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箫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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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箫赋》评论
王褒是西汉宣帝时期一位辞赋家，他以一篇《圣主得贤臣颂》受到皇帝赏识，从此得以面圣侍君，但是为他赢得赞誉的却不是此类歌功颂德之作，而是他的传世之作《洞箫赋》。
《汉书》载：“其后太子体有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
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
疾平复，乃归。
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这段话点明了《洞箫赋》的创作背景，也反映了在它创作之初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方面，太子体有不安，王褒作赋本为娱侍太子之用，而太子因听颂奇文而病愈，这充分体现了文学的独特魅力，它自古就有疗治心灵的功效；另一方面，太子病愈之后仍令后宫左右时时诵读，从侧面表现出《洞箫赋》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能够带给人长久的艺术享受。
其实，作为一篇优秀的咏物赋，《洞箫赋》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此前枚乘在《七发》中曾有一段关于音乐的描述，《洞箫赋》则将这零星描述扩展为全篇，深入细致地对洞箫进行铺采，开器乐赋之先河。
同时，王褒创作此类赋作，也与当时音乐兴盛有关，西汉乐府的繁盛即是音乐受到人们广泛欢迎的表现。
无疑，《洞箫赋》的创作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汉中期的时代风貌。
纵观全篇，《洞箫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箫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到吹箫之人及吹奏方式描摹洞箫，第二部分由“若乃徐听其曲度兮，廉察其赋歌”开始，从听者的角度细品箫声，第三部分以乱辞作结，似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整体来看，三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
在第一部分中，以时间代空间是作者描摹洞箫的主要笔法。
正如莱辛所说：“动作是诗所特有的题材”，为了证实这一点，莱辛列举了荷马史诗中描写朱诺的马车、阿伽门农的装束、阿特柔斯的牧羊杖、阿喀琉斯的笏、潘达洛斯的弓等等一系列的细节。
它们都是通过“动作”，或者说是通过一种伴随时间的延续展现事物的变化过程来完成对于空间事物勾勒的。
不过，莱辛不懂中文，否则，王褒的《洞箫赋》也可以算是他的又一个完美例证了。
洞箫本是存在于空间中的一个简单普通的事物，描摹它，只需寥寥数笔，即可写其全貌。
但是，如果仅以数笔勾勒，既不能满足读者的想象，又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作者采取了历史的眼光，从箫的材质、管竹的生长写起。
先写“箫干之所生”，其生长环境为一片丘墟，荒凉之地，周围尽是怪石嶙峋、野风清露。
与之为邻、盘旋其间的只是一些“孤雌寡鹤”、“秋蜩”、“玄猿”，而它竟能在傥莽、旷荡之中吸日月之精华、禀天地之灵气，终得成材，选为制作洞箫之用。
这些描述写出了洞箫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平凡的际遇，使人隐隐地产生一些联想，仿佛这箫之生长与人生有某种契合。
次写箫的制作：“般匠施巧，夔妃准法”，一流的工艺带给洞箫贵族般的身份。
在这里，作者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箫身展开正面描写。
经过加工，管竹终于变作乐器，可供吹奏了。
之后作者又设计出“生不睹天地之体势，闇于白黑之貌”的盲者作为吹箫之人。
箫竹生长之坎坷与盲者心中之积郁两相映照，故其“气旁迕以飞射”、“驰散涣以逫律”之时，饱含深情的箫声便呜咽而出。
这一部分的描写，极少言箫之貌形，却多言竹之生长。
不言箫声之妙，却言奏者之奇。
种种渲染，都暗示出洞箫的不凡，为下文对于箫声展开叙述作了精心铺垫，让读者在阅读伊始，便对后文充满某种期待。
第二部分，以有形化无形是作者表现箫声的写作策略。
箫声之存在，全赖人之听觉，然而，若要将此听觉艺术转化成文学，转化成一种可评、可说、可思、可想的艺术，则必赖之以形象。
具体而言，作者在这里主要采用了两种形象，一是合乎道德礼仪规范的形象。
中国自古就有礼乐文化传统。
《乐记》云：“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礼之不可易者也。
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礼乐刑政，四
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可见，音乐不单单是一种悦耳的声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具，承载着以声感人的教化作用。
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圣人崇尚的中和之声，无不与这种礼乐信仰有关。
在董仲舒建立起的一整套等级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汉代，最美妙的音乐自然是能够传达出井然有序的社会规范的音乐。
于是，在箫声中也便有了“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顺叙卑迖，若孝子之事父”、“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
原本无形的箫声，转化为父子相亲的形象和壮士、君子的形象，就变得具体可感得多了。
二是深受感染的听者形象。
审美过程要经过接受者的感悟，产生共鸣，才算最终完成。
孔子听韶乐，曾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
箫声之美，同样唤起了听者内心的诸多感慨。
贪饕者、狼戾者，心有收敛。
钟期牙旷、杞梁之妻，为之怆然。
嚚顽惕惠、桀跖顿顇，连蟋蟀蚇蠖、蝼蚁蜥蜴这些动物，听完箫声都有所感叹，“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
这里，作者用反衬的笔法描绘了一张想象中听箫的图景。
箫声虽不可闻，但这样一副想象中的图景足以让人们对箫声的动听感同身受。
同时，听者之被感化，也正是因为箫声中包含有诸多德化教育内容所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礼乐文化的肯定和弘扬。
当然，作为一篇器物赋，它能打动人们的地方不在于宣扬了什么，而在于使用了怎样的笔法。
作者对于箫声的直接描绘是简略的，对于表现箫声而刻画出的形象描绘却是细致入微的。
无形之声被有形之象的替代，不可谓不妙。
第三部分，作者以乱辞内容颂扬圣德。
本拟“长辞远逝，漂不还兮”之人，“赖蒙圣化从容中道”，而“终诗卒曲”之箫声，也在“连延络绎”的余音中，变作无穷。
乱辞作结是古人常用的一种行文方式。
楚辞中颇为常见，史书中也广泛运用，甚至于在后来的文言小说中，这种乱辞作结的形式仍然非常普遍。
这种形式本为作者抒发自身情感之用，本篇则借用箫声的传播，恭颂皇室恩德。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结束未免有些迂腐、空洞，但以王褒的身份及经历来看，他能步入仕途，与宣帝的赏识密不可分，而他又是在娱侍太子期间创作此赋，那么，此处的颂扬便是自然之理。
只是对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不免有所损害，而其中的歌颂之情遭受非议也在所难免。
刘勰《文心雕龙》称：“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又言“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
这样的赞誉并非虚言，《洞箫赋》带给后人的，既有题材方面的价值，又有文体方面的意义。
大凡能够千古传诵的佳作，都贵在创新，不落窠臼。
汉赋在司马相如时代已渐趋成熟，形成了巨丽、恢弘之美，主客问答形式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洞箫赋》则独辟蹊径，不关宫城，不言主客，只从一个小小的洞箫入手，融入了礼教的文化传统，其中亦不乏作者的心曲，揭开了汉赋咏物抒情的序幕，且器乐赋的创作，此前并无传世之作。
《文选·长笛赋》序中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
”枚乘《笙赋》今已不存，《洞箫赋》在刘玄、傅毅、马融器乐赋之前，受后人追慕，可见它颇具影响力，算得上是开器乐赋之先。
此外，《洞箫赋》用词考究，注重对偶，行文工整，现出六朝骈文端倪。
汉赋与楚辞有着较深的渊源，赋中以“兮”字断句，仿楚辞形式而作者并不少见，因此研究者在给赋分类时，往往会提出“骚体赋”一类。
《洞箫赋》就被有些研究者归入“骚体赋”一类，不过，它在模仿楚辞，继续以楚辞模式作赋的同时，毕竟已开始创新。
最为后人称道的“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顺叙卑迖，若孝子之事父”，常常被用作显出骈文体式的明证。
其实，不光是这两句，即使是那些尤带有楚辞风味的句子，如“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樸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读者一样可以从中品出骈俪的味道。
这种文体的点滴改变，不是明显地，却是潜移默化地，给后世文体变革带来很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