农村公共治理的繁荣和发展。

因此，在新的形势，新的机遇和新的时期，中国农民如何在中央和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之下，发挥自身的能力和智慧，通过实现村民自治来带动农村全面发展，利用村庄的地方性知识解决农民、农业、农村的面临的各种公共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村民自治的发展，既需要理论研究，也需要实践探索，理论研究应该和实践发展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贵州省习水县赶场坡，在那里农民正在依靠自身力量，通过村组自治来解决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恢复和重建农村的公共秩序，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进。

通过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来挖掘赶场坡村组自治的理论意义，总结自治实践中所蕴含的一般意义，对于理解和阐述村民自治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理解农村公共治理的含义，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启发意义。

三、村民自治和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

对村民自治和自主治理的研究有很多理论模型，不同的理论模型以不同的分析框架为基础，不同的分析框架常常对同样的世界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④。所谓“自治”（self-government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辞海》中对“自治”的理解是“自己治理自己”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自治”“按其字面意思是指‘自我统治’；在通用的政治语言中，亦指实行自我管理的国家，或国家内部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和主动性的机构；在政治思想领域，这一术语现在常常用来指个人自由的一个方面”（邓正来，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