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海国图志》与徐继畲《瀛环志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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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海国图志》与徐继畬《瀛环志略》比较
一、内容
《海国图志》的第一卷为筹海篇,专论战、守、款。第二卷为世界地图,内有东西两半球地图2幅,世界横图4幅,大西洋欧罗巴各国沿革图、小西洋利未利亚沿革图、东南洋各国沿革图、西南洋五印度沿革图各1幅,汉魏唐西域沿革图各1幅,元代疆域图及元经世大典图各1幅,日本图2幅,美利坚国图以及异域录俄罗斯国图、英吉利国图、安南图、荷兰所属南海葛留巴岛图各1幅,中国沿海全图1幅。其余各卷分别描述世界各国民情、民俗、历史、地理、政治、军事与科学技术等情况。《海国图志》排版格式为左图右史,而地图排列次序则是由近而远,由洲地图到分国地图。除了地图之外,有文字记述的异国情况,包括异国文字、货币、异国战舰、火器火攻、中国与西洋纪年表,并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地理科学知识,其地图内容比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更为翔实。
《瀛环志略》是一部研究近代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著作,主要内容有:第一卷介绍地球,皇清一统舆地全图、亚细亚、亚细亚东洋二国、南洋滨海各国;第二卷介绍亚细亚南洋各岛、东南洋大洋海各岛;第三卷介绍亚细亚五印度、印度以西回部四国;第四卷介绍欧罗巴、峨罗斯国、瑞国、哒国;第五卷介绍欧罗巴奥地利亚国、普鲁士国、日耳曼列国、瑞士国;第六卷介绍土耳其国、希腊国、意大里亚国、比利时国;第七卷介绍佛郎西国、西班牙国、葡萄牙国、英吉利国;第八卷介绍阿非利加各国;第九卷介绍亚墨利加、北亚墨利加冰疆、北亚墨利加英吉利属部、米利坚合众国;第十卷介绍北亚墨利加南境各国、南亚墨利加各国、亚墨利加海湾群岛。志略不仅介绍了这些地区的地理概况,还介绍了各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尤其是欧美近代工业、经济、技术及军事发展状况。
二、编纂意图:
《海国图志》: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从外部条件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给魏源造成的巨大的心灵震撼,即“愤”与“忧”,是促使他写出这一巨著的主要原因。章开沅指出:魏源在强调发愤与忧患之际,特别提出“愤悱”一词,构成了民族义愤的较高层次,把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从感情层次提高到理性层次,接触到了近代化这一命题。①苏中立、涂有光则把魏源的这种“哀民生之艰辛,忧军事之衰弱,愤吏治之腐败,忧人才之空泛和虚患”的思想,归结为忧患意识,他以这种忧患意识为起点,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从而写出了《海国图志》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巨著。②
潘振平认为,徐氏著书与时势变化有密切关系。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与外国打交道。徐在实践中深感以往文献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将自己接触到的材料和知识整理成册,以期使国人不再昧于
①章开沅.愤悱·讲画·变力[J].历史研究.1992.2
②苏中立.涂有光.论魏源的忧患意识[J].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外情,这就是他的初衷。至于其直接动因,则得自于偶然机遇,即与雅裨理的接触。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没有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间题,也没有提出仿效西方作某一方面的改革的任何建议。《瀛环志略》是一本社会地理学术著作,不是政论,也不是旨在向清朝政府提供治国治民的方案。我们不能以“文以载道”的要求来要求《瀛环志略》。它的可贵在于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那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尽可能有根据地、详细地向国人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这正是它不同于《海国图志》、高于《海国图志》的地方。①
三、世界观
《海国图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50卷扩充到100卷。50卷本偏重于“海国夷情”的一般介绍,60卷本增加了介绍西方先进技艺的篇幅,强化了“师夷长技”的观念。100卷本则涉及到了“西国政教例”,开始介绍其政治体制。这反应了魏源“世界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深化。
《海国图志》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了解的加深,到百卷本出版时,魏源开始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民主政体,详细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对此,论者们普遍肯定这是一种进步倾向,反映了魏源对封建专治制度的不满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但至于其性质及具体评价,却有明显的意见分歧。
张磊认为,魏源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肯定性介绍包含有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它冲击了封建君主制度万古长存的僵化观念,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民主派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先声。②李汉武的评价最高,他认为魏源称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垂亿世而无弊决不是即兴的赞词,而是他政治理想的真实流露。他明确表示了仰慕西方民主制度,表明了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而跨入了近代的门槛。③
《海国图志》无疑给长期封闭的国人带来了系统的世界知识,加速了国人传统世界观的崩溃和近代世界观的形成。章鸣九指出,魏源在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情况以后,又附上自己撰写的《释五大洲》、《释昆仑》,考辨世界中心问题,否定西洋图说把地球分为五大洲的说法,认为是“强割为五为四”,依然坚持中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处于世界中心的迂腐观念。④
魏源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是浮光掠影和支离破碎的,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肯定性介绍,虽然为以后变法思潮的勃兴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思想材料,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君主专制不抱希望,不易认定他有仿效西方的愿望。⑤西方的坚船利炮在魏源看来只是在“技”的层面,而师夷之技为的只是制夷,并不涉及用以来治理中国的内部社会,更不会涉及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
①章鸣九.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2(1).
②张磊,张苹.魏源思想诌议[J].学术研究,1994(6).
③李汉武.试论魏源历史观中的近代因素[J].求索,1983(4).
④章鸣九.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2(1).
⑤钟觉民.论魏源的开放观[A].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C].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丁伟志,陈崧.中体西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瀛环志略》通过对世界各国社会历史和现状的介绍,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在中国或者说在儒学文化圈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有自己独立发展进程的社会文明,尽管徐继畬没有使用“文明”或“文化”这样的概念。徐继畬特地详细介绍了建立在地中海沿岸的几个文明古国。徐继畬不像魏源那样,认为文明是创自亚洲,甚至是创自中国,然后“流被于欧罗巴洲”,而是认为欧洲文明有着自己独立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他打破了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开始正视中华文明以外的文明,用新的世界观来观察世界形势,并认识到西方殖民扩张的浪潮早已波及亚洲,中国实际上处于被包围之中。任复兴比较志略多种稿本后认为,徐氏已率先突破了以中华为世界中心的华夷观念,实现由一元世界观到多元世界观的飞跃。
他向中国人着重介绍了欧美近代化的政治制度,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做了富有肯定评价的介绍和评论,力图探索西方制度与国家富强之间的联系。并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总统华盛顿赞誉有加。徐继畬曾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僧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骚骚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回与诸国异。余当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① 1867年10月,他又在接受美国赠送的华盛顿画像仪式上所作的答辞中提出:“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传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②徐继畬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也是从传统三代之治和孔子的大同思想的角度来评价的,所以其思想仍旧是局限在天朝上国的思维范式里。尽管如此,于19世纪上半期,在经历了几千年愚昧落后的专制统治的中国,竟然有人能如此大胆而令人惊奇地向国人启蒙愚昧与落后,介绍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最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比较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而有远见的爱国的正义行为。
四、影响
魏源是提倡经世致用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其代表著作《皇朝经世文编》中丝毫没有涉及西学,可见在魏源“经世之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上没有西学的容身之处,就像老师上课所说的西学既没有进入“道”,也没有纳入“器”,还没有“中体西用”的概念。而《海国图志》的贡献不侧重于向国人介绍中国以外的陌生世界,而是在于他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和复兴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想对洋务运动有直接的影响,洋务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维新思想又与今文经学有密切联系。
魏源“师夷”思想对洋务思潮的积极影响。丁伟志认为,在“师夷”主张影响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知识界兴起了讲求世界史地,研究舰炮技艺的热潮。此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人兴办以铸炮造船
①《瀛环志略》第9卷,第43页。
②原载《纽约时报》,1868年3月29日.转引自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第167页。 为主的洋务,更是实地力行“师夷长技”的主张。①洋务派举办洋务,倡导改革,正是继承和实践了魏源的理论主张,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御夷之策”;初期洋务运动是在“师夷长技”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的,也没有超出魏源“师夷长技”的范围;而“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无论其内涵与外延都是“师夷长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洋务派正是魏源思想主张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另外,章鸣九认为,尽管魏源对西方的“长技”有所肯定,但他的按语却清楚地表明,他把西学视为“异端杂学”,这一对立态度,对中国人学习西方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并把这归结为后来洋务思想家长期不能突破“中体西用”的一个原因。②
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不同,《瀛环志略》在初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以前的学者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志略采取了比较韬晦的表述方式,“故言之不觉深切著明也”,这种温和的、寓言式的学术著作自然不能像“名为地志,其实武备大典’的《海国图志》那样激动人心,产生迅速而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局势日益危殆,“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奇耻大辱’,而痛苦求索时,愤激的情绪,昂扬的意气,简洁的答案远比扑朔迷离的寓言给予人们的印象深刻得多。而那些醉生梦死,苟且偷生,懒于思考者更不会去揣度作者文后之深刻底蕴。如果说《海国图志》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呐喊如一声炸雷而能使睡梦中的一部分大清臣民们抬头一瞥的话,志略则宛如一首抒情曲,较难惊开他们的睡眼,尽管后者要深沉得多。③另外,徐的思想相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走在前列的,因而在天下观仍旧是士人世界观的主宰时,徐的这种把外国与中国等同视之甚至认为西方的许多制度都优于中国的观念是当时的士大夫很难接受的。这也就决定了志略的命运,刚刚成书时是不被接受的。倒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受到当时一大批士大夫推崇的,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被认为是挽救天朝颜面的最好办法。