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论文关键字：理论主义制度国际历史政治研究组织社会学国际制[摘要]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具有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的深刻印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
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学术积累上的必要条件。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
就解释行动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关键词] 国际制度研究;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人类生存的基本社会空间———由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而言,国际制度(internatinal institu2tins) 的确立、扩展与强化无疑是20 世纪后半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革之一。
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的主要焦点,新制度主义( ne institutinal2is) 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确立了分析范式的地位。
本文旨在通过一种跨学科的视野,阐明新制度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概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范式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国际制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由于其早期拓荒者们“大多局限于威尔逊的国际政治观”,[1 ] ( P215) 这一学科在幼年时期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
在著名的“十四点方案”中,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希冀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制度来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
在“十四点方案”的影响下,国际制度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时起就在其研究议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威尔逊理想主义以致命打击,但人们对国际制度的关切并没有因此而趋于消弭。
社会学制度研究中有关制度与行动关系的理论观点总结-社会学理论论文-社会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制度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或分析范式,在经济学、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中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存在着形态各异的制度主义种群,正如保罗J.迪马吉奥和沃尔特W.鲍威尔所言,如若制度主义被视为一种研究社会、经济和现象的独特视角,那么人们就什么不是制度主义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要比什么是制度主义要容易得多[1].依据制度研究过程中的基本假定、研究方法、制度核心要素,特别是支撑制度研究的微观行动基础等方面区别,制度主义通常可以被区分为旧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 学和经济学在早期的制度研究(其研究又被称为旧制度主义)中占据着主流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兴起,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在反思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之上,重新发现了制度分析在现实问题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范式.就社会学中的制度研究而言,组织研究与制度理论的合流以及常人方法学、现象学关于认知、文化等相关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是促发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思想萌发乃至学科中制度研究复兴的关键性因素.新制度主义视阈下社会学有关制度研究的文献数量众多,社会学家彼得斯曾将这些研究大致区分为了两大类,即以价值为基础的制度主义(早期制度研究)和以认知为基础的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2].社会学行动理论与社会学中的制度研究关系密切,一般行动理论和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行动基础.本文拟从社会学两类行动理论出发,对社会学制度研究中有关制度与行动关系的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并尝试性地建立实践理性取向的综合的制度-行动分析框架.一、制度-行动关系:制度研究的微观基础无论是新制度主义还是旧制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制度-行动关系问题都是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制度分析离不开行动,而行动选择必然又涉及个体行动的制度基础,因此,行动基础的问题既是制度分析的起点又构成了制度研究的重要支撑.就制度与行动二者关系而言,不同学科在进行制度分析时均设置了不同的理论假设,例如,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认为行动者不应只有选择而没有约束,个体并非是完全理性且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行动者偏好、行动取向会受到制度的规制与塑造; 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认为人们可以出于自身利益来设计制度,制度通过制约与激励对人们的行动发挥作用,克服个体理性所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个体及其行动之所以愿意接受制度的规制,在于制度能够降低机会主义行为风险从而增加行为的可预期性.社会学制度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时期,涂尔干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和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均对这一时期的制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涂尔干将社会学界定为关于制度及其产生和功能的科学[3],其对集体表象概念的阐释以及对集体表象与个人意识的区分体现了他的制度思想.在涂尔干看来,集体表象不同于个人意识,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和观念,具有制约和规范个体行为的制度性作用.涂尔干在论述制度与行动关系时采用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强调了行动者在制度约制下实施行动,人们在制度面前的无能为力.与涂尔干不同, 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社会行动. 用社会行动的概念说明了个体行动者对自身行为是如何解释的,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社会行动与制度秩序关系的论述. 认为,社会秩序并非一种基于强制的外在客观约束,而是以理解、认同、接受等为基础的主观认同,只有社会秩序的规范和规则被社会成员作为符合其望的东西接受下来,才是有效的或合法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凭借传统、理想和法律对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认可[4].可见, 在论述制度与行动关系时采用的是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强调了制度得以实行或适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主观上让自己的行为以制度为取向,而非仅仅是制度所具有的强制性促使人们被动地遵循制度.与涂尔干有关制度思想的论述差异,代表了社会学有关个体行动模式的意义源泉的两个基本维度:一个维度认为,对行动的理解应该着眼于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另一个维度则强调,具有重要意义的行动模式应该从行为的实行、实施或生产的方式入手.早期的社会学制度研究通常以第一个维度,即一般行动理论作为分析微观行动的基础,强调制度中的规范和价值观要素,认为制度对个体行动的约制作用源于个体对制度规范及制度价值观的内化.简言之,早期制度研究可以视为一种强调制度中规范、价值观要素的制度主义,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遵循的是话语理性.与此相对,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则主要围绕第二个维度展开,以实践行动理论作为分析的微观行动基础,强调了个体行动过程中的认知因素,认为制度主要通过行动者的认知机制、意义建构对其行动和策略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遵循的是一种实践理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有关话语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主要来源于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论述结构与行动关系时所提到的支配行动者开展社会行动的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在吉登斯看来,实践意识是指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而话语意识则是指那些形成了概念、判断和推理,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意识[5].实践意识介于无意识和话语意识之间只做不说以及支配日常生活实践的惯例性,是其区别于话语意识的最主要特征.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通过对社会学行动理论转型脉络进行分析,可以把握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到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变迁的清晰图景,即理论关注点从客体-关系转向认知理论、从情感需要转向本体焦虑、从话语理性转向实践理性、从内化转向模仿、从承诺转向常人方法学的信任、从强制活动转向即兴活动、从规范转向脚本和图式、从评价转向说明、从结构与行动的一致性和整合转向结构与行动的松散结合、从角色转向惯例[6].二、话语理性:一般行动理论与价值取向的制度主义柯亨曾对社会学有关社会行为研究的诸理论进行了分类,将强调主观性质的理论界定为行动理论(一般行动理论),而将强调实施性质的理论界定为实践理论(实践行动理论)[7].一般行动理论强调了支配行动者开展行动的规范、价值等话语意识,因此,一般行动者理性又被称为话语理性.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以一般行动理论作为其开展研究的微观行动基础,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制度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的唯意志行动理论是一般行动理论的典型,该理论中的单位行动概念不仅借用了功利主义手段-目的(工具理性)的行动结构,而且整合了和涂尔干的思想洞见.在理解工具理性行动与行动意义之间关系时,帕森斯继承了行动者自己确定各自行动意涵的认识,通过拓展单个行动为行动链的方法解决了功利主义两难困境,并最终得出价值是理性行动基础的主张[8].当帕森斯讨论社会秩序问题时,他的行动理论又吸收了涂尔干集体表象或文化规范约束性力量的思想洞见,并最终在其行动理论中发展出了道德整合的观念.而与涂尔干认为制约行动者的规则效力源于道德力量略有不同,帕森斯认为价值观念的神圣性所提供的正当性才是形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森斯将制度界定为:根据共同体共有的终极价值体系而追求即时目的之行动的一种治理或支配的调节性规范和规则体系[9].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制度研究思想.首先,他在论述支配行动选择的主观取向问题时,认为行动是经既定的制度调节后发生的,这种制度调节影响了包括动机取向与价值取向在内的两类个体行为选择的主观取向.因此,他的行动理论自然就关注内化于人格系统的文化要素而忽略了外在于行动者、作为取向对象和客体的文化.其次,他对制度化角色期待的强调,使其理论更加关注文化所构成的评价因素而排除了认知、情感等因素.我们从帕森斯行动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虽然指出了行动者行动的多元趋向以及对应于社会行动取向的文化框架的作用,但却过度强调了制度调节中的价值取向对个人行动的约制作用,忽视了个人主观能动性及认知因素对社会制度的认同与建构.帕森斯行动理论中强调价值观内化及灌输的制度思想,直接影响了价值取向制度主义的系列研究.如默顿在科层行为分析中认为,科层制中的规则纪律对官员形成一种价值规范秩序进而成为决定官员行为的重要力量,官员对科层制规则的遵守逐渐演变成一种仪式主义,并可能妨碍了科层制组织目标的实现.塞尔兹尼克通过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演变的研究,指出行动者由于制度化的强制所产生的承诺或忠诚,会对行动者的行动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显然,默顿与塞尔兹尼克的上述观点,无不突出了规范、价值观要素对行动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与一般行动理论具有极大的亲和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学的早期制度研究是一种建构于一般行动理论之上,遵循话语理性并以价值为取向的制度主义.但是,在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理论研究取得新进展之后,帕森斯关注规范和价值的行动理论逐渐开始走向了衰弱.社会心理学的认知修正了单纯的刺激-反应理论,开始关注作为刺激、反应中介的有机体的积极作用,认为诸如注意力、背景假定等认知因素也在影响着行动者日常信息处理与解决问题的行为.文化理论研究则从宽泛的文化观转向对文化的符号性功能的研究,认为文化作为符号与规范系统所构成的象征意义系统对行为具有的影响.现象学特别是常人方法学则通过对帕森斯行动理论的反动和批判,最终触发了一种替代性的实践行动理论的出现.现象学通过对符号意义的深入探讨,认为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其对规则与规范运行的关注的影响,也受他们对共同情景界定及共同行动策略的影响.常人方法学更是认为规范只是行动者的一种认知导向系统,不是内化于人格系统之中而是外化个人之外的脚本化说明.简言之,相较于一般行动理论而言,上述理论主张更加强调了人们行动中的前意识过程和图式,突出了常识性知识对于互动和悬置疑问的重要性,关注的是一种实践理性而非话语理性.社会学理论的这种认知转向最终促成了实践行动理论的出现,该类理论赋予认知因素以重要地位,这正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三、实践理性:实践行动理论与认知取向的制度主义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实践行动理论认为制度及制度结构不仅制约了行动者的行动导向,而且构成了行动者的行动背景,即制度结构还具有一种促使行动者采取行动的使能作用.实践行动理论的这些观点主张集中体现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布迪厄惯习理论的相关说明中.吉登斯认为帕森斯的行动理论虽然提出了行动参照框架概念,但是该理论却过度强调了作为客体的社会结构对具有认知能力行动主体的支配作用.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社会学及其研究方法存在着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对立,客体主义者强调社会中的结构、制度、制约性,而主体主义者强调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但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上述两类因素却同时存在,一方面,社会结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规则等结构性要素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人们能够主动的去认识社会结构并借以调整自己的行为,同时行动者按照自己在行动中不断产生的新要求又进一步的调整着行动规则及社会制度,最终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兼具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主张用结构二重性的概念来主客体二元论.吉登斯的这一界定体现了其关于制度与行动二者关系的结构化理论:社会生活是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实现结构化的过程,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同时存在,二者不可分离地在结构化中交织在一起,结构化成为制度制约行动和行动创造制度运动方式.吉登斯的结构化概念是指有见识的能动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持续的和必要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如果再结合他在构成自我观念基本成分的基本安全系统中的相关论述①,我们可以发现在结构(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蕴涵着强调一种奉献于脚本化行为的认知理论倾向,这一行动理论与帕森斯强调规范与惩罚的行动理论传统截然不同[10].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体现了尤为鲜明的社会理论的认知转向特色,该理论特别强调行动、社会分类、实践意识(布迪厄称其为没有概念的知识)中被视若当然的要素,以及社会结构之情境性、具象性的生产.布迪厄认为,惯习是行动者的一种分析建构,一种受调节的即兴创作或生成规则的系统.这种惯习创造了与人们在他们所持续再生产的社会结构占据的位置相联系的思想、抱负、偏好、评价模式、行动策略等规则.在布迪厄看来,制度与习性密不可分:一种制度只有找到在这种制度中会得到某种利益或好处的某一个人,才可能被实施或激活[11].惯习建构解释了策略行动取向的能动者为何和如何不断地再生产和默认不在他利益关注范围内的社会结构,指明了策略行动的生成法则,认为策略行动根源于但却不完全取决于过去,理性的行动策略本身会自我制度化.无论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还是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认知要素及意义建构都开始一般行动理论中的规范、价值观要素并被置于理论的核心位置.这无疑契合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因为新制度主义正是通过认知来解释制度,并把制度定义为能约束行动并提供秩序的共享规则体系.新制度主义认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人们总是运用常识性知识来理解现状,制度不是内化于个体的先验价值体系,而是由个体互动过程建构出来的产物.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家大多坚持这一基本认识,如迈耶和罗恩认为大的制度环境会对人们和组织行为模式的影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迪马吉奥和鲍威尔从组织间关系和组织场域层次讨论了制度同形性的问题;朱克尔强调对制度的微观基础进行分析,认为认知性信念对于行为具有支撑、锚定作用,即社会知识一旦被制度化,就会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成为客观实在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能够直接地传播开来[12].总之,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实践活动具有被视为当然现象而得到认可和接受的特征,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自我维持的结构中再生产其自身的特征,持续的稳定性和重复性不能简单地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概念来解释.四、尝试性的建构:实践理性取向的制度-行动分析框架实践理性基础之上的制度-行动分析框架,以常人方法学与现象学及实践行动理论等为基础,强调了认知因素与文化框架对行动和策略的影响.但这一认识并不排斥制度规范、价值因素维度的作用,因为从个体认知的角度来看,规范和价值(评价)要素同样会经由个体的认知而进入个体的行动之中,譬如制度场域中的行动既可能体现为制度对行动的价值导向作用,还可能是行动者通过对相关制度学习形成有效认知进而采取的一种利用制度的策略性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尝试建构出一种强调以认知因素以及实践行动理论为微观基础的,实践理性为取向的制度-行动分析框架.具体而言,这一分析框架更为关注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制度中的规制与规范性要素对行动者的约制与驱动.制度中的规制性因素强调其制约和调节行为的维度,规制过程通过确立相关规则与奖惩措施来影响行动取向;制度中的规范性因素则强调制度的评价性和义务性维度,制度作为一种规范性的规则通过个体内化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对个体行动而言,无论是制度的规制系统还是规范系统,均具有规制和限制作用,同时又具有使能作用(即制度赋予行动某种力量以促发其发生).比如,作为规制性制度中的奖惩措施和规范性制度中对角色形成的规范性期待,等等,它们既对行动主体起到约束作用又驱使其采取相应行动.制度对行动的规制作用抑或驱动作用,都是通过行动者形成的相关制度认知而产生的.制度文本建构出了如何种行动可为或何种行动被禁止的相关认知,并据此形成了遵从制度的合制度性行为又生成了规避制度的变通性行为.在相关制度出现之前或行动者尚未对其进行深度认知时,由于制度涉及的行动主体无意识使得上述行为并不存在.因此,行动者的制度认知使其能够有意识的采取相应行动,体现行动与制度认知二者间的密切相关.进一步来看,行动者的制度认知在这里主要是指行动者对制度文本体现的视若当然的价值取向或者评价标准的内化,如果制度场域内相关制度行动者违反了这种价值取向或者评价标准,将会引发制度相关者采取针对性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者的制度认知通常随着利益主体的变化而出现认知差异.因此,这种制度认知差异或认知偏向是制度性冲突产生原因之一,这种原因产生的制度性冲突集中体现在制度认知与行为评价二者间的错位匹配.因此,制度认知与行动偏好差异必然促使不同行动主体从各自利益的角度进行制度文本解读,并成为约束和驱动不同行动者采取不同行动的主要原因.(二)制度性利益建构出制度性冲突与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所谓制度性利益是指源于制度文本的规定所形成的在制度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分配,这种制度性利益既表现为制度文本对制度相关者进行的明确的权利规定,又表现为制度赋予行动者在制度实践中所拥有的不同权力、资格及地位.同一制度对处于其中并占据不同地位的相关主体,如作为制度实施主体的政府部门、作为制度约束对象的各类组织、个人等具有不同的意义.政府部门作为制度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在制度目标及实践过程中更为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和制度对约束对象的规制,在制度实践中偏向于运用制度条款约束与制度相关的各利益主体.相反,受制度约束的行动主体其制度认知侧重于从规范约束作用的反向寻找制度结构缝隙以实施规避制度的行动,以及关注政府部门的制度实践过程是否符合由制度所形成的相关规范性期待.因此,由制度性利益引发的不同行动偏好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容易形成制度性冲突.制度性冲突还体现为制度场中不同制度逻辑间的张力.制度逻辑是罗杰费尔南德和罗伯特阿尔弗德解释制度矛盾(制度性冲突)的分析性概念,认为每一种制度秩序都会遵循各自的中心逻辑,其体现为一套物质性的实践惯例和象征性的符号结构[13].在他们看来,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科层制政府、、家庭和基督教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场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14]及其所强调的不同评价基础和不同行动取向的优先性,如市场和官僚组织中强调作为工具理性的行动,那么认知具有优先性;家庭中强调表意性行动,所以情感具有优先性;宗教则更多强调的是一种价值理性活动,因此评价具有优先性.在制度场域中,各类制度相关者的制度认知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制度意义框架,进而导致其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制度相关者不同行动逻辑间的矛盾极易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引发冲突.例如,与住宅及小区管理相关的不同制度文本与政策规定构成了一个制度场,在这一制度场域内,作为制定者的政府遵循仲裁者的公平行动逻辑,开发商遵循市场中利益最大化行动逻辑,业主则遵循保护自身权益的产权人行动逻辑,行动主体的不同行事逻辑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在制度实践过程中产生矛盾.并且,制度文本、政策体现了相关利益群体间的制度性利益分配问题,必然造成行动主体对制度文本的不同解读.因此,不同行动主体间疏离的制度意义框架极易导致对制度性利益分配的争夺及不同的行动逻辑,进而引发制度性冲突.(三)互动情境中的行动者实践理性生成脚本化行动.常人方法学的破坏性实验揭示了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存在着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主要认为,意义并非由规范性共识建构而来,而是互动情境中行动者间的互动建构.具体来说,行动意义是由相关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之同建构的,行动主体间通过形成主体间性、运用默会性知识、构建认知类型等来共同赋予和生成着意义.同时,意义的产生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互动过程的最初阶段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意义指向,而是随着行动主体间互动的逐步开展和不断深入获得的,行动主体是逐渐认识到所采取行动的意义并且不断强化该行动的意义的.制度作为发挥行动者认知导向功能的索引性说明,加上行动者在互。
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 :韩毅著辽宁大学出版社序《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是韩毅同志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经修改、补充和完善而写成的一本专著。
这是一部近年来国内少见的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史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问题，并对我国经济史研究提出系统思考的著作。
作为一名老一代的经济史学工作者和作者的博士生导师，我对这部著作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史研究与以往的历史时期相比，不可谓不发达，也不可谓不繁荣。
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在不断地拓宽，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的数量也在大幅度地增加，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是可喜可贺的。
但是，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经济史学界的有识之士都在关心着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前途命运，也在思考着如何振兴我国经济史研究的良方佳策。
在我看来，还是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经济史研究，不断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同时也要大力地学习、借鉴囯际上先进的经济史理论、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尽快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实现与囯际的“接轨”，实现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
西方经济史学自世纪年代的“新经济史学革命”以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
新的理论、方法和流派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
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本框架的“制度经济史学”，在经济史研究中渐显实力。
特别是年美国的诺思教授因其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制度经济史学更是一跃而成为国际经济史研究中的主流。
其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仅极大改变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而且对理论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韩毅同志的这本专著，就是在全面考察了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变以及各种流派学说的基础上，着重对其最新发展阶段“历史的制度分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